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飛：中國經濟的三大致命傷與救治

曾飛：中國經濟的三大致命傷與救治

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人。會見中，鄧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製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製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首次被提出。

如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已經創造了經濟奇跡。但另一方麵，中國也從一個貧富並不懸殊的國度迅速變成貧富差異日益擴大的國度。原本分配平等、充分就業、沒有腐敗的社會環境業已消失，社會衝突日益加劇，這些問題正拷問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途。

因而，對改革中的不足之處的反思就顯得非常必要，不吸取經驗教訓，就不能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巨大作用，更快地發展經濟。

對中國經濟當前存在的嚴重缺陷，眾說紛紜，學者更多地探究問題產生的過程、原因和所依據的西方經濟理論。這些研究雖然洋洋大觀，深不可測，但似乎有點隔靴搔癢，於事無補。

其實，可以很實事求是地坦言，最關乎生死存亡的，不外乎三大致命傷：公共權力商品化；資本壟斷化；人力資源低賤化。這三大傷痛必須緊急救治，適當地調理中國經濟的機體，使之健康發展。

這是因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三個關鍵性因素：權力、資本和人力資本，在我國當前的經濟體係中並沒有理順關係，其結構不合理，嚴重妨害市場經濟功能的發揮，任其畸形發展，甚至有導致整個經濟結構瓦解的嚴重危險。

對這些嚴重問題，人們在經濟生活中感同身受，易於感悟。因此本文隻進行結構性闡釋，不做過於繁雜的論證；當然這也與我們目前信息不夠公開，許多真正的經濟數據無法得知，詳細的分析論證也因而變得沒有意義有關。而至關緊要的倒是良好經濟結構的探索與實踐檢驗；實踐的結果會明白地告訴人們什麽才是合理的經濟體製。

公共權力商品化，導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紊亂，市場倫理淪喪

人們熟知，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價值規律被稱為是“無形的手”，凱恩斯的政府對經濟幹預，被稱為“有形的手”。

政府對經濟幹預，也就是代表公眾經濟利益的公共權力對經濟進行幹預，這樣“有形的手”的幹預才能夠使經濟朝有利於大眾的方向發展，從而能夠減少經濟發展的阻力。

如果，政府的幹預不是代表公眾的利益，而是代表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公共權力私有化，那麽換來的就不是經濟發展阻力減少，而是阻力增加，甚至遭到破壞，這是顯然的事。公共權力私有化，就是人們所說的腐敗。

腐敗從經濟學角度看，是權力的商品化、資本化，從而導致公共權力私有化。公共權力商品化是掌權者把人民賦予的權力作為商品，用來進行權物、權錢、權色、權權交易，從而為自己或少數人謀取私利。權力資本化是指權力在社會生產、流通領域中形同資本，被用以獲取利潤，參與分配。也就是掌權者利用自己所控製的經濟和政治資源，通過市場來幹預社會資源的分配，來為自己和少數人謀取暴利。

我國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務員法》已經明令禁止亦官亦商，但是官商一體的“紅頂商人”現象並沒有消失，而是轉為暗流湧動。如果不是上海商品房“蓮花河畔景苑”13層樓盤倒塌事件，人們怎能得知梅隴鎮鎮長助理和多名政府工作人員也在“開發商”的隊列中，更不知道“鎮長助理”闕敬德先生從一次分紅中能拿到“稅前紅利”136萬多元。（黎明：《追問塌樓事件中的“官商一體”》2009年07月南方報業網）“鎮長助理”闕敬德先生得到的這一類分配，不是以人力資源參與的職務工資分配，而是職權轉化成資本而參與的紅利分配。可見公共權力何止通過賄賂來轉化成資本，而且直接由官商一體的通道轉化成資本。這次上海商品房“蓮花河畔景苑”13層樓盤倒塌事件暴露出來的權力轉化為資本的現象，恐怕隻是小小貓的微型個案，背後的恐龍才是被掩蓋了的問題。多年來，明火執杖進行“權力資本化”的就有曾風靡一時的所謂蘇南模式。蘇南模式簡而言之就是官商一體經營模式，民間稱之為官商勾結促使經濟大力發展的模式。這種“企而優則仕、仕而優則企”的權力資本化模式直接造就了一批現代“紅頂商人”。其中就有從商人變“高官”，“高官”變“首富”的沈文榮。在《新財富》發布的“2009新財富500富人榜”上，沈文榮被評為中國首富，成了一名名副其實的現代“紅頂商人”。沙鋼集團的當家人沈文榮，身價高達200億元。在蘇南模式下，1993年沈文榮就當選為張家港市政協主席，1997年沈文榮任中共張家港市委副書記。正是蘇南模式的典範之作，沙鋼的改製使沈文榮成為富翁，他擁有的沙鋼股份達到29.98％。沈文榮具有企業家的稟賦，本應讓他專事於商業,而不該商而優則官。給他安上官帽而造成官商不分的混亂，製造權力轉化為資本的通道，隻能坑了一個有才華的企業家。更嚴重的則是在權力控製下，搞什麽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收購（MBO），則公開地侵吞國有資產，直接把一夥人的權力轉化成資本。而貪官薑人傑則成了蘇南模式的傑出代表，他被捕前係蘇州市副市長，同時兼任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常務副總指揮、蘇州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和蘇州市高速公路建設指揮部總指揮，集官商於一身。薑人傑單單收受蘇州多家房地產公司的賄賂，就達到人民幣一億零八百六十七萬元。這類違反法製的商兼官，官兼商而導致暴富的現象，隻是公開的秘密，而不公開的秘密我們就難以一一描述了。

這樣，部分“有形的手”就變成了“有形的肮髒的手”。這些“有形的肮髒的手”伸向經濟，擾亂資源的有效配置，必然導致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紊亂。發展結構不合理、浪費、效率低下，破環生態環境，甚至惡性事故不斷的結構性弊病立即成為常態。經濟結構紊亂導致經濟功能紊亂。

而“有形的肮髒的手”毫無廉恥的無情掠奪，必然敗壞社會道德，抽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誠如北汽控股董事長徐和誼先生所說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在出現了消費信任危機，我想本質上還是部分企業商業倫理的淪喪。”信任危機的出現，正是市場功能功能紊亂的典型表現。

而精英們卻故意散布說，市場經濟必然導致道德敗壞。其實市場經濟與社會道德道敗壞沒有必然聯係。非市場的遊牧經濟、奴隸經濟也一樣會社會道德道敗壞。

馬克斯·韋伯就認為新教倫理強有力地推動了西歐經濟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在當時幷不發達和強大的西歐得以產生。而在中國和亞洲經濟圈，曆史上儒家倫理也曾經強有力地推動了古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度使儒家經濟圈領先於全世界。曆史恰恰證明了沒有良好的商業倫理，就不會有發達的市場經濟。

精英們故意散布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道德敗壞”論事實上是欲蓋彌彰，刻意掩蓋腐敗導致社會道德淪喪的真相。而社會道德淪喪就抽掉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必備的倫理基礎，也就是造成了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消失。這種倫理基礎的破壞足於從根本上毀掉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華民族的經濟複蘇成為泡影。

總之是公共權力商品化的致命傷，從根基上引發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紊亂和功能紊亂，嚴重危害經濟機體的健康。也就是腐敗不根治，社會道德風尚永遠無法恢複正常。而中華民族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也就永遠無法恢複，民族經濟振興也就會成為空談。

資本壟斷化，導致不公平競爭

在傳統經濟學的意義上講，土地、勞動和資本是生產的三大要素。作為三大生產要素之一的資本的合理結構與經濟的健康關係重大。這個結構性的問題主要有資本的占有結構與按資本分配的結構。

由於“有形的肮髒的手”的幹預，尤其是官商勾結，導致資本的壟斷：有權有勢的官僚與商人結合起來，利用他們手中的特殊權力將原本國有的資本和民間的資本逐漸掠為己有，使資本日益集中於他們手中，形成資本的結構性壟斷。壟斷格局導致不公平競爭：富者愈富，窮者愈窮。也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朝畸形的方向發展，嚴重傾向按資本和土地分配，因而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在市場競爭中日益處於優勢的地位，最終有可能會形成寡頭壟斷。

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早就指出了壟斷的負麵影響，認為壟斷提高價格、破壞市場秩序、降低了企業效率。這種現象在房地產、電信、石油等產業表現得日益明顯。

壟斷根據市場主體取得市場控製權的不同方式可以分成兩類：經濟壟斷和行政壟斷。
　　
　　市場主體依靠在市場中競爭，進行資本積累和集中，達到規模效益，憑借價格或技術等市場因素排斥其他競爭者，最終達到對市場的排他控製權，就是經濟壟斷。規模不斷擴大的中外資企業逐步取得對市場的控製，競爭最終導致壟斷的出現。壟斷者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在其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提供產量，使得此時的價格高於自由競爭時的價格，所提供的商品數量也低於競爭廠商的供給數量，影響市場競爭的秩序，降低市場配製資源的效率。經濟壟斷是市場主體憑借市場手段即自身的競爭取得市場的排他控製權，是市場發展的必然結果，依靠反壟斷法的控製，隻要執法公允，其負麵影響尚可以控製。

而行政壟斷則是市場主體利用政治手段或依靠市場以外的力量形成對市場的排他控製權。在我國，行政壟斷現象尤為明顯，行政權力作為市場資源的配製手段取代市場配製資源的基礎作用，對於其他未能依賴政府競爭的企業極不公平。如果公共權力不異化，其負麵影響也可以控製。

但是由於公共權力的商品化，使得不守法、不道德的資本勢力有機會通過兩種手段來衝破控製，使壟斷的負麵影響失去控製，而破壞市場秩序，嚴重影響經濟發展。

這兩種手段就是：其一，商家賄賂官員，導致反壟斷法無法製約他們，甚至放任他們違法擴大壟斷。如賴昌星、黃光裕以及部分跨國公司的行為。其二，官商直接勾結起來，借助於行政壟斷來擴大壟斷的範圍。如房地產、電信業、醫藥衛生業的行為。其中典型的事例如諸多城市的政府直接使用公共權力強製推行所謂的“農改超”，打擊菜農、果農和小商販，強製推行有政府背景的農產品超市商家的全麵壟斷。於是少數官商資本勢力借助此類手段來壟斷市場，壟斷性資本在分配中的份額迅速增高，導致結構性失衡，國民經濟機能也隨之失衡。依靠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發展的正常局麵就難以恢複。

譬如雲南孟連“7·19”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地方某些官員利用行政權力支撐猛馬橡膠有限責任公司形成地方性壟斷，嚴重破壞當地橡膠種植業的發展。相關的信息披露：“猛馬橡膠有限責任公司是孟連縣最大的橡膠企業，目前種植橡膠林14.42萬餘畝，占整個孟連縣種植橡膠林25.18萬畝的57％。該公司於2002年11月與政府簽訂《整體收購協議》,采取個人收購的方式，將企業由鄉鎮集體所有製改製為私人企業。官方資料顯示，收購人岩雅，男，孟連當地傣族人，1954年生，時任孟連縣政協副主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其收購方案規定：‘公司所在地使用的土地繼續保留現有行政劃撥方式。’這意味著政府將不屬於自己所有的集體土地，以所謂‘行政劃撥’的方式給了橡膠公司，這在實質上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同時，企業改製後，企業主資產迅速膨脹，成為當地首富，另一些在企業入股的人士也迅速獲利。而當地不少農民還停留在解決溫飽的局麵，貧富懸殊更激化了膠農和企業的矛盾。”（信息引自2008-09-02 青島新聞網：《雲南孟連“7·19”事件溯源》）

與此相似，各地有官方背景的商家壟斷了豬肉、魚蝦、蔬菜、水果等農副產品的營銷渠道，官商一體化的壟斷格局正在製造農民的貧困。中國網亦菲的文章《清理“問題豬肉”不能引進行業壟斷》就揭示：“為何打擊私宰？一個堂皇理由是，私宰是引發‘問題豬肉’出現的渠道之一，一些病死豬肉會趁私宰竄入市場。按理，所謂‘問題豬肉’應是未經檢疫檢驗合格的豬肉吧！然而，在某些部門的實際操作中，‘問題豬肉’往往注入了新的定義：不是屬地屠宰場生產的豬肉統統都是‘問題豬肉’。記得，在2007年7月，廣東粵北某縣有一個鎮100多個肉販與當地經貿部門官員發生矛盾，采取罷市的過激行動。引發矛盾原因是該縣經貿局打擊‘虛假豬肉’，也就是‘問題豬肉’。而這個‘問題豬肉’的鑒定標準卻有點荒唐：隻要不經經貿部門批準出售的豬肉就列入‘問題豬肉’。 ”“媒體報道，在本省東莞市對豬肉及肉製品就實行明顯的區別政策。其中，雙匯鮮凍肉就曾被當地有關部門要求全部下架（見《南方都市報》2009年4月25日A15版）。因此，在清查‘問題豬肉’的同時，不能引進‘行業壟斷’。”借助行政權力形成的流通環節中的各種壟斷，截取了農民應得的利益，嚴重妨礙了農副產品生產的正常發展。不公平的競爭，迫使農民更趨於貧困，而從根基上削弱了農村的內需。

同時，依托官方背景的壟斷行為，使大量的中小企業陷入不公平競爭的困境。尤其在融資方麵，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壟斷型企業，如中石油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和股市監管的漏洞圈錢尋租。黃光裕則編織了一張通往權貴高層的黑金網絡。憑借頭上的保護傘，黃氏兄弟借助擾亂金融市場等手段瘋狂斂財。融資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再加上銀行信貸向房地產等大型企業一邊倒的現象沒有根本扭轉，這就導致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不暢通。而且壟斷型企業圍標、依靠官方關係壟斷招標和政府的歧視政策，又導致中小企業獲取項目困難，尤其是數額巨大的政府采購，明顯倒向壟斷性大企業，尤其是外資壟斷性企業。這種不公平競爭，正在窒息本應成為經濟增長最主要力量的本土中小企業。不公平競爭，削弱了中小企業這個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阻塞了就業的主要渠道，降低了平民和中小企業主的收入水平，更加嚴重地削弱了內需。

人力資源低賤化，導致分配不公，內需疲軟

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認為由於社會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產生經濟危機的可能。譬如，在建築市場上，有效需求就是買主希望並有能力購買的建築產品，建設項目和有關服務的數量。換成一句話說，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人們願意買，並且有能力買。當今，人們確實願意買房子來滿足居住的需要，但是沒有能力買。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早已出現。

為什麽人們沒有能力買呢？因為畸形的壟斷導致人力資源低賤化。也就是人力資源不值錢，壟斷資本在分配中的份額特重，生產要素的分配畸形，人力資源的分配奇低，分配嚴重不公。主要依靠人力資源獲得一份分配的大多數人——資本的日益壟斷促使他們成為絕大多數，連中產階層也正在日益萎縮——他們所得的分配所占的比例正在日益減少，因而沒有能力購買。

官員原本依照官僚製的設計，應該官商脫鉤，也必須依靠製度所給予的正當薪俸來參與分配。然而，事實卻是官僚打破了製度的約束，主要依靠灰色、甚至是非法收入肥己，也就是他們不想依靠自己的人力資源來參與分配了，而蛻變成主要依靠權力資本（資本化的權力）來參與分配。其中甚至還包括了國企的高管、大學行政高層、醫院行政高層和某些知識精英等，他們也會逐漸官僚化，也能夠加入官僚憑借權力資本參與分配的利益集團。

這樣的分配潛規則還會向各類組織擴散開來，造成這些組織的衰敗，後果也十分嚴重。因為優質的人力資源，也就是人們所稱的人才就會因為依靠人力資源參與的分配遠遠低於外資企業，外國的相應組織，而大量流失。那些劣質的人力資源（狡詐的奴才）就會因為他們善於巴結而分享權力資本的分配利益；奴才就會取代人才而在組織中占據主導地位，優秀人才進一步被故意排擠而加速流失。各類組織將因優秀人才的流失而變得軟弱無力，從根基上受到傷害。尤其是那些關係到經濟發展根基的科技、學術研究部門就會充斥奴才，缺乏人才，而成為一副空皮囊。

到了這個官僚利益集團日漸形成的時候，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全力影響社會分配的結構，繼續推高資本和土地在分配中的比重，壓低人力資源包括知識勞動在分配中的比重。表現為一些官員、壟斷企業高管、知識精英等的收入成天位數字，城市平民、農民和一般知識勞動者的收入相對日益降低，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國家統計局也宣稱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也警告說，中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可能會威脅其社會穩定。而絕大多數隻能依靠人力資源參與分配的職工與農民所得分配的份額相對值的日益降低，將導致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市場也就有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使生產相對過剩，造成經濟失衡。暫時的補救辦法就是用外部需求來填補內部需求，繼續拉動經濟發展。而高度依賴外需又成了必須繼續壓低人力資源分配份額的“正當理由”，因為據說低工資是中國參與世界市場競爭的“最大優勢”。於是形成了惡性循環：內需因民眾分配比例的下降繼續縮小份額，外需因產品的低價比例日益增大，民眾分配比例也就繼續被壓低。最終會導致國富民窮的病態。而且這個“國”也將不國：不再會是人民之“國”，而是權貴之“國”。

當前，由於外部社會產生空前的經濟危機，需求急劇萎縮，於是中國市場中本來就業已存在的供需失衡就突出出來了。成為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市場的嚴重衝擊的直接著力點。當前的經濟刺激方式也隻能是應急措施。還不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無論城市工薪層還是農民所得的分配額度都沒有有效得到提高。雖然政府也開始注重向農業投資，推行產品下鄉，著急於拉動農村的內需。但是農村的供應和銷售渠道，融資渠道被某些官商結合的資本勢力所壟斷的局麵沒有改變，農民被掐著喉嚨，農村經濟的長足發展，農民購買力的有效提高，就還隻是理想，而不是現實。沒有人數眾多的農民和城市平民群體購買能力的迅速提高，中國的內需就會長期處於不足的狀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就尚未夯實。

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反複辯解說：“在現在的經濟條件下，工人除了接受這一低薪外，別無選擇。這就是市場！”但事實卻是，低薪並不能推動工業革命，曆史證明了反而是高工薪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

薛湧先生在《高工薪推動了工業革命》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在從中世紀到近代早期歐洲的經濟發展階段，歐洲工薪最高的地區，也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最近，著名的英國經濟史家羅伯特·艾倫出版一本新著：《全球化視野中的英國工業革命》，對近幾十年來西方學者對工業革命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他的結論非常清楚：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就是因為英國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前夜是歐洲工薪最高的地區之一。其中的理由也不難理解：隻有工薪高、人力貴，巨額投資用機器替換人力才有錢可賺。當時歐洲大陸的主要經濟體並非不能掌握工業革命的技術，隻可惜這些地區的人力太賤，花大錢購買昂貴的機器來替換廉價的勞動力會賠本。這和幾年前《經濟學人》對中國的觀察非常相似：許多外商到了中國，寧願放棄使用多年的技術，用廉價的勞動力替換了其實已經並不那麽先進的機器。‘低薪陷阱’導致了‘低技術陷阱’，這最終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可見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的辯解，根本就不是為了維護經濟的正常發展，而是故意歪曲經濟學原理，刻意維護權貴們在分配中的有利地位。他們為了自己能分到一點利益而出賣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利益。

然而，這種人力資源低賤化的不正常狀態並沒有被人們充分關注，消除資本壟斷的趨勢，矯正生產要素分配的不正常比例，恢複人力資源的應有價值的根本性舉措始終並未推出。

救治中國經濟的秘方

因此，救治中國的經濟，關鍵就在於有效消除公共權力商品化，資本壟斷化和人力資源低賤化。隻有治好這三大致命傷，中國經濟才可能持續發展。

具體說，必須使用如下秘方：

一.消除公共權力商品化

防止公共權力商品化，從戰略層次講是黨的執政要實實在在地以依靠人民為根基，不能停留於口號而放棄了革命傳統，甚至照搬國內外統治者主要依靠官僚層來執政的辦法。主要依靠官僚來治理人民，就必然產生官員難以控製，權力尋租甚至官商一體就習以為常。因此黨政分開，以服務製替代官僚製是根本策略。從戰術層次講是分權約製。一是人民代表大會與官員權力真正分野，改變目前地方“一把手”控製全部權力，黨政不分的不正常局麵。二是政府內部由政治官員、政府雇員和黨的工作幹部三種成份權力分野，政府對社會的服務流程化，阻斷大權獨攬，權力便於尋租，甚至官商一體的通路。

也就是從根基上來杜絕公共權力商品化，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恢複正常，使市場倫理恢複正常，從體製和道德約束兩個方麵保證良好的經濟秩序。

二.消除資本壟斷化

防止資本壟斷化的前提是消除公共權力私有化，使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正常發揮作用。而反壟斷法的完善和公正執法就是具體的措施。當前中國的反壟斷法的主要缺陷是隻反經濟壟斷，不反行政壟斷。而且在公共權力商品化的環境下，反壟斷執法疲軟，難以有效約束官商一體化的壟斷。遏製住了行政壟斷，資本高度集中於少數官僚與奸商手中，形成資本被高度壟斷的危險性也就減少了許多。同時，必須讓中國證監會擁有像美國證監會那樣的權力，嚴厲監控股市的運行，利於中小企業融資，而不許可壟斷性資本操控股市圈錢。而股市的健康其實很簡單，就是使之成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的正常渠道，而不是短線炒作的樂園。

三.消除人力資源低賤化

防止人力資源低賤化，除了中央采取逐步促進提高工薪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之外，還必須改變企業員工和農民的絕對弱勢地位，使這個群體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維護自己的權益。如果期望依靠總理等高層來為工人討薪酬，維護他們的權益，說得尖刻一點，除了作秀的作用，恐怕對改變人力資源低賤化的現狀根本毫無作用。國外長期積累的經驗是依靠工會和農會維護這些弱勢群體的權益。這一點在我國依然可以有效應用。不過現有的工會和婦聯等組織，代表的是官方和企業管理方的利益，而不是員工的利益。隻有重建工會，建立農會，才能有效維護他們的權益，改變人力資源低賤化的弊病。促使占絕對大多數的民眾們有合理的收益，使民眾與經濟發展的步伐同步而富有起來，從而改變內需疲軟的根本性弱點，改變中國企業在國內的市場根基不足，又太多地依靠低廉勞力和低價競爭，難以成長為世界性的高技術、高智力、高創新的強大的公司的弱點，促使中國的經濟真正強大起來。

而恢複人力資源的應有價值的最根本性的措施卻是恢複官員層以人力資源參與分配的正當體製（政治家、企業高層和高級科技人才一樣，都是高級人力資源，在各自的人力資源市場中可以有更高的薪酬價格，所要杜絕的是不能以各自手中掌握的權力作為資本來參與分配，而並非主張平均主義），而杜絕部分官員和國企高管用權力參與分配的不正當的現狀。否則政策執行者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根本相悖，中央再好的措施也不可能得到貫徹。

這些方法其實很簡單。難以應用不在於人們無法理解，而在於一些既得利益的當權者唯恐失去自己的利益而刻意阻撓。這就需要執政黨的決心和依靠人民進行改革的勇氣。非此，任何解決辦法都會成為作秀。而能夠做的至多是舍本求末的應急對策，權解一時之危難而已。

中國的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之後業已強大起來了，其規模已非昔日可比了。但要真正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力量，不正視經濟機體的這三大致命傷，並痛下決心在肓病入膏肓之前下猛藥療傷，進行精心的調理，終究是會釀出大禍害的。現在是到了必須重點關注的時候了。但願這些經濟問題能夠及時解決，以免日久生變，質變成為政治問題：官僚與奸商的勾結，一旦坐大成為穩固的官商特殊階層，他們必然用極力推行自由競爭式的票選民主的手段來實現資本對公共權力的絕對控製，圖謀官僚資本主義，並迫使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也就是中國的壟斷資本通過投靠美國壟斷資本來確保他們的利益。人們不能無視這種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