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骨灰在哪裏 ？（轉載）

【我來選課文】

2014-09-17 丁香 時代屋

 

時代屋說：

 

本文摘自《黑五類憶舊》第一期。所謂黑五類，焦國標有一段話：

十三億中國人裏，起碼有一半人到死都不會忘記什麽是黑五類，無論其本人是不是黑五類。為另一半人口計，我們解釋一下什麽是黑五類。黑五類又叫五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1949年之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大陸社會產生了四類政治賤民——四類分子，即五類分子中的前四類。1957年反右之後，右派分子晉升為政治賤民中的“新秀”，四類分子增至五類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四類，合為黑九類。文革中後期，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經典性的”政治賤民仍然是黑五類。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98人未獲改正，以表示反右沒錯，隻是擴大化了），政治賤民回複到原先的四類。1984年，四類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澤東中國此前幾十年製造的所有政治賤民都在政治上獲得同等國民待遇。
 

 

那年春天，我剛滿六歲。天氣很好，中午的太陽在天上亮晃晃的，鳥兒在街道邊的樹上跳來跳去唱得正歡，我提著外婆交給我的菜盒子給爸爸送飯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現在叫飯盒。那是個三層搪瓷盒，藍底紅花。我喜歡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寶藍色，總是一邊走一邊仔細看。有時將掛鉤弄脫，無法再掛上，就隻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當經理，離家不遠，隻有一條街的路程。開初是外婆帶我去，後來我就爭著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辦公室，他總是誇張地張開雙臂，接過菜盒子聞一聞，放在桌上，然後在我臉上親一下說：“好香！”然後再牽著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門。走到街道拐角處，我總會回過頭去張望，他總站在那株老黃桷樹下向我揮手。

 

今天卻有點不對頭，跟我很熟，喜歡我的叔叔阿姨們，好像都不認識我了。進了大門，又看見牆上貼著一排用毛筆書寫的大字（後來知道這叫大字報）。雖然還沒上學，可爸爸已教我認識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認得爸爸的名字，上麵劃了大叉。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

 

走進爸爸辦公室，一個陌生人坐在辦公桌後麵。我有點驚慌，不過還是做出勇敢的樣子問他：“我爸爸呢？”那人並不回答我，隻說：“把飯給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後一藏：“不！”掛鉤脫落下來，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過來幫我撿起盒子，帶我走出辦公室，拐彎抹角去了一間有點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兒來回踱步。他一下子顯得很瘦，胡子都冒出來了（過去我從來沒見過他臉上有胡子），眼睛比平時更大。他看見我，便停止踱步，趕緊走過來抱起我。我覺得他好用勁，抱得我雙臂都發痛了。他在我臉上狠狠地親了一陣，然後放我下地，說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裏麵分明含有淚光。

當天爸爸沒有回家，此後我和兄弟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從媽媽鐵青的臉上，我們知道出了大事，可誰也不敢問。後來我長大了，回想當時的情景，或許當時爸爸已經意識到和我的那次見麵將會成為永訣。

過了幾天，家裏來了一群大蓋帽，叫住媽媽，問了許多問題，又在爸爸書櫃裏翻了好一陣。爸爸書櫃裏大部份是外文書，有英文法文的，還有俄文的。我靠在門邊看他們折騰，心裏卻蔑視他們：諒你們也看不懂這些書！

那時，我家院子裏隻住著幾戶人家，孩子很少。院子裏有幾棵樹，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樹。四五月間柚子花開的時節常有夜雨，早上起來，滿院的落葉，一地的碎花。我仔細地在落葉中尋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絹包好放在枕邊。晚上，爸爸會走來坐在床邊，給我念英文“五十一個少女”的故事，念過英文再講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來越遠的音樂般優美的念書聲中沉入夢鄉。

我家是父親隨和，母親嚴厲。此後的日子裏，我們家再也聽不到父親快樂的哼唱京戲的聲音，變得死氣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終於有一天，媽媽給我穿戴好，帶我出門。她拿個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車，繼而又坐三輪車，最後到了“寧夏街”。這是我從街口的牌子上認得的，是我幾十年來印象最深的一個街名。媽媽沒告訴我，但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去給爸爸送東西。想著就要見到爸爸，我又高興又激動，隻是怕媽媽不高興，沒敢顯露出來。

 

三輪車載著我們在一個很高的門口停下。門前有人站崗，手裏拿著槍。媽媽拎著包袱進了旁邊的小門，片刻之後又空手走出來。我呢，呆呆地望著那兩道高牆夾著的似乎沒有盡頭的通道，眼淚象兩條小蟲在眼角蠕動，最後終於滾下來。我知道，我是再也見不著爸爸了。

 

記不得我們是怎麽回家的，眼前隻是晃動著那條高牆夾著的灰色通道，還有那天爸爸抱我親我的情形。

 

在以後漫長的艱難歲月裏，生活的艱辛和每次運動來臨時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與爸爸的“問題”有關。在學校和鄰裏，我們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們不曾怨恨過爸爸，更沒被壓垮。但我和弟兄們也從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種默契，誰都不敢去觸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傷口。我內心深處更有一種奇怪的意識：好像我為他所承受的壓力越大，他的壓力就會越輕，這樣才對得起他的愛。

 

爸爸仍然沒有一點消息，媽媽告訴我們她已辦了離婚手續。雖然年紀很小，我們都明白她是為了保護我們，盡管後來證明那是徒勞的。我們家裏那時有許多爸爸媽媽在教堂結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裝打領帶，媽媽披著雪白的婚紗一臉燦爛。連我們小孩子都知道這離婚是無奈之舉，別人豈能相信？媽媽幾十年單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質嚴重匱乏的年代，我們4個不到10歲的孩子首先學會了生存。我們撿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補漏，下河撈魚。上小學時就在寒暑假期間找些零工做，掙點角票分幣補貼家用。我們不僅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並且學會了勤勞簡樸的品行，希望用我們的努力換來與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間。媽媽單位的革委會通過內查外調，將媽媽定為“國民黨師長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屬”。依據是我爸爸在上海讀大學時參加了國民黨，並在抗戰初期擔任過該黨漢口區分部書記和特黨委員，在擔任合作社經理期間又用集體基金給每個職工發了10元困難補助，這是在“挖社會主義牆角”。他們原打算把我爸抓來和媽媽一起批鬥，調查的結果竟是我爸早在進監不到一年的時候已告別了人世（到底真象如何，隻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們隻好單獨揪鬥我媽，有些掃興。兩次揪鬥之後，沒什麽新東西，就限製媽媽自由，讓她去車間裏幹最髒最累的活，兩年後媽媽才脫離“牛棚”。

文革過後，許多受迫害的當事人或家屬紛紛奔走於平反昭雪的路上，我們家沒一個人動過這個念頭。1986 年，大規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聲。某天下午，我接到母親的電話，讓我趕快回家一趟。原來，法院來了兩個人，帶了一份200多字的文件，聲稱當年把內部矛盾錯判為敵我矛盾，現予糾正。

 

我很不客氣地問：“他人呢？”

 

他們說，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勞改農場。

 

“那麽把骨灰交出來，我要看。”

 

“這個，恐怕找不到了。再說那是監獄方麵的事，不歸我們法院管。”

 

我冷笑一聲：“一條人命和我全家幾十年的苦難，給張巴掌大紙片就一筆勾銷了？”

 

他們顯然見慣不驚，神態自若地說：“糾正通知書交給你們，一方麵可以給你們的單位備案，對你們的政治前途有幫助；另一方麵，可以找你父親原單位作些經濟補償。”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還要什麽政治前途！我將繼續背下去，一直到死。至於所謂經濟補償，更不值一提。當初一個婦女帶著4個孩子瀕臨凍餓死亡的邊緣，僅靠健康的基因和頑強的性格熬過來，誰考慮過什麽補償？莫說叫我拿這單子東奔西跑上下遊說得點恩賜，就算給我送上門，我也不要。我會惡心，覺得我在喝父親的血！”

 

說完，我衝進母親房間，讓存積了多年的淚水在臉上泛濫洶湧。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親與我最後見麵那一瞬間欲說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終生的記憶裏。現在我的年齡和當年父親的年齡差不多。讓我耿耿於懷的是我們家已沒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也沒有他的任何遺物。時近清明，人們都會去祭掃親人的墳墓，可我爸爸的墳呢？我想為他築個衣冠塚，卻連照片也沒有。我隻能在靜靜的夜裏，獨自重溫那永恒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