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講真話的身體力行者

今天是巴金110周年誕辰。

2014-11-25 吳琪 三聯生活周刊

今天是作家巴金的110周年誕辰。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1923年離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學，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生涯。

晚年巴金寫字的艱辛，深深印在每一個探望者的腦海裏：“輪椅上架著一個板子，顫抖的手幾乎拿不住筆”，每寫一個字都要費力很久。除去身體的病痛，巴金一直處在“文革”後的心靈折磨中。這個自稱“五四運動產兒”的知識分子，一生曾像聖徒一樣追尋著“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他的內心痛苦而執著，他寫是因為有話要說。

 

巴金

《隨想錄》的痛苦解剖

巴金雖然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可是他晚年卻好幾次在公開場合說：“我不是作家。”上海市作協副主席趙長天從1985年從事作協行政工作後，開始和巴老有了接觸。“怎麽作協主席會說自己不是作家呢？”趙長天告訴本刊，一開始他感到很奇怪，但是慢慢開始明白巴金的說法。“老人家並不是在自謙，他寫作不是衝著作家這個職業來的，而是他一直想到達內心追求探索的理想社會，隻不過寫作成為他最好的表達方式，終生未變。”

巴金不善言辭，性格內向，一口四川話說起來訥訥的，外人初聽起來有些費勁。或許正是因為不善言辭，他特別珍視文字的表達。在“文革”中，巴金無法提筆創作，翻譯文章也不可能發表，但他每天翻譯幾百字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

1977年能夠重新開始寫作時，巴金已經73歲。他給自己訂了一個寫作計劃：一、每年寫一本《隨想錄》；二、寫兩部反映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說；三、寫一本《創作回憶錄》；四，把一百幾十萬字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翻譯完。侄子李致對巴金的計劃有些不同看法，他勸巴老，應該抓緊時間創作，翻譯的事情可以往後放放，甚至讓別人去做。巴金很少爭辯，卻依舊沒有放鬆翻譯。直到後來李致看到巴金的《一封信》，裏邊提到他每天翻譯幾百字，“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19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裏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那樣咒罵‘四人幫’橫行的法西斯專政，我相信他們橫行的日子不會太久……”在《〈往事與隨想〉（第一冊）譯後記》中，巴金說道：“我的經曆雖然簡單，但是我的心裏也有一團火，它也在燃燒。我有感情要發泄，有愛憎需要傾吐。我也有血有淚，它們要通過紙筆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

與外表的溫和寡言相比，巴金的內心仿佛有一鍋燒熱的油，隨時就要潑泄出來。他重新提筆之後第一篇文章就寫道：“我即使餓死，也不會出賣靈魂，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年老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政治鬥爭的噩夢中。研究者陳思和原以為所謂噩夢隻是老人的一種文學修辭手法，但是後來才從巴金家人那裏得知，老人真的時常噩夢纏身。“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在比巴金晚一輩的詩人邵燕祥看來，“後來回想起來，其實當時內心真正痛苦的，是受過近現代啟蒙思想熏陶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製的觀念，‘文革’中讓他們違心地表態是非常痛苦的”。巴金一直沒有否認他的思想由愛國主義、人道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三部分組成。早年的思想啟蒙使他一直夢想著：“在我的心靈中有一個願望：我願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張口都有飽飯，每顆心都得到溫暖。我要揩幹每個人的眼淚，不讓任何人落掉別人的一根頭發。”侄子李致向本刊分析說，這些超越黨派之上的大同理想，其實幾乎是空想社會，巴金自知這樣的社會很難實現，但是他仍然覺得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來接近自己的理想。雖然經曆了“文革”，不管對朋友怎樣看待，巴金在任何時候都真誠地幫助他們，彭新琪評價道：“巴金一直很有威望，他那麽長時間的威望建立在真誠、厚道上，對任何人都是幫助的態度，有作品來就想發表，沒有成見，從不在背後講別人的壞話，全身就是一個‘愛’字，朋友們於是都很尊重他。”

巴金晚年照片

《隨想錄》最初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時，編輯潘際垌經常拿到稿子後，激動地給好友黃苗子看。“那時候基本上是‘傷痕文學’，大家回憶在半步橋、在秦城監獄裏受難的遭遇，突然之間看到巴老這種正氣凜然，掏心底說的話，和我們想說又沒有說出來的話一樣，我們是邊看邊流淚。”巴金敢於說話，“但不是憑感覺說話，而是冷靜地經過思索和實踐後說出來的話，所以非常有分量”。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爾斯泰為自己的榜樣，畢生追求一個講真話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對於自我懺悔式的《隨想錄》，他曾說：“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幹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巴金生前一直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希望後人不要忘記這段脫離正軌的曆史。

重新提筆後，巴金寫了80多萬字。李致告訴本刊，巴老患帕金森症，幾次骨折，舉筆似有千斤重，可是每個字都要自己來寫。如果目睹巴金寫字的艱辛，便會理解這些字句都是他內心的呼喊，直到生命最後一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巴老和他散步時曾提到，如果自己身體不行了，希望能夠安樂死。95歲後他無法自主控製的身體和清醒的頭腦，對老人實際上是個折磨，他已經很難表達自我了。病痛中的巴金曾經艱難地說，“我為你們而活”。華東醫院成立了保巴金百歲小組，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在101歲之後再次病危，家屬和醫院都希望放棄搶救，最終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的同意。一直到老人去世前，家人還在替他用“李堯棠”的本名捐款。光是最後十來年老人家給“希望工程”的捐款，就超過50萬元。

1958年“大躍進”高潮中，巴金又一次走上街頭散發傳單

無政府主義者的被改造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巴金基本上是在謹慎地沉默。巴金早年反封建的激情作品曾把無數年輕人帶進了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但他並不隸屬於某個政黨。新中國成立後巴金沒有領過工資，靠稿費生活，他仍舊希望做一個獨立的寫作者，保持“人的獨立思考”。但是在起伏的政治運動中，身處其中的巴金既超脫不了當時的環境，又不願陷得太深。他超越政黨之上的愛國主義，最初試圖對新政權保持局外者的冷靜，卻終於被各種改造運動深深地拽了進去。

新政權剛開始並不完全信任他。據說，巴金和胡風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屆文代會邀請通知的人，他當時擔任的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委員、上海文聯副主席等虛職。但他的舊作並不是像沈從文那樣被通知毀版，相反卻在他與兄弟辦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與那些爭著表態批判自己的人相比，40多歲的巴金隻是不痛不癢地做了有限的一點自我批評：“時代是大步地前進了，而我個人卻還在緩慢地走著。在這個新的時代麵前，我的過去作品顯得多麽的軟弱，失色！”

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周立民分析道，別有意味的是，巴金在新政權中第一次公開發出聲音，是把自己界定為一個局外者的。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巴金說，“我是來學習的”。巴金的單位是作家協會，但是他放棄領工資，他與朋友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終因相互矛盾而退出，另與兄弟辦平明出版社。出版社必須公私合營，巴金1952年到北京的時候，感受到這種氣氛，幾次寫信與蕭珊討論生計問題。他謝絕了工資，也許是希望自己能保持一個單純文人的位置。

但是丁玲向他發難了。這位以《沙菲女士的日記》而聞名於上世紀20年代末上海文壇的女作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擔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作協黨組書記兼副主席，她有意識地清理巴金、冰心等當時年輕人十分喜愛的作家作品的影響。

書齋已經不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巴金於是必須從他希望的清淨中走出來。巴金對自身和作品的信心被急風暴雨般的革命運動逐步打擊。在全國文聯組織的“朝鮮戰地訪問團”赴朝之前，他在家書中表現出分外想家。巴金研究者李輝提到，巴金當時其實並不像其他革命者那樣熱情高漲，對於前景，他的內心惶惑不安。在給蕭珊的家信中，他屢次提到對家的分外留戀，“我的確想家，我真不願意離開‘家’，離開你們。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戰鬥。我是一個最大的溫情主義者，我對什麽地方都留戀。我最願意待在一個地方，可是我卻到處跑過了。我最願意安安穩穩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卻要放棄一切到朝鮮去。我知道我有相當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戰鬥，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更有用的人”。

很快，巴金責無旁貸寫起了歌功頌德的文章，《大歡樂的日子》、《團圓》（即後來被改編成的《英雄兒女》），熱烈的讚美與表態，是巴金創作世界和平題材作品的一個特色。他覺得新社會對共產主義的宣傳，沒有失業，沒有痛苦，也讓他真心地激動。巴金是要堅持寫作，但他不要求入黨，不以政治活動家為自己的目標。而研究者周立民分析說，讀巴金寫朝鮮戰場的文章，除了萬丈熱情外，卻找不到他自己的身影，這也是“換筆”後的巴金比較重要的變化。過去巴金在文章中敞開心扉，顯得坦誠真摯，可是現在的他總是吞吞吐吐，好像盡量不觸及自己的內心世界。及至到了“文革”中，人們不得不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表態，追求說真話的巴金，陷入了精神上的極大痛苦。當他再次能敞開心扉寫作，是在“文革”結束後。晚年巴金在《隨想錄》裏剖析的，也正是這種在時局的壓迫下“由人變獸”的悲哀。

《收獲》的堅持

文學始終是巴金表達自我和實現社會理想的承載物。1957年，章靳以拉著好友巴金一起創辦《收獲》雜誌，在“雙百方針”的指導下創刊的大型文學刊物讓文學界激動不已。作為章靳以的學生，從1957年《收獲》創刊開始就任編輯的彭新琪記得，“章靳以開會的時候躊躇滿誌地告訴我們，《收獲》與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聯係稿子的事情，也提倡發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發表，聽讀者意見，然後反饋給作者，改了之後再出書，達到讀者和作者的雙重收獲”。

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著給予工作幫助，他對政治並無太大興趣，隻希望用寫作反映生活、表達理想。“他們都是對人特別真誠的人，那時有不知名的年輕作者上門來，有的訴說自己的困難，他們都會送錢給人家。”趙長天感慨，巴金這樣接受“五四”思想影響的文人，內心有著非常深刻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巴金一直說讀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不管對待讀者還是年輕作者，都非常平等寬厚。

除去主編章靳以和巴金，還有編輯部主任、理論、詩歌等共6個編輯，章靳以讚成“人少好辦事，沒有人事關係，也沒有嚴密分工”。很快作家們以能在《收獲》上發表自己作品為榮，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本專門發表中長篇文學作品的大型刊物。當時《收獲》強調作家有自己的風格，編輯不要輕易修改，有意見寫信給作家，讓作家自己改。而且考慮到作家往往清貧，稿子剛剛上版，就開出稿費了，所以往往刊物出來之前，作家就已經拿到稿費了。

可是好景不長，《收獲》辦到第二期就開始“反右”，政治運動就使《收獲》大傷元氣，有些作品編輯拿到後覺得燙手，因為政治原因或者新樣式，不敢發。迫於形勢，第二期又寫了一個《寫在〈收獲〉創刊的時候》，表明態度，擁護黨的領導，不是自由化。當時迫於形勢，每期要發表哪個作家作品，都得寫信到當地黨委征求意見，因為一個進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動作家了。於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學性來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來看作品。

而一向為人謙和的巴金，並不是一個溫吞的“老好人”。李致說，年輕時巴金信奉無政府主義，他的作品被一些評論家批評，巴金回答評論家的文章措辭非常尖銳，從中能讓人感受到他強烈的個性。隨著時光的打磨，性情忠厚的巴金很少外露地表達自己的情緒，但並不代表他沒有明確的愛憎。

中年時的巴金，已經痛苦地感受到文學和作家被政治的扭曲。在一連串痛苦的思索後，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會，巴金在會上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講話。在當時嚴密的政治控製下，巴金直言不諱的發言即使在今天看來，也讓人驚詫。巴金當眾說：“我覺得作為作家，我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我一直把時間花在各種各樣的事情上麵，我仍然講得多，寫得少，而且寫得很差……我常常責備自己缺乏勇氣，責任心不強，但有時我又會替自己辯解，因為像我這樣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人並不太少……”這篇發言在當時引起不小的反響，大家都體會到了巴金作為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

1979年《收獲》複刊，兩三年的時間內發行量從10萬冊躍進到110萬冊，作為編輯的巴金極力推動一大批年輕作家的新作品。叢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張一弓《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諶容《人到中年》等等，這些在當時引起不小爭議的小說，得到了巴金的全力支持。馮驥才、諶容、路遙、葉辛、張抗抗、張辛欣、賈平凹、王安憶為代表的一大批年輕作家，通過《收獲》走上了文壇。

1962年在家中，巴金興致勃勃地與兒子對弈

家的溫暖

早年逃離封建家庭的巴金，說過自己“鞭撻的是製度，而不是人”。研究者陳思和向本刊提到，巴金寫《家》的時候，最初是在上海一家小報連載的，“為了適合上海市民的閱讀欲望，用的是反思自己家庭的故事，從效果和閱讀麵上反響很好。但《家》裏頭的高太爺與巴金的祖父又是很不一樣的，巴金晚年提到，其實祖父是相當慈愛善良的”。

父母也給了他無私的愛，巴金三兄弟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他們卻從自己的母親和“下人”那兒學到“愛”。巴金曾說：“我的第一個先生就是我的母親。……使我認識‘愛’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滿地體現了一個‘愛’字。她使我知道人間的溫暖；她使我知道愛與被愛的幸福。”內心感情豐富的巴金，等到自己有了家庭之後，對家的眷戀使他甚至不願意遠行。巴金感慨到，自己40歲才結婚，等到有了家庭才知道家的溫暖，原本晚婚是因為深感家的責任重大和溫暖。蕭珊聽到別人轉述的這段話時，曾感動得流淚。

巴金年輕時的選擇，雖然有對封建家庭的逃離，兄弟親人間卻滿是真情。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過程中，巴金所感受到的親情既使他悵然也溫暖。三兄弟都深受“五四”精神的感化，對理想中的新社會充滿向往，既喜歡音樂又懂英語。年輕的三哥和巴金逃離出家庭試圖為國家的命運去抗爭，大哥內心也有著高遠的夢想，卻必須擔負著一大家子的生計。巴金去了上海之後，大哥在信上對巴金說：

“弟弟，你對現代社會失之過冷，我對於現代社會失之過熱，所以我們倆都不是合於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是虛偽的心情，無價的黃金，這兩項都是我倆所不要的，不喜的。我倆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誌向卻是同的。但是，我倆究竟如何呢？（在你的《滅亡》的序言，你說得有我倆的異同，但是我倆對於人類的愛是很堅的。）其實呢，我兩個沒娘沒老子的孩子，各秉著他父母給他的一點良心，向前亂碰罷了。但是結果究竟如何呢？隻好聽上帝吩咐罷了。冷與熱又有什麽區別呢？”

麵對舊社會，大哥處處委曲求全，走投無路。巴金把大哥當成“家”。“在故鄉的家裏還有我們的大哥。他愛我們，我們也愛他。他是我們和那個‘家’的唯一的連鎖。他常常把我們的心拉出去又送回來。每個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來，我們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們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

三哥李堯林隻比巴金大一歲，兩人住在一個屋子裏長大。燕京大學畢業以後，在天津南開中學教英語。他深受學生愛戴，作家黃裳、戲劇家黃宗江等，至今對他充滿深情。1931年大哥自殺以後，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擔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他擔心不能給未來的妻子帶來幸福，甚至沒有結婚。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離開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譯維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戰勝利，卻因貧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僅42歲。巴金說三哥像“一根火柴，給一些人帶來光與熱，自己卻卑微地毀去”。晚年巴金多次對李致說，他們三兄弟的共同之處，都是願意多為別人著想，多付出一點。與自己抱有同樣理想的大哥和三哥，早早離開了人間，巴金說他希望他們不要被人忘記。垂垂老矣的巴金內心裏，沒有忘卻早年追尋的社會理想，大哥和三哥未竟的心願，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他必須承擔的使命。101歲的巴金，仍舊是那個踐行講真話的人、期望社會大同的理想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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