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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英國《泰晤士報》出版。當時的英國政府不願意有這麽個報紙整天念叨自己，可又找不出不讓它出版的理由，就想了個辦法：收稅。每出售一份報紙，收稅四便士。稅一重，報紙售價就上去了，一般群眾看不起了，發行大受影響。不過攤販們也有自己的辦法。你限購是嗎？那好，我不賣了，出租總行吧？租一份報紙看，隻收費一便士。
對於這種做法，英國政府的態度是什麽呢？重罰。對出租報紙者課以罰金50英鎊。
至於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做得就更過分了。有的報紙鼓吹無政府主義，支持虛無黨，政府經常命令軍警幹涉，拘捕報紙主筆，不少人還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去。
這些事情，都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報紙刊登的。1903年12月2日的《新民叢報》說起這些事，評論道：“今日中國政府，時時有禁阻新聞紙之事。然此等舉動，非獨中國有之，昔日各國，亦多有類此者。而從今日文化發達之後，追思當日政府之狀態，實多有可笑者。雖然，文明高下之程度，則固可由此而見也……特在英國，則已成為笑談既往之逸事，而在中國，則猶視為正當不易之政策。”
每當有社會大變革要發生的時候，媒體就特別繁榮發達，清朝末年也不例外。清朝的報紙有好幾種，一種是官辦的“官報”，由各地政府出資創辦，基本都是官樣文章，甚至不講究文法，毫無可讀性，被稱為“三無報紙”（無新聞，無評論，無副刊）。還有一種，是民辦的報紙，經常受到打壓，不過往往也有官僚在幕後支持。再有一種，就是洋報紙了，大股東往往是洋人，政府輕易不敢動，說些過分的話，政府也隻好忍著。這裏麵辦得比較有名的是《萬國公報》。據說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在光緒皇帝住過的宮中發現了整套的《萬國公報》，這讓報社大受鼓舞——你們瞧瞧，我們報紙的讀者都是誰！
對付民辦商辦的報紙，清政府可是厲害多了。1905年，北京的《中華報》獨家報道了在天津的北洋軍務處秘密處死康梁同黨的消息，讓袁世凱大為震怒，立馬查封了這家報紙，罪名是“妄議朝政，捏造謠言，附和匪黨，肆為評論”。報人杭辛齋被遞解回原籍，彭翼仲被發配新疆，監禁十年。
這個狠勁兒比沙皇一點都不差吧？
還有更狠的。1903年，清朝正和沙皇密談《中俄密約》，結果這事兒被天津的《新聞報》捅了出來。慈禧大怒，將31歲的記者沈藎拿到刑部，判斬立決。因為正趕上慈禧生日，砍人不吉利，又改成杖斃。為此刑部還特製了大板子。沈藎被打到二百多板子的時候，已經“血肉飛裂”，“骨已如粉”，板子打上去都沒聲音了。打完了，大家都以為他死了，沒想到沈藎念叨：“我怎麽還沒死啊……”最後，還是用繩子絞死了他。
情況如此詳盡，是因為自沈藎被捕之後，天津《大公報》就一直在追蹤報道此事。沈藎的慘死也導致中外輿論鼎沸，清政府的形象瞬間崩壞，各國公使夫人們見到慈禧，也總說沈藎冤枉，弄得老佛爺頗有悔意。沈藎是第一個被政府處死的記者，此後沒有人再受到這樣的酷刑，當然，監禁、流放、罰款還是絡繹不絕的。
為了保護自己，當時國內的許多報紙都會想辦法找個洋靠山，讓洋人入股，或者在租界辦報。這樣相對安全一點，但請注意，隻是相對的。
上海租界裏有一份報紙叫《蘇報》，向來激進，在章士釗當了主筆之後，不僅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還發表章太炎的文章，把光緒皇帝都給罵了。它就是再有背景，朝廷也坐不住了，和租界談判，最後由西捕出麵抓人。最後，章太炎被判了三年，主動投案的鄒容卻病死獄中。
這件事情和沈藎案的時間差不多，可能是因為涉及租界吧，好歹是有法庭審判了。
當然，對付報紙，清政府還有特別的辦法，比如出錢。1908年，上海道台蔡乃煌就幹過這樣的事情。他的辦法是兩個，一是自己出資創辦報紙，貌似民辦，實則官辦，占領輿論陣地，出現“不同聲音”；二是出資入股或者收購民營報紙，然後利用出資人的影響力，讓這些報紙轉向。不過這種“文明”的辦法隻對瀕臨生存困境的小報管用，對大報也不靈。後來，蔡乃煌的靠山端方，因為派人在慈禧和光緒的葬禮上照相，以“大不敬”罪名罷官，蔡乃煌也受牽連被撤職，他的滲透計劃也戛然而止了。
想控製輿論，還知道投資，算是一種進步吧。連錢都不投，就想讓別人聽自己的，那就太霸道也太愚蠢了，更和現代文明不沾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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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視野》雜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