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菊與刀》的幾點看法

      《菊與刀》在研究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和性格特征方麵,確實有獨到之處,而且也涉及到了各個方麵.從中亦能體味到作者在研究中所負諸的種種努力.
       但是,作者用西方人的視角來看待、研究東方人的行為特征,難免有偏差.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有一套潛移默化的、自己的思維方式,即使象本書作者這樣嚴謹的學者也不能例外.

      日本人有獨特的文化特征,也有他自己的形成原因.在本書中,作者沒有涉及到的是地理和曆史對文化特征形成的影響.
      如貫穿書中的“情義”“忠”和“義”,這幾個概念及行為方式不是西方學者所能理解的.在書中經常把“情義”“忠義”混為一談,甚至認為“情義”是忠君的一種表達方式,是一種還債式的償還.可實際當中“情義”的概念並沒有那麽大,所應該表述的是“忠義”.至於“忠”和“義”這種源於儒家文化的行為方式,作者也沒能講清楚.
       另外,這種獨特性格特征的形成是有地理和曆史原因的.
       日本是個島國,自然災害頻發,“地震”“台風”“山體滑坡”常年不斷.人們必須時刻準備與自然災害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力量就顯得微乎其微了,人們必須團結一致才能生存,這就造就了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也形成了個人在團對中的位置,從而形成了一種等級製度.
        在同自然作鬥爭的同時,也要求人們有一種對嚴酷現實的忍耐力.這種忍耐力造就了日本人堅毅冷酷的性格.


       任何文化必須根植於本地區的民眾當中,也要符合統治階層的需要.所以也有曆史的形成原因.
        古代日本在向中國學習的同時,也在逐步的改變,尤其是日本的戰國時代和當時的主要人物德川家康,對日本獨特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無論那一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曆史環境和地理環境,日本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