1976年10月，在中國，以華國鋒為首的“華派”逮捕了“文革派”，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結束了“文革”。
1978年在華國鋒的同意和鄧小平的推動以及在教育部門的操辦下，高等院校恢複了正規招生和考試入學，全國有570萬以“知青”為主的青年人應試，其中27萬人考入高校，他們成為“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批大學新生。他們遭遇過苦難，感知受教育權利的來之不易而刻苦學習。此時的大學校園裏還都是“文革”留下的瘡痍，連個像樣的食堂也沒有。教育功能重新複位，發展科技成為國家戰略。受到這種情勢的鼓舞和渴望情緒的支配，這時發生了知青自發的“大返城”運動。
在“文革”時期，約1,600萬知青被“上山下鄉”運動驅往農村或山區，據統計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達62％，還有數萬名女知青遭到了當地幹部和軍人的強奸。知青們在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後已不再有當年擔當“革命”急先鋒的豪邁，隻有忍受“變相勞改”的悲涼心境，他們對“前途茫然”的感覺極為痛苦。1978年9月，雲南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曆數廣大知青的艱困、苦惱以及對生活的絕望，要求返回城市。公開信在知青中廣泛流傳。1978年10月31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宣布不允許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學生還將繼續被分配去“上山下鄉”。華國鋒也在會議上指示“堅持知青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這意味著“文革”雖然結束，但對青少年的政策還要繼續決定中國年輕一代的命運。這遭到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父母家人的強烈反對。11月，雲南省國營農場的三萬名知青發起集體罷工，浩蕩的知青抗議很快席卷雲南全省，他們的口號是:“知青不是牛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 這些在“文革”中瘋狂地打人、批鬥、抄家、遣送、掘墳的前“紅衛兵”們，現在向世人展覽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們的返城要求被某副總理所叱責。這些以前的“革命闖將”如今無招，掩麵而泣。他們曾欺辱了很多別人，現在輪到他們也被欺辱。悲憤之下，1979年1月份雲南省萬名知青發起絕食抗議，他們給“中共中央”發送了一份短短的六字電報:“不回城，毋寧死”。北京受到震動，派出“中央調查組”趕赴雲南。三萬多名知青齊刷刷跪在泥土裏對“中央調查組”反複高呼“我們要回家”，場麵震撼人心。知青在雲南集體絕食的消息在全國迅速傳開，引起社會的軒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成都、重慶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長紛紛上街遊行和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請放我們的孩子回家吧！” 在此情態下，鄧小平進行了幹予。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問題”時也說“（上山下鄉運動）四個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 華國鋒畢竟厚道，也就同意了知青回城，這很快結束了對全國“上山下鄉”知青的處置，不僅救了已經“上山下鄉”知青的命運，也改變了尚在學校裏的青少年的未來前景。
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達760萬人，此後全國各地的知青全部陸續返城。此時，“鄧派”操縱政治局和國務院，在1979年2月全部撤銷了各地的“五•七幹校”。知青“上山下鄉”和幹部“下放勞動”政策的全麵廢止，不再拆散天下的夫妻父母兒女，實際上是恢複了家庭結構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單位的完整性。此後中共未對“上山下鄉運動”給予任何解釋或賠償，並極力避免討論那場涉及到一千多萬青少年命運的“上山下鄉運動”。
那些被“文革”荒廢了的知青返回城市，他們作為一個共命運的社會群體已不複存在。他們得到了就業安排，消融在社會的各行業之中，才發現自己落伍於時代。尤其是知青之中的“老三屆”，人已中年，居無定所，沒有積蓄，缺乏知識和技能，又在整體上被社會輿論當作“文革”罪犯受到譴責。在經曆了中國一輪輪的政治清洗和“革命”運動的狂熱之後，“老三屆”在正常社會裏成了少知識、無所長、思維僵化的邊緣群體。迄今為止，三十年來他們不停地抱怨：在身體發育時遇到大饑荒，在讀書時遇到“文革”，在就業時被“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後被社會歧視，結婚生孩子時遇到“一胎化”政策，在立業時正逢經濟製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數的“老三屆”憑著個人努力而獲得社會成功之外，那一代人被過早地斷送了終身。尤其是毛時代的“知青榜樣”董加耕、邢燕子之類更是害人害己害國家。大多數的知青，除了抱怨命運和訴說在農村受苦經曆之外，他們既不肯認識自己在“文革”中的責任，也沒有實事求是地對待自己和曆史的意願。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無辜者，認為自己在“文革”初期製造“紅色恐怖”的行為，是當時的國家責任，與己無關。他們甚至特別滑稽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集體犯罪”粉飾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天真無邪。他們諉過於時代，不敢承認自己是那時代的一部分。事實上他們很有資格質問：我們是怎樣被教導成那個樣子的？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心理錯位，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崛起”引為“青春無悔”──正是心癮難斷，談何救贖自己。這些曆史的灰燼，唯一去處隻能是曆史垃圾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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