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我與胡適的交往

何炳棣：我與胡適的交往

2017-04-06 何炳棣 愛思想網

 

 

• 何先生出生於1917年4月6日，曾就讀清華大學曆史係，1944年考取第六屆庚款留美公費，次年赴美入讀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及西歐史。他先後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並榮任為曆史講座教授；1966年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獲選為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1987年退休。2012年6月7日逝世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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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讀史閱世六十年·海外篇》，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

 

台灣海峽兩岸回憶、批判、研究胡適的文章和專書，恐怕已有數百萬言之多，但自覺胡先生對我談過的話，有些是外間從未得聞的，因此應該具有相當史料價值。談話既多半是隨興而發的，追憶的方式是以“編年”為主，輔以略加分類和不加分類的雜憶。

 

我初瞻適之先生風采是在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地點是紐約曼頓東城華美協進社。那時我們同船來美的第六屆清華庚款留美公費生，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第四十二街碼頭登陸之後，還有一部分留在紐約接洽或更改入學事。隻有我一人早已決定進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英國及西歐史的博士學位。那天在百人以上的集會中，胡先生僅僅向大家遙遙舉手招呼而未作談話，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風度卻十分具有魅力。

 

我首次和胡先生交談是1946年三月初。他接受了哥大公開演講的邀請之後，注冊課的外籍學生顧問就選了我作為學生四人小組的成員，屆時要坐在台上向胡先生發問。那時哥大校董會耐心地期待艾森豪元帥遲早會接受哥大校長的職位，所以一時沒有校長。胡先生演講那天晚餐的主人是代理校長。這位主人坐在長桌的下端，胡先生坐在直對著他的上端，右手旁是政治係國際關係教授Nathaniel Peiffer，左手邊就是我。入座前胡先生略略問了我的背景。我告他我原籍浙江金華，生在天津，曾在南開中學和清華大學讀書，何炳鬆是比我大二十多歲的嫡堂哥哥。他立即談到金華南宋時人文之盛，“試看現存的《金華叢書》多麽了不起。”我回答說：“金華明初以後人文大衰，到了清朝已變成徽州人的三等殖民地。”他問我：“何以三等?”我說：“頭等的去揚州，二等的去蘇、杭、金華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賈，多半幾代前已經落籍，我們何家有些姑娘就嫁給徽州方、鄭諸姓。”胡先生順口作一案語：“看你雖在北方長大，對鄉土的情形還是相當清楚的。”

 

初次交談中我最大膽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發笑。我說：“記得南開中學1932年剛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學聚在範孫樓前空地無所事事。一位同學指著那穿著白“T恤”，騎在幾乎完全不動的自行車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說‘就是胡適的兒子，由於過於貪玩，國文竟不及格。’”胡先生聽了，果然大笑，大聲用英文對Peiffer教授說：“你聽，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國二十世紀文藝複興之父的兒子居然國(中)文不及格!”

 

當晚胡先生演講的主題是：第二次大戰後遠東國際新形勢。指出最可慮的是蘇聯勢力的膨脹及其可能對中國內部問題的影響。他完全不帶講稿，流利的英文中略帶一點下江音。演講中隻有一個過於大意之處，他曾以一個小孩作比喻，說他愛吃糖(sugar)，一、兩秒之後馬上就自我糾正，說：“對不起，應該是糖果(candy)。”這場演講內容平平，略近宣傳，但胡先生態度極其自然，對全體聽眾和台上台下的發言者完全鎮得住。

 

我惟一的一次在紐約胡府吃飯是1952年六月五日。那時我已完成哥大英國史的博士論文，已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了四年書，並且已經得到溫古華僑領們的允諾，秋間可以完成五千元籌購中文圖書的捐款。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購他私藏的全部偽滿原本《清實錄》。由於早就知道他老人家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從我的立場總以相當超過當時市價買進為快。不料胡先生卻極堅定地說，他已決定把它贈送給普林斯敦大學的遠東圖書館了。

 

這次晚飯前後，我們的談話大體上是圍繞著我當時所作的研究——十八世紀的兩淮鹽商及商業資本。這可能是他和我之間惟一一次有真正共同興趣的學術談話。主題談完，胡先生送我一本《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並感慨地對清華和北大加以比較和回憶。他說：“清華文學院一向是比較‘謹慎’、比較‘小’，而北大則大不相同。隻要我一天當北大校長，我就有把握把文學院辦成世界第一流；可是……”這時他和我對大陸上的院校改組計劃都還不知其詳，但是胡先生的話，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

 

1958年九月初至1959年八月底是我和適之先生接觸最頻繁的一年。這一學年的首尾四個月，他和我都在紐約。我是充任哥大東亞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任務是完成《明清社會史論》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傳，經常來所錄音，由唐德剛整理翻譯。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務期間，我也於1958年十二月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之命，飛往港澳洽購一個五萬多冊線裝書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長新居作客六日(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晨)。據胡先生麵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離開的第一屆院士陳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飯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長朱騮先(家驊)先生。在這飯桌上我初次品嚐了於景讓先生成功育出的無籽西瓜。

 

我雖然在胡寓原則上作客六天，可是天天忙於訪問史語所和台大等處的舊師友，結識新學人，被迫在台大公開演講明清人口及其相關諸問題，此外還要在聖誕前夕去台中東海大學探視楊紹震學長。記得當晚露天盒餐，睡時發燒。翌晨(聖誕日)返南港，幸而胡先生最不信宗教，節日一如平日，再一晚即匆匆飛回溫古華報告完成洽購圖書任務。這六天胡先生更是天天忙於會客，他和我反而很少長談機會。但有三點，我永不能忘。一、我在港澳每天海鮮小吃大宴，在胡寓第一晚即瀉肚。由於胡先生習慣於夜靜寫作，聽見我夜間的動靜，第二天早晨親到廚房囑咐他最依賴的徽州廚子為我準備些麵條等素淨軟食，不可多用青菜，因肚瀉者不易消化大量的植物纖維。從這小事即可反映出他老人家待人的極度細心。二、某晚稍閑，我問他說：“胡先生，據我揣測，您生平醒的時間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會客，對不對?”他沉思片刻，說這估計大概與事實相差不遠。三、某日上午九日左右，我剛要進城，廚子向胡先生遞上一張名片。胡先生相當生氣地流露出對此人品格及動機的不滿，但想了一想，還是決定接見。當我走出門時正聽見胡先生大聲地招呼他：“這好幾個月都沒聽到你的動靜，你是不是又在搞什麽新把戲?”緊隨著就是雙方帶說帶笑的聲音。可以想見，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處之一：對人懷疑要留餘步；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和胡先生最重要的談話的時間是1960年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和傍晚，地點是他紐約的公寓。這年夏天我主要的任務是代表加拿大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並宣讀“明清統治階級的社會成分”(即《明清社會史論》一書的主要統計部分)一文。唐德剛兄在機場接我，一見到我就說胡先生向他留了話，叫我在哥大旅舍訂了房間之後，馬上就給胡先生打電話。我當然照辦，胡先生在電話裏說：“這次要你小破費，不要搭地下鐵，馬上坐計程車盡快到我家，恰好太太出去打麻將二十個鍾頭以上還沒回家。”

 

我趕到之後，第一句告訴胡先生的話就是：中共原定派遣三百多人的大代表團臨時取消了，所有八月初與會的漢學家們馬上就知道中蘇關係嚴重地惡化了。我隨即摘要講述我對蘇聯的正麵、特別是負麵的種種印象，胡先生興致極濃，不覺已占去至少半個鍾頭。

 

胡先生說正因為興致好，所以要把悶在心中將近兩年的話向我直說。大意是我曾於1958年英譯毛澤東兩首《沁園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獨立寒秋，湘江北去……”開頭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慶後立即發表的，以“北國風光，千裏冰封”開頭的由詠雪而論古今人物的。英譯之前我並且寫了序文，發表於加拿大《皇後〔大學〕季刊》夏季號。胡先生責我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誇他頗不無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的班呢!”我說我並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說是王際真(哥大中國文學教授)給他看的。更接著說，毛那兩首詞裏有些句子還不配稱為薛璠體呢。我卻堅持不讓，指出毛詞修辭、氣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寫景之中滲進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等等)實不無可取之處。胡先生兩三分鍾仍堅持原見。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錦熙、鄧廣銘合寫的《齊白石年譜》，說齊詩好就好在它的薛璠體，為什麽對毛用雙重標準來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堅持立場不稍讓，忽然用英文說：“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須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隨興也用英語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國二十世紀文藝複興之父都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麽會是一個特別糟糕的詩(詞)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時哈哈大笑，握手結束了這小小的爭執。

 

再也沒想到胡先生立即嚴肅地說：“炳棣，我多年來也有對你不起的地方。你記得你曾對我說過好幾次，傅孟真辦史語所，不但承繼了清代樸學的傳統，並且把歐洲的語言、哲學、心理，甚至比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裏輸入了；但是他卻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學觀點、選題、綜合、方法和社會科學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說，我每次把你搪塞住，總是說這事談何容易等等… …今天我非要向你講實話不可：你必須了解，我在康奈爾頭兩年是念農科的，後兩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學也不過隻有兩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會科學，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語所做到?”

 

這番話使我肅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覺到胡先生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像的還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會講出如此坦誠的話。這番話他生平可能隻講過一次。

 

胡先生接著說：“今天談得非常高興，我答應給你寫字已好多年了，現在請你磨墨吧。”他於是很用心地給我寫了每字寸半見方的八句杜甫的“羌村”。海外朋友中保藏的胡先生墨跡字體很少有這樣大的。

 

寫完之後，胡先生仍是海闊天空，談興甚濃。稍事休息之後，他站起來伸腰，我也隨著站起。他突然問我：“你相信胡適的兒子在大陸會罵他的老子嗎?”對這冷不及防家人父子間的問題捉摸不住，我隻好不甚加思索地回答：“當然不會。”

 

沒多久胡老太太江冬秀回家了。她問我住在哪裏，我告她在哥大王冠旅館。她說紐約治安不好，天真黑了回去不大安全。我已與胡先生談了足足三個鍾頭，雖亟望能請二老出去好好吃一頓晚餐，也不能不為胡先生體力著想，就此告別了。不料這是和胡先生最後的一次談話。

 

當1962年早春得悉適之先生遽歸道山的消息，我對我們之間最後一次的談話重作反思時，才感覺到當時胡先生的一種相當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說而不肯說的話說出，平常不會提出的問題提出。最後問我有關思社(胡先生留在大陸的次子)的問題，內中似有隱痛。

 

胡先生一生雖以博雅寬宏，處世“中庸”著聞於世，但由於他深深自覺是當代學術、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獷不拘、恣意戲謔、大失公允的一麵，而這一麵是一般有關胡先生書文中較少涉及的。為存真，逐條憶錄先生原來語句，隨之以筆者的補充和詮釋。

 

“墨子簡直就是共產黨!”

 

筆者案：這顯然隻是針對著《墨子》“尚同”等章而發的。意思是墨子堅持隻能以聖王的意誌為全民意誌，個人是不能有一己的意誌的，人民隻能絕對服從最高領導的意誌。

 

“陳寅恪就是記性好。”

 

筆者案：陳寅恪師國學根基之深厚、亞歐古代語言之具有閱讀之能力、中古史實製度考訂之精辟、詩文與社會史相互闡發之清新深廣，世罕其匹，自有公論。所有陳師這不可及處僅以“記性好”三字輕輕點過，就足以反映胡先生內心中是如何自負，語言中如何不肯承認其他當代學人有比他更“高”之處。

 

“馬寅初每天晚上一個冷水澡，沒有女人是過不了日子的。”

 

筆者案：胡先生每喜戲謔，這話在1958-1959年同我說了不止一次。最後一次是在1959年八月下旬何廉先生為我餞別的晚餐時當著幾位太太麵笑著說的。妙在太太們瞠目不解冷水澡的作用，無人接話。但這軼事卻很好地解說馬老生命力之強，能活到百歲是有原因的。

 

胡先生另一可愛之處是他到老都還保留了一些頑童以明知故犯為樂的痕跡。由於胡先生知道我午餐的邀請，不但出於至誠並且對我不是經濟負擔，所以1958年秋和1959年夏他和我曾幾度在哥大附近天津樓吃午飯。這家飯館韓老板是天津人，第二老板是福州人，所以紅燒活鯉魚、炸蝦球、酸辣湯、鍋貼等等都極可口。不止一次飯後胡先生不太好意思地微笑著說：“今天吃的談的都很開心，似乎可以破例抽一支煙了。”也就在一次抽完煙十分輕鬆的情緒中，胡先生把領帶翻過來給我看，下端有一小拉鏈，內中藏有一張五元的美鈔。他說這是太太非常仔細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搶了，還有這五元錢定可以搭一輛計程車平安回東城公寓。這個小秘密似乎從未曾刊印過。

 

此外，從胡先生長公子祖望先生獲悉適之先生的生活片麵，彌足珍惜。祖望在南開中學比我晚兩班，當時未曾交談過。六十年代前半，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朱晉康先生是我溫古華的老朋友，又是祖望華府近郊的鄰居。祖望那時是大使館經濟專員。1962年和1963年初夏我都到國會圖書館短期搜集史料，祖望兩度邀我晚飯後到他寓所，同享當地名產半軟殼的海螃蟹。

 

祖望證實了胡先生對國畫的愛好，並提到胡先生與徐悲鴻很不尋常的交誼。七七抗戰以前，徐曾在北平胡府作過幾個月的客人。徐經常畫馬，凡不甚中意的照例“給你們小孩子拿去玩吧。”祖望以未經心收藏為憾。胡先生喜愛齊白石的畫和與這老畫家的交誼是屢見著錄的。但胡先生一生兩袖清風，並沒有充裕的經濟能力大事收藏古今名畫。祖望手頭僅存有齊氏大型仕女冊頁四幀，筆力遒勁、色墨和諧(青頭皮極醒目)、構圖精簡、生趣盎然，為坊間極為罕見之最珍品。

 

記得一次我告訴祖望，我多年講授中國通史，有兩篇適之先生妙趣橫生的文章是全班必讀的：一是講禪宗的“中國的印度化”，一是《中國“二十世紀”文藝複興》五講中有關傳統中國社會與婦女的一文。後者指出傳統中國婦女不但地位遠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沒有任何其他傳統文化產生過比中國還多的，以怕老婆為主題的故事和小說。這看法雖太偏頗，但用以矯正近代西方社會學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祖望聽了之後，不由地指出世上確有不少笨伯認為適之先生是終身懼內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請問那一個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揚傳統中國文化是一個怕老婆文化的人，會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極力隱藏還來不及，怎敢公開宣揚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觀察是具有權威性的。

 

追憶適之先生，也不能不一提至今尚未見於著錄的，一位保守碩學的史家，對他經常的“罵”。我1937年-1938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借讀而算是清華大學畢業，拿到一年哈佛燕京獎學金，所以1938年-1939年我到北平燕京大學曆史係作了一年研究生。曾旁聽一門鄧之誠(文如)先生的課。鄧的祖父是曾任雲貴和兩廣總督的鄧廷楨，之誠先生是在雲南長大的。他最不喜歡白話文，學生試卷中凡用“的”之處，他都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話說：“同學們，千萬要聽明白，城裏麵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據說，每課每學期他要這樣罵一次。至於鄧氏儀式般罵胡是出自白話文運動，或是出自胡先生早期考證(如《紅夢樓》作者之類)曾獲益於鄧氏《骨董瑣記》或其他紮記而不明言，尚待有閑詳考。

 

結束這篇回憶，必須征引唐德剛《胡適雜記》119頁：“學曆史的人當然更要說胡適之不懂現代史學，但是那目空當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說胡先生‘不世出’。”

 

德剛與我在五十年代接觸頻繁，但他此處對我誤解了。從我這篇回憶裏，很顯然胡先生最後才同意我對他再三的建議——搞曆史必須借鏡西洋史的觀點、方法、選題、綜合，必須利用社會科學，有時甚至自然科學的工具。我對胡先生的景仰之處決不是他的史學，而是他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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