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共和國長大（10）清理階級隊伍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關於“郭沫若兩個兒子”的文章中說：“世英所在的農業大學裏各路造反派們開始為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於懷疑共產主義理想被勞動教養的事又被翻出來，他被當做反動學生，先由造反派管製。後來，造反派則私設公堂，對他進行嚴刑拷打。當時的詳細情況，已經沒有人知道，聽說周恩來在世英死後曾派人調查，但也沒有任何結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我與死刑號”一文中張郎郎說：“郭世英被送去勞動了一段，然後轉往農業大學讀書。可是，噩運並沒有結束，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離審查、毒打。一天，郭世英從二樓摔下來死亡。當時他還被綁在床上，他妹妹前來收屍的時候，還沒有鬆綁。

 

　　人們說是自殺，家屬說是他殺。

 

　　我今天寫的是文革時郭世英自殺前後的一段曆史。

 

　　到了六八年春天，社會上開始批判臭老九，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大學生。在大街上會有人盤問你是否是知識分子，假如你回答是，他們就會讓你低頭彎腰坐飛機，臭老九不但是知識分子的代名詞，也成了我們的代名詞。從文革開始鬧夠了的青年學生們包括大，中學生都開始夾著尾巴做人了。

 

　　在社會上掀起批判臭老九的時候，學校裏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次是衝著學生來的，複課鬧革命又受到幹擾。學校裏進來了工宣隊和軍宣隊，農大的工宣隊是北京市郵電係統的，我參加工作後回北京時，有一次在東四郵局還碰到一位師傅。我們對他們印象還好，因為他們還有點兒人情味，他們和同學住在一起，有點兒像四清似的，同吃、同住、同批判，有時候對軍隊過份的舉動，他們也會不同意。但是軍宣隊是老大，工宣隊說話都不管用。譬如，那時興起了查戶口，這玩意兒隻有在看老話劇“七十二家房客”諷刺國民黨時候才聽說過，現在我們也開始了。

 

     半夜三更軍宣隊就到宿舍來檢查，是否有別處的人混進來。工宣隊的老李和我們班男同學住在一起，軍宣隊來檢查時，他說：“這個屋子裏沒有別人，我可以證明。”但是軍宣隊還是要每個學生拿出學生證來，我們班的男同學不幹了，和軍宣隊吵了起來，這一吵，了不得了，軍宣隊召開全班大會，讓他們宿舍作檢查，在軍宣隊眼裏學生也成了專政對象。

 

　　對這些沒什麽問題的學生尚且如此，對家庭或個人有問題的就更是殘酷鬥爭了。這次批判以班級為單位，目標是針對學生。當時提出查三代，包括家裏成份不好，有父母或親戚成了走資派的，或者家裏有海外關係的都被批判，本人有過問題的就更難過關了。我們班還好，因為大家的成份都很高，全班４５個人中，隻有一位是烈士出身，所謂革命後代；一位中農出身的，文革初對大家橫眉豎眼，這時她父親因解放前做過縣參議員，已不敢囂張；另一位總愛炫耀自己是革命軍人出身的同學，父親因是國民黨起義的軍官，正在受批判，所以也無法整別人。大部份同學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或更高些，因此班裏也沒有人打人，隻不過讓我們這幾個有海外關係的人檢查。我和馬家爸爸人緣還好，當核心組討論怎麽整的時候，就有人就悄悄告訴馬家爸爸讓他跟我說叫我注意些。

 

　　有的班就了不得了，極左的很。他們在班裏打，在學校裏批，全校到處都可以聽見被打的人哭嚎的聲音。我們在七號樓學習討論，就聽見六號樓農學係的賀飛被抽打的嗷嗷亂叫，我們和他一起上過大課，都認識，所以忿忿不平，後來當學生調宿舍時，馬家爸爸和幾個同學在搬家時故意找岔兒，把打賀飛的學生打了一頓，雖然被軍宣隊批評，讓他們在班裏檢查，他們心裏還是挺高興，覺得做了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還有一個女生被打得大聲嚎叫，告發她的是她最好的朋友，因為她想劃清界限，但是從此受到大家的鄙視。畜牧係林章育在七號樓前的鬥鬼台上被批鬥，原因是因為他說：“江青也穿過連衣裙。”另外說他低級下流篡改樣板戲。還有一個同學被批判是因為偷聽古典音樂被他們班同學告發，其實他是和我先生及另外兩個好朋友一起偷聽的，我們班沒事，他卻大小會挨鬥好久沒過關。有個小姑娘被鬥，站在台上，說她是“五·一六”分子，以死威脅她，她很厲害，豪不妥協，還說要殺就殺吧，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後來，不但打人、整人越來越玄。打人的又發明了熬鷹的方法整學生，２４小時不讓被鬥的學生睡覺，他們認為熬不過了這些人就會交代問題。從那時起自殺風也就開始了。工會主席安鐵誌先從操場大煙囪頂上跳了下來，慘不忍睹。以後，除了老師、幹部外，學生也開始自殺了。沒有多久簡直像得了傳染病，自殺的越來越多，花樣也不斷翻新。

 

　　郭世英就是這時候自殺的。一天早上我們班早請示（早晨去毛主席像前背他的語錄）回來，走到五號樓西邊看見四個學生提著個麻袋，正向我們的方向跑來，到近處一看是個人，滿身的血。回到宿舍，我正好有個化工學院的小朋友來看我，前一天住在我這兒。郭世英跳樓時，她正站在窗前梳頭，看到一個東西從對麵六號樓二樓掉下來，到了地上發出很大的響聲，後來才知道是個人。以後我們就聽說死者叫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兒子。我們聽說過他和一些高幹子弟結社，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送去勞改，後來到農大來念書。這次他被他們班同學毒打，熬鷹，24小時不讓睡覺，他實在受不了，就用反綁著的手拔開窗戶的插銷，跳窗戶了，跳出來時頭是向下的，所以才會摔死。後來他的屍體放在教學樓裏，我先生去看過說就放在老師站的講台上。我先生說郭沫若曾親自來學校看過，他的車就停在校醫院和一號樓間，他提出要求驗屍，以決定是自殺還是他殺，周總理也做了同樣的指示，最後在學校驗了屍才把屍體處理的，他是4月死的。

 

　　以後，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自殺，但也有大難不死的。一個農學係的女生，父親是彭真舊市委的，被批鬥，她不怕別人怎麽想，向他父親了解真相，並且給北京市委寫了一封信，要求公平對待他父親。她們班的女生羅力是個很凶狠的女孩，總穿著件軍服，腰上係個皮帶，就帶頭毒打她，說她是要給她父親翻案。她受不了就從我們住的五號樓五樓上跳了下來，但是正好掉在樓前的珍珠梅灌木上，沒摔死。也是早請示回來，我們看見她爬起來就衝著西邊跑來，但跑了沒幾步，又摔倒了。三天後看到她，五官周圍都是青紫色的淤血。誰知道她沒死成反而又被她們班的同學毒打，說她是假自殺，誰會從五樓上跳下來假自殺呢？

 

　　還有一個學生想盡辦法自殺，摸電門，喝農藥，跳河，上吊，怎麽死都死不了，後來還是自殺成功了，但是我已忘了他怎麽死的，當時被大家傳為笑話。

 

　　我們畢業前經曆的最後一起自殺案是一位土化係的研究生。他自殺的原因是因為有人告他，說他用手比畫成八字形指向毛澤東的像，是要槍斃毛主席，把他當現行反革命批鬥。這位研究生把自己吊在雙人床頭中間的欄杆上，但被人發現並及時搶救，救他的就是現在國務院對台辦主任陳雲林，他為他作了很長時間的人工呼吸才救活他。

 

　　總之當時北農大在北京市出了名，前後共有３６名自殺的，聽說受到了上級的批評。

 

        今天我找到一篇文章“北京農大“文革”損失知多少 ？”也提到了農大的自殺風，它這樣寫道：《──“文革”中大批教職工、學生受迫害。在清隊中迫害致死以及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0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7 人，講師、助教 3 人，幹部 5 人，工人 6 人，學生 6 人，家屬 3 人。死亡人數之多，在北京高校中實屬罕見。

 

　　另外整個文革中農大有442名教職員工在清隊中被立案審查，占全校教職工總人數的 19 . 9 ﹪；大批教職工被勞改、關“牛棚”； 240 人（ 1966 年 8 月 3 日一天裏）被掛牌遊街； 205 戶教職工被抄家； 51 人被強製遣送回農村； 50 人被定為走資派及犯走資派錯誤，反革命或逮捕法辦；……  。 》

    
       
        從68年下半年就開始把學生們轟出北京城了。知識青年下鄉，大學生分配。我們剛好是68屆畢業，隻晚了半年，66，67都沒畢業，就先把他們分配了。

 

        等我們分配時沒有一個留在北京。幸運啊！因為後來的請隊更慘。12月大家都走了，5年半在一起的生活真讓人不舍。我和馬家爸爸 是最後走的，一直送走了我們班每個人。

 

臨別去遊頤和園

送老陳合影                                                  

在北京站送同學，最後一次唱天涯若比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