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革”時期。1968年冬，毛澤東發動了讓青少年“上山下鄉”的猛烈浪潮，席卷全國。
一年前（1967），毛澤東還大讚道:“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而紅衛兵一鬧起來，就有辦法了……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麽法子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 現在，毛澤東卻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曆來如此。他們隻有鬧一鬧而已。” 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導演了萬人“工宣隊”強行闖入清華大學去鎮壓“紅衛兵”。 而“紅衛兵”不明情況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在中南海突然召見“五大造反紅衛兵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明確說要讓紅衛兵“統統走光，掃地出門”，他警告:“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實行殲滅。” 至此，“紅衛兵”失去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以“回校鬧革命”的名義讓他們返回校園受“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軍人宣傳隊”）的控製。對於社會上的群眾組織，毛澤東以“兩派群眾大聯合”為名，予以強行解散。這標誌著全國的“造反派”作為“文革”運動中最重要的群眾派別，被毛澤東利用後予以拋棄。就這樣，“群眾組織”黯然落幕，自下而上的“群眾造反”運動被一波波的整肅運動所取代。
全國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被各級“革委會”通令解散，群眾出版物、小報和傳單也統統被取締。1968年，全國各地開始大規模地動員青少年學生到農村、山區或者邊疆地區“插隊落戶”去進行農業勞動，改造自己，被簡稱為“上山下鄉”運動。絕大多數學生及其家庭對此待以消極抵製。1968年冬，毛澤東發出驅逐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由此，“上山下鄉”風暴來勢猛烈。各級“革委會”全力驅趕從初中到高中6個年級的中學生（當時統稱“老三屆”）到指定的邊遠地區或條件艱苦的農村，名曰“紮根農村”，不準返城。全國約一千萬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將”身份卻被強加了另一種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身份（簡稱“知青”）身份，轉眼成了事實上的被流放者。
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是人類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向鄉村的人口大遷移行動。毛澤東以個人意願，動用強權、政體製度和專政工具，褫奪千萬名青少年的居住、學習、生活和就業的基本權利。因此“上山下鄉”並不是一個將城鎮“就業人口”向農村傾泄的權宜手段，而是改造社會的“新生事物”之一，被賦予了深遠而激進的政治意義。狂熱的革命怪胎“紅衛兵”被毛澤東輕易所滅，並被利用來做為消除“城鄉差別”的鋪墊和構建新型社會模式的犧牲品。毛澤東再次勝利了。不久前還是“叱吒風雲”的一代青少年們被猝然掃出城鎮，被剝奪了受教育、就業、居住乃至對未來生活的一切選擇權，與“紅八月”被他們迫害遣送的“牛鬼蛇神”落入同樣命運，這才令他們知道了自己的“革命驕子”身份卑微得與“政治賤民”之距僅一步之遙。“紅衛兵”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紅衛兵”對整個社會所做的殘暴傷害記錄卻永不會消失。
動員青少年“上山下鄉”是“三結合”（學校、街道居委會、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驅趕，由逼迫轉而強製。進駐學校的“軍宣隊”或“工宣隊”對待那些“革命闖將”們現在是蠻橫粗暴而不容商量，指定去向，撤銷戶口，限期走人。斷絕青少年與戶籍製度配套的被嚴格控製的糧食定量及其他生活資料的配給，是“上山下鄉”運動的操作保證。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對學生家庭施以脅迫、騷擾、催逼、株連等卑劣手段。大部份學生不願意去，但無處可躲，在無休止的緊盯逼迫和“破壞上山下鄉”罪名威脅下，還是不得不去“上山下鄉”。到1969年春，“老三屆”學生全部被逐到了農村或山區，其中包括稚氣未脫、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齡小的學生僅15歲），他們被迫離開爹娘，帶著最簡單的行李到幾千裏外的陌生困苦地帶去終生勞動和自己生活，無人照顧他們。每個學生的“上山下鄉”都意味著一個家庭的骨肉分離，家家戶戶無不怨聲載道，但又無可奈何。見證者說：“寒風凜冽，（運送學生的）火車啟動時，許多同學和送行的家長都‘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那場麵，家長追著火車哭，學生們無數稚嫩纖細的手臂伸出火車窗外，仿佛要抓住父母的衣襟，車站廣播喇叭的“革命”歌曲聲混合著人們的集體哭聲，雄壯而可怕，響徹車站。
此後，在中國，學生隻被允許上學到初中便必須“上山下鄉” ，一代青少年的學業和青春被荒廢，他們所有的人生夢想都被破滅了。那些知青到了還在搞“清理階級隊伍”的農村，“大隊部裏每天都在打人，許多人被捆被吊”，但仍有一些知青惡習不改、充當打手，從而再次犯罪。千萬的知青看到了中國農村的驚人貧窮和過份愚昧，還了解到在以前“大躍進”時，糧食爛在地裏，農民卻被命令去砍樹“煉鋼”；在大饑荒時農民受餓不過，偷吃點田裏未熟的糧食，村幹部就帶著“民兵”抓起來毒打；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餓死等等。許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義，以及對“革命”信念產生懷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們踐踏了別人而現在輪到自己也被踐踏，他們給自己栽種了“上山下鄉”的苦果。他們生存艱辛，有知青說:“我們根本就沒有真正吃過一頓飽飯，每天吃的是加了一點玉米麵的紅薯粥，偶然能吃上一次饅頭（注：麵粉食品）就是很高興的事情，根本不要想吃肉（注：農村不配給肉蛋副食品）。我們和農民們一樣，除了平均每天7兩（0.77磅）口糧，其餘的糧食必須全部交給國家。” 中國農業產出的低下，使農民們抵觸“知青”來消耗他們極為有限的生存資源。但農民對知青還是抱以鄉情愛護、同時又保持一些戒心的。而知青們不甘心在農村山區呆一輩子，他們悲觀失望，苦悶無奈，自暴自棄，神聖的“紅寶書”的薄韌紙成了他們卷煙葉的用材。他們的優越感使他們在內心鄙視農民（雖然他們都虛偽地喊“向貧下中農學習”），他們自發地抗拒被農民的同化（例如知青頑強地保持刷牙習慣）並向往著不惜一切代價返回城市。他們剛剛開始為自己的孽行付出代價。他們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唯一收獲是逐漸具備了與他們年齡不相稱的心機，讓他們在黑暗時代裏悄悄各自發展著黑暗的念頭。
這種“上山下鄉”政策持續了10年，總數達1,600萬人，占中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國家花費的安置經費超過了百億元。
人類自遠古而建有家庭以來，沒有出現過把夫妻分開、把親子拆散的社會。而以“五•七道路”為不可動搖基礎的“上山下鄉”運動，終於實現了“使天下萬民妻離子散”。
1971年，中國政局突變，發生了“林彪事件”。 人們對“上山下鄉”的不滿比較公開化了。表明了“上山下鄉”騙局逐漸破滅。“林彪事件”不僅改變了“知青”對“上山下鄉”的態度，也是毛澤東走下坡路的開始。”
1976年9月9日淩晨毛澤東去世。9月9日下午4時“新華社”公布了毛澤東去世的訃告。毛澤東，這個被稱作“偉大舵手”的人，終於死掉了。在中國，氣氛靜寂而詭異，在各地集體聽廣播訃告的群眾，除了少數痛哭流涕要表現“悲痛”的人，多數人的反應是瞬間麻木，繼之費解，他們垂下頭顱，以哀傷狀的沉默表達對毛澤東死亡的迷茫。當然“上山下鄉”的知青是有理由不感悲痛的。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