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麵是學術研究，一方麵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1910年7月，胡適在北京以第55名的成績，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費生，一個月後，他與趙元任、竺可楨等人齊集申江古渡，踏上開往美國的輪船，開始了他學習和了解西方文明的腳步。
時隔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讀到了胡適的文章，便寫信去美國與他約稿，兩人於是開始通信。在此之前，胡適改良舊文學的想法已近成型，並已開始嚐試白話詩的創作。他將這一主張告訴了陳獨秀，兩人一拍即合。兩年後，胡適那篇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發表，他提出新文學的“八不主義”，成為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胡適的名字也由此風靡學界。後來胡適的學生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上用的，當時隻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1917年，恰逢胡適完成博士學業。在陳獨秀的保薦下，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邀請胡適到北大任教，這對胡適來說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喜訊。這一年夏天，留洋7年的胡博士學成歸國，即被聘為北大高薪教授，時年27歲。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歸國任教於北大之後，胡氏依然致力於推廣白話文，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按他的計劃，以“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為意義的“中國文藝複興”運動——似乎已經指日可待。
但是，變故出現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胡適晚年回憶說：“1919年所發生的學生運動，是對中國文藝複興運動的一種幹擾——他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為一項政治運動。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裏的老夥伴，愈離愈遠。我們也就逐漸地失去我們的學報。因為《新青年》雜誌，這個（傳播）‘中國文藝複興’的期刊，（在陳氏一人主編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漸變成一個（鼓吹）工人運動的刊物，後來就專門變成宣傳共產主義的雜誌了。”最後《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查封，陳獨秀隨即被捕。此後《新青年》的主創人員們便各奔東西，而胡適依然堅持自己的自由主義。
1923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締新思想”。胡適正生病住院，於是有人懷疑他“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為此胡適特地在《努力周報》上發文公示：“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趨附時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的眼裏，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裏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是我決不幹的！”
胡適性格坦率，言之亦行之。後來胡適的學生唐德剛說，胡適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魚缸裏的金魚，搖頭擺尾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他私領域的部分卻是“金魚缸”裏看不到的，一個人私領域相當多的生活經驗和表現，其實和公領域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胡適去世後，蔣介石在送他的挽聯上寫道，“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句話是頗有道理的。
27歲歸國那年，胡適遵從母命與鄉下的小腳太太江冬秀成婚。他對婚約的態度，與後來在國際關係和政治參與等行為準則上趨於一致，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並帶有些許妥協。在胡適婚後的一張全家福照上，夫人江冬秀端坐於太師椅上，頗有“一家之主”的風範，而胡適和兒子則規規矩矩地垂手站在兩邊，胡適的目光中還透出幾分惶恐。
對於婚姻，胡適在一篇日記中提到過自己的感受，“世人都說婚姻讓我受了很大的委曲，但他們不知道這個婚姻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益處，它得到了社會各個方麵的認可”。胡適覺得他的婚姻怎樣處理最有利於從事社會活動和傳播他的思想主張，他就如何從事。盡管他後來也有很多女朋友，但都遵從一個基本模式，就是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發現這些女子有些糾纏時，他馬上放棄。這就是胡適，在情感上相當內斂，保守，在各種各樣的文件中也盡量隱藏。
與對待婚姻的態度相似，胡適為人寬厚、熱情、真誠，他不及魯迅尖刻，沒有徐誌摩多情，更不如郭沫若勢利。他的交際方麵歸結起來有“四多”：一是客人多。胡適家中就是聚會場所，周末專門為他的學生朋友開放，名曰“胡適做禮拜”，主要談學問談生活；二是演講多。胡適是個非常琢磨演講技巧、精心刻畫自己形象的人。在美國留學時，他喜歡用英文演講，並且總會花很多時間準備；三是參加宴會太多；四是興趣太多：與梁啟超相似，他對人文世界的點點滴滴都感興趣，甚至花了5年時間去考證《水經注》，但《中國哲學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沒有寫成。
蔣介石是誠懇的
終其一生，胡適人際關係中最說不清道不明的大概就是蔣介石，由於一個執著地宣揚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一個逐步強化中國式的獨裁統治，兩人的交情真摯而微妙，不是善始，最後也談不上善終。
1987年，季羨林看到報上有人說，胡適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忍不住寫文章辯駁：“胡適不讚成共產主義，這是一個事實，但他是不是死心塌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呢，胡適從來不是國民黨員，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民主製度，隻要不符合這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
胡適1931年在武漢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時，曾送給蔣一部書，叫《淮南王書》，意在希望蔣介石能像淮南王那樣，輕徭薄賦，無為而治，真正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現代化國家。蔣介石雖是行伍出身，但他很願意結識像胡適這樣的文化泰鬥。當時胡適給朋友羅隆基寫信時也談及蔣介石：“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
胡適在美國的留學經曆讓他對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產生了近乎虔誠的信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他對蔣介石的期望是：“我們期望蔣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憲政的精神是情願造起法律來束縛自己。不但束縛自己不許做惡事，並且束縛自己不許在法定職權之外做好事。”然此時的蔣，僥幸從“西安事變”中全身而退，大概正琢磨如何處置張學良。以後來張一生囹圄而觀之，“用法律來束縛自己”不啻為對牛彈琴。
盡管政見上有些隔閡，但胡適與蔣介石的交情還是很好的。在美國當寓公時，胡適希望自己出資，在台北南港蓋兩間小房，以便利用中研院的資料，完成他尚未完成的兩部著作《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蔣介石得知此事，立即撥款為胡適蓋了一棟小洋樓，配齊家具、盥洗用具，其中很多都是進口貨。
1948年12月，內外交困的蔣介石忘不了老朋友胡適，特派專機到北平接他南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說：“外寇來侵時可以撤退，現在是內戰，怎能丟開北大不管？”話雖如此，胡適最終還是同夫人江冬秀匆匆趕到南苑機場，登上蔣介石專門派來接他的飛機，倉皇飛往南京。臨行前夜，胡適留下便條：“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隻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在追隨蔣的道路上，胡適已經無法回頭。離開北平之前，胡適隻揀了他父親的遺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頭記》。
也許胡適確實已經跟蔣介石走得太遠。蔣介石在1948年3月29日在南京召開所謂行憲的第一次“國民大會”，胡適作為“國大代表”前往出席。蔣介石提議胡適做總統候選人，而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其實蔣的提議隻是一個政治上的花招，而胡適卻書生氣十足，認為“蔣公是很誠懇的”。最後，胡適還是幫蔣介石登上了“總統”的寶座，並一直追隨他到台灣。
回台灣定居的3年多，可以說是胡適一生最為暗淡的歲月。他盡可能對蔣介石提出各式各樣的意見。遺憾的是，蔣介石對胡適，往往“表裏不一”。因為胡適支持《自由中國》雜誌，讚揚作為言論自由象征的雜誌負責人雷震，建議蔣介石無為而治，不要再連任總統，這激怒了戀棧不去的蔣介石。
1960年是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破裂的標誌。9月，胡適的好友雷震以“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等莫須有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雜誌也隨即被查封。因為雜誌係胡適手創，他對蔣介石的獨裁行徑感到“大失望”。而蔣介石居然說“雷震背後有匪諜”，責備胡適隻相信雷震，“不相信我們政府”。
胡適更沒想到“氣度廣闊”的蔣介石後來還把他定為圍剿對象，他被擁蔣學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
沒有學術自由哪有學問
毛澤東最早是很仰慕胡適的，據《西行漫記》記載，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胡適欣然接受，表示盡力給予支持。
然而，二人觀點上還是存在很大差異。胡適一生不讚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不讚成暴力。1935年，他在《東方雜誌》發表的文章中說：“我至今還相信這種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國家統一的最有效的方法。”他對中共的武裝鬥爭持否定態度，這與毛澤東的政見相悖，後來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時，胡適也連同“規勸”其放棄武裝鬥爭，這使毛澤東對他徹底失望。
1948年蔣介石內外交困。2月，解放軍圍城後，一個地下黨學生對胡適說，前一天夜裏延安廣播電台曾對胡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胡聽後笑道：“他們會用我嗎？”1949年1月26日，新華社在廣播中將胡適列為戰犯。這以後，胡適又多了一個頭銜——重要的戰爭鼓動者。
建國後，胡適的著作不再出版，散落於各省市、高校圖書館的書也不再對外流通借閱，如是出於批判需要，還須憑相關部門批條借閱。此時的胡適成了一個可怖人物，是“老鼠”、“狐狸精”，隻有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思想檢討中，依稀可見他的影響力——批胡以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幾乎人手一冊，胡適的“獨立評論”一時洛陽紙貴，他是眾人口中最熱烈最時髦的談資……
在美國，胡適的房子小，夫人唯有打牌為娛樂，他隻能時常去圖書館，研究海峽兩岸齊頭並進的批胡材料。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共200多萬字。胡適宣稱自己是“唯一看完八冊胡適思想批判的人”。學生唐德剛戲謔問道：“這裏麵難道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答：“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第二年，老友陳源從大陸邀請胡適“回來看看”，並致信說，大批判“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胡適在這句話下畫線，旁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麽是‘我’？”
其實50年代，共產黨最高層領導人在批判胡適的同時，仍沒有完全放棄對他的爭取，毛澤東曾派人向在美國的胡適轉告，“尊重胡先生的人格，反對的隻是胡先生的思想”。但胡適最終沒有回去。後來，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麽？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然而，1959年情況突變，胡適再次被批，連同被批的赴台知識分子還包括北大前校長傅斯年，國學大師錢穆。在國內的胡適次子胡思杜也迫於形勢批判父親，但他並沒因為與父親劃清界限而免遭厄運，他也成為右派分子中的一員，在絕望中自殺。而在大洋彼岸，那位“馬列主義凶惡的敵人”，隻是個貧病交迫，每天上市場買菜買米，抱著個黃紙口袋，蹣跚行走在紐約大街上的小老頭。
短暫的存在
文革時期，胡家後輩胡明接觸到的胡適最正麵的材料，還是電影《魯迅傳》的一張定妝照。在北大紅樓前，一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年輕人從一輛美式老爺車裏鑽出來，正是胡博士。但電影未開拍就被緊急叫停，“那是個細節處處都得小心翼翼的年代。”胡明回憶說。
同一時期，作為六大家之首，魯迅的地位卻不可動搖，北大中文係專門為其開辟了一門魯迅研究課。相比之下，在現代文學史教材中，胡適是一個短暫的存在。在五四運動章節裏，胡適參與了，但很快與李大釗、魯迅分道揚鑣。胡適“一方麵受資產階級特有的軟弱妥協性格限製，另一方麵，又是美帝國主義圈養、培植出來的一隻走狗……”這位被大陸貼上“蔣介石走狗”標簽的獨立知識分子，在台灣曾被蔣介石欽點批鬥，幸而，批判運動草草結束。
彼時，海峽另一岸的政治氣候也開始解凍，胡適的印跡卻已然模糊不清。在上世紀80年代初拍攝的《末代皇帝》中，赴紫禁城拜見溥儀的胡適居然是個五十多歲的糟老頭。“那時胡適還是個30歲剛出頭的年輕人啊，”胡明說，“作為顧問的一批大牌學者們對他生疏得隻能憑借想象了”。
歸結起來，胡適一生在政治上是失敗的，但他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卻不容忽視。1918年毛澤東等人創立新民學會，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還通過章士釗募捐了兩萬大洋。但臨行前他決定不出國了。他解釋是受了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影響，決定留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後來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還重點銷售了胡適的著作。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胡適突發心髒病去世。在酒會上他情緒激動地說了最後一句話：“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在其所有文字及口述自傳中，胡適從來沒有怪過那些對他動過粗的人。
胡適一生從不主張激烈的變革，而主張漸進式地改革中國文化。另一方麵他又非常激烈地嚐試全盤推翻中國傳統。他一生都在這樣的拉扯中，漸進和激進。也因此，胡適挨了不少罵。魯迅罵胡適罵得最狠，罵他是黑勢力的幫凶，“能言鸚鵡毒於蛇”、“好向候門賣廉恥”，對此，胡適倒是采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不過後來魯迅對胡適的一句評價倒是頗為中肯：“胡適是一位荷戟獨彷徨的鬥士。”
【本文來源：《天地人》雜誌網站，作者：佚名，原題：《胡適：荷戟獨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