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蕩華爾街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橫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馬冷眼瞧
俞敏洪：生活感悟
存在的理由
每個人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作為常人，無論身處苦難、絕境或是舒適、發達之中，都免不了會思考，思考我們存在的意義。
那些對生活的意義有著明確答案和堅定信念的人，是幸福的。但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想要找到一個毋庸置疑和自始至終的答案，十分困難。很多時候，答案隻是臨時性的：我們得到答案的同時，就又失去了答案。覺得自己為了名聲而來，得到名聲後很多人倍感空虛；覺得自己為了財富而來，擁有後發現自己除了錢，什麽也沒有；覺得自己為了愛情而來，卻又常常陷入失戀的痛苦；少年時的惟一答案是考上大學，進了大學才知道生活剛剛開始；大學期間，似乎有了許多答案，是出國，是考研，還是工作？是讀書，是戀愛，還是虛度光陰？我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應對同學的眼光和社會的標準，不知道怎樣才能從容地生活。
我們到底為什麽來到這個世界上？我們來了，就一定有來的理由；我們存在了，就一定有存在的理由。人是有著精神境界的動物，因此我們希望把自己的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最好兩者合二為一。由於現實層麵和精神層麵有時會相差甚遠，要把兩者結合起來會產生很多的痛苦，所以人們常常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放棄精神上的追求，使自己徹底活在現實中；另一個極端則是退縮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遠離現實世界，使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能力越來越差。
實際上這兩個極端都是非常危險的。對於前者，在現實的名利場中隨波逐流，也許能夠得到一時的好處，但沒有了精神的航標燈，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一個沒有崇高追求的人，就不會在乎自尊和尊嚴，進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能流芳百世的，都是為人類創造出了寶貴精神財富的人物。麵對這些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藝術家，很多人既痛苦又羨慕，因為權勢、金錢換不來不朽英名。
對處在另一個極端的人來說，由於缺乏與現實世界相處的能力，最後放棄和現實世界的糾纏，實際上也是人生失敗的一個標誌。那些真正的思想大師們，實際上都是在和現實世界打交道時，才產生了種種的感悟和思想；也隻有在現實中產生的思想，才能夠為現實所用，來指導現實生活。所以盡管孔子很高潔，但每次聽說有當官的機會都不放棄，因為他希望能夠通過參與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蘇格拉底到死也沒有願意離開現實，希望通過自己的生命來證明現實的錯誤。沒有勇氣麵對現實的人一定沒有勇氣傳播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思想家和精神引導者。
對於我們來說，生活在現實之中，又能夠高於現實進行更加深刻的思考，是我們最好的出路之一。現實修正精神的錯誤，精神引導現實的方向。每一個人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很多短暫的東西一定不是我們存在的理由：你中了一次彩票，你獲得了種種榮譽，你被媒體評為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你被政府評為十大傑出青年，你成了超女或超男……這些都和你長久的生存質量沒有關係，而且如果你把持不住，反而容易傷害你的長久生存之道。本來一個好端端心平氣和的人，因為某種外在的推動變得心浮氣躁，自我膨脹，直到最後把自己毀掉了才罷休。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這樣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
時間會將一切沉澱。即使是在不遠的將來，那些能被人們記住的，一定是用文字而非身體說話的作家，用著作而非演講說話的經濟學家，用業績而非宣傳說話的企業家，用良心而非偏見說話的記者，以及用真情而非炒作說話的演員。曆史待人就是這樣“刻板”，如果你隻是迎合現在，也許會沒有未來。
人生不能過於安分
我發現成功的人生都有一個特質，就是不安分。我們的父輩很多成功者，都是原來放棄了鐵飯碗。這絕對不是什麽懂得放棄的精神，而是因為他們不安分，不滿足於眼前安穩的現狀。雖然他們其中也有犧牲者，但他們的生命都在拚搏，都很有價值。
世上有三種人：
第一種，他們不能適應社會的準則，被社會無情的打擊到社會的最低層，他們的精神生活幾乎為零，隻能得到維持生命存活的物質條件，如錄瓦宰在丟失項鏈後；
第二種人，他們能夠適應社會的準則，但他們必須遵守社會準則，在社會準則麵前沒有任何的尊嚴，他們隨波逐流，在適應社會準則時，能夠得到一丁點的好處；
第三種人，他們不但能夠遊刃有餘的適應社會準則，而且能夠在完全了解、理解社會準則後，根據自己的想法改變一部分社會準則，從而實現自身價值，他們不用為所謂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苦惱，因為他們為世人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中國的孩子，在我看來，大多做不到第三種。
首先，他們已經適應了逆來順受，他們已經適應了去適應，而不是去改變。他們適應了隨大流不犯大錯。而不懂得獨立做判斷，獨立選擇。比如考研，為什麽考研，因為這樣穩唄！這是什麽穩？不是安穩，是這樣不會出大問題。大家都這樣了，我不這樣，就比大家差了，就不穩了。殊不知，這個大家，也是看大家都這樣，所以這個大家看大家，是腦殘看腦殘，誰都不比誰差。
中國人有種很惡劣的文化心理，就是求同心理，跟大多數人一樣，應該是安全的。
其次，他們大多數已經喪失了創造力，改變是要創造力的，沒創造力的人沒自信，所以求穩，但求無過。這是弱者的想法。強者，藐視過失，錯了怎麽樣？機會成本而已，睡覺也是機會成本。在這點上我很欣賞韓寒，如果他當初真的接受了某大學的錄取，或者繼續讀書，那麽現在的他，至多一介文人。然而，這個退學的大錯他犯下了，這個天下之大不韙他冒了，所以他現在得以保持這般本色。在韓寒和白燁的博客論戰裏，我看到的是一個正直的，有楞有角的，獨立思考的，成熟的精神強者，虛偽的對手懦弱地棄甲而逃。而24歲的他，17歲已經獨立了。當初他若是覺得跟大家一樣是安全的，那麽現在的他是危險的。
第三，中國的孩子缺少分辨規則的能力。隻要是規則，條件反射是遵守。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區別在於，成功的人懂得去分辨真規則和假規則。舉個簡單的例子，對於大學裏翹課，多數人是不敢的。因為什麽？點到啊，規則擺在這裏——被點到名會扣分。其實這是一個假規則，點名，是大學體製對付不認真學習混日子那些學生們的一種手段。換言之，有學習目的的學生，不是大學點到體製的目標人群。大學裏的真規則是——實現自身的價值提升。分辨出真假規則的人，自然懂得怎麽去選擇自己的行為。
中國的孩子長大會怎麽樣呢？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長大怎麽樣，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成長的中國孩子，同樣會保留一樣的文化秉性，求同心理，缺乏開拓精神，缺乏激情。
大學實習的時候，曾經見過一些被生活奴役的人，沒有激情，開著冷掉的玩笑，唯唯諾諾，冷幽默，眼鏡後麵，笑容尷尬。公司老總在說到他的司機的時候這麽描述：“他跟著我6年了，6年前是700的工資，現在還是。我曾給過他提拔的機會，可他並不努力，所以他隻能是這個價值，他永遠是700塊。”
這個700塊屬於“第二種人，或者說徘徊第二種人和第三種人之間。他們能夠適應社會的準則，但他們必須遵守社會準則，在社會準則麵前沒有任何的尊嚴，他們隨波逐流，在適應社會準則時，能夠得到一丁點的好處，如錄瓦宰在得到局長邀請參加舞會；”
精彩的生活有各種各樣的精彩，無聊的生活，是一樣的無聊。
年輕時保值，就是貶值，年輕時貶值，那是垃圾，年輕時增值，才是人才。我現在可以是700塊，我明天就是701塊，明年就是7000塊，而幾年隻後，是我來衡量別人是700塊還是7000塊，這才是人生。
我發現成功的人生都有一個特質，就是不安分。我們的父輩很多成功者，都是原來放棄了鐵飯碗。這絕對不是什麽懂得放棄的精神，而是因為他們不安分，不滿足於眼前安穩的現狀。雖然他們其中也有犧牲者，但他們的生命都在拚搏，都很有價值。
我喜歡這樣不安分的人。總愛折騰點事出來的人。躍躍欲試的人。蠢蠢欲動的人。也隻有這樣的人，會不斷突破自我，精彩紛呈。
其實每個人都是億萬富翁，可是有些億萬富翁隻值700塊。
一生安分的人，等於夭折。
我現在是商人
印象
從絕望中尋找希望 做人像水,做事像山
如果俞敏洪沒有成為俞敏洪
如果俞敏洪沒有成為俞敏洪，那他隻是一個打扮隨意、身形瘦削、文氣略重、戴著近視眼鏡的普通中年男子。如果俞敏洪當年落榜、留學失敗、被北大處罰後接受大家的勸說安靜地過日子，那他可能會是一個農民，可能會是個外語係副教授，可能會和很多人一樣過著單位、社會為他設計的被動生活。 來自農村、北大學生、北大教師、新東方、上市公司董事長，俞敏洪成為了俞敏洪。他很早就被冠以“留學教父”和“創業英雄”的名號，也是公認的中國英文教育行業中獨辟蹊徑的領袖人物之一。《時代》周刊對他的描述是：這個一手打造了新東方品牌的中國人是“偶像級的，像米奇或者小熊維尼之於迪士尼”。
從農民之子成為“教育首富”，俞敏洪用了13年時間。除了個人財富的增加，他還改變了中國學生的英語教育方式。俞敏洪也因此被《亞洲周刊》評選為“21世紀影響中國社會的10位人物”。
一直以來，俞敏洪給人的印象，更多是像武俠小說裏的江湖英雄，他享受著“留學教父”的光環。隨著企業做大了，草莽英雄已經遠遠不夠，漸漸地，不少場合上，愛講話而且會講話的俞敏洪不得不拿起了講話稿；過去喜歡談詞匯量、喜歡談學生留學成才規律，現在講的更多則是股權、公司運作……過去如數家珍的學英語絕招，現在換成了未來發展規劃。盡管認為自己未來的歸宿是回歸老師，但現在的他毫不諱言自己已經是一個商人了，畢竟商業在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也許，以後叫他俞總的人會越來越多，而能夠摟著他的肩膀嘻嘻哈哈的人會越來越少。這可能就是所謂的代價吧。他說了，聰明人是該懂得舍棄什麽的。
45歲的生日剛過一個月，人漂泊了，心也滄桑了，很難再大喜大悲，沒關係，日子會順順地往下的。
經曆“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
11年前，34歲的俞敏洪就被稱作“超級英文詞典”，他掌握了8萬個英文詞匯，比一本六七厘米厚的《朗文英漢雙解詞典》還要多一倍。
今天，俞敏洪除了擁有新東方董事長兼CEO的正式頭銜，還被冠以“中國最有錢的教師”的名號。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將俞老師的錢都裝訂成朗文詞典那麽厚的書，可以開一家小型書店――至少上萬本。
美國時間2006年9月7日早上8點，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大廳裏，俞敏洪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交易屏幕，直到新東方的股票代碼EDU第一次出現在上麵……而在14年前，1993年11月16日的早上，北京一間平房裏，俞敏洪的視線凝聚在剛剛申請下來的辦學執照……
從一個落魄的民辦教師到億萬富翁，俞敏洪的人生經曆本身就是一部勵誌教材，沒有誰不能從他身上看到希望和未來。落榜、休學、拒簽、創業、被綁架，到成為“留學教父”，俞敏洪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的人生經曆一路坎坷和挫折，不變的是他在每次經受打擊之後都選擇了不屈、選擇了奮起。一路高唱著“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的俞敏洪，把這句話當作了新東方的校訓。在他看來，忍受孤獨、忍受失敗和忍受屈辱的能力是成功必備的三種能力。
三次高考圓了大學夢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蘇江陰。至今，他在中關村新東方大廈的辦公室裏還掛著當年農村老家那間破舊“故居”的照片。1977年恢複高考使俞敏洪看到了出人頭地的希望。1978年，他選擇了英語專業參加高考，然而他的英語僅考了33分，這個分數讓他與大學失之交臂。但是俞敏洪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夢想，之後的兩年裏，他參加了複習班主攻英語。1980年，當年因英語考了33分而兩次落榜的俞敏洪，最終以93分的好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西語係。
從極度自卑中尋找自尊
北大求學期間的俞敏洪沉默寡言、被別人冷落。“我是全班惟一從農村來的學生，開始不會講普通話，不善與人交流，結果從A班調到較差的C班。大三的一場肺結核還使我休學一年。”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學會了孤獨、忍耐、堅韌……
1985年從北京大學畢業，俞敏洪留校任職。其間，激蕩在中國土地上的留學熱潮牽動著俞敏洪的心。俞敏洪這樣回憶：“1988年我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我全力以赴為出國而奮鬥時，動蕩的1989年導致美國對中國緊縮留學政策。以後的兩年，中國赴美留學人數大減，加上我在北大學習成績並不算優秀，赴美留學的夢想在努力了3年半後付諸東流，一起逝去的還有我所有的積蓄。雖然當時北大也在辦英語短期培訓班，但是沒有我的職位，為了謀生，我到外麵的培訓班去教課。培訓班的廣告上打的是：北京大學著名托福專家。因為我當時托福考了663分，分數相當高。”
當年北大教師在校外授課是一件觸犯紀律的事情，而俞敏洪的大名就寫在廣告最為顯眼的地方，被堂而皇之地貼在北京的各個角落，很快學校知道了他在校外私自授課的事情。
學校給了他一個嚴肅警告處分，那是北大有史以來對一個教師的處分用廣播這種方式。“把我的處分通告和頭像放在閉路電視中放了好多天，把我的處分通告加上我的照片貼在了北大三角地的玻璃櫥窗裏麵，放了一個多月，我成了一個反麵角色。”
突然之間淪為校園中的一個反麵角色，俞敏洪感到同事、學生看他的眼神都很奇怪，感覺身後傳來了一陣陣的刺痛，這個曾經讓他無限自豪的校園那一刻讓他窒息，萬般無奈之下，他隻有選擇離開。
艱苦的創業初期
宿舍被北大收回，一輛平板車拉走了俞敏洪的全部家當，俞敏洪與妻子隻好租了農民的平房，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失業的俞敏洪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教英語，又趕上出國熱，雖然留學失敗，但他卻對出國考試和出國流程了如指掌；盡管沒有麵子在北大待下去，他反而對培訓行業越來越熟悉。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機緣，幫助他抓住了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機會：創辦自己的英語培訓學校――新東方。
1993年，為了養家糊口，俞敏洪和妻子在北京中關村一間10平方米的違章建築裏辦起了新東方學校。現實和他開著一個又一個玩笑，英語熱這塊鮮美的蛋糕不是隻有俞敏洪一個人發現，這時的北京，大大小小的英語培訓班遍地開花，不起眼的新東方根本無人問津。“一開始我們的廣告貼上去他們就啪一下撕掉，反正前麵在貼，後麵跟一個人在撕，那個廣告能在廣告欄上待一分鍾就了不得了。”也曾發生員工在貼廣告時被競爭對手捅傷，麵對同行的惡性競爭，他不知所措，當必須同各個部門建立良好關係，他又不知所措……漸漸地“臉皮厚了”，學會了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懂得了應對社會的種種技巧。
俞敏洪後來想了很多主意：講座、免費聽課、到處給學生做演講……能用的招數俞敏洪都沒有放過，他的新東方還真就分到一杯羹，幾年的時間，新東方成為了許多大學生出國前的預備學校，俞敏洪編寫的《GRE詞匯大全》近乎是眾多學生飛出國門的“通行證”。眼看越來越好的前景，俞敏洪心想，他需要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來和他共頂這片天地了。
新東方的更新蛻變
1995年，新東方開始進入急速擴張期，為了保證事業健康發展，俞敏洪遊說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強、包凡一、錢永強等從海外回國加盟新東方。當時的王強已經是美國貝爾實驗室的教授，徐小平在加拿大也名聲日隆。
這股具備了卓越能量的海歸力量把國際先進的文化理念以及教學方法帶進了新東方，幫助新東方成功實現了第一次大轉折。在原有托福、GRE培訓之外，先後開辟了出國谘詢、口語培訓、大學英語培訓等業務，並逐漸完成了從手工作坊向現代公司的更新蛻變。
2000年到2003年，新東方經曆了痛苦的轉型階段。每個領域都急劇擴張，利益的衝突在所難免，尋求規範的製度保障迫在眉睫。俞敏洪再次經曆了一種絕望，在無數人眼裏已經足夠成功的他，獨自一人處於無助的煎熬中，他甚至為此痛哭過幾次。無休止的爭吵考驗著曾經的友情：要麽解體，要麽實現利益和權力再分配的局麵。
新東方最終走出了那個紛爭的階段。2004年以後的新東方開始以國際標準鍛造企業，建立起了董事會，有了製度框架下的決策層和管理層，大家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做事，而不是原來的“山大王”各自獨大。俞敏洪說，我們的核心人才一個都沒有走，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為了一個團隊的未來完成個人的妥協和讓步，可以說給中國知識分子創業樹立了榜樣。“這一切應該歸功於這是一群有誌於教育事業的理想主義精英。”俞敏洪說，“財富已經不是今天新東方人的第一追求，對於企業來說，如果以賺錢為終極目標，肯定做不長，錢隻是過程和手段，為了目的服務。新東方現在的最高目標，就是教育和教育產品的開發，新教育模式的探索，為中國未來的教育打開道路。”未來進入漢語培訓市場 聲稱上市後要睡幾個好覺的俞敏洪，現在仍舊停不下忙碌的腳步。俞敏洪認為，未來中國的外語培訓市場總額在200億元人民幣左右，他說他和新東方最大的夢想是把漢語、把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推廣到全世界。“如果用商業的眼光來看，我認為漢語100%有前景空間。新東方未來會進入漢語培訓市場，這是我們擴展語言培訓的重要部分。不過目前還隻做了一些基礎工作，因為漢語培訓需要全新的經營模式。”俞敏洪說。
對話
後悔讓新東方上市，但他們不用再來找我“打架”了
記者：新東方上市已經一年多了，你的生活有什麽變化嗎？
俞敏洪：更忙，壓力更大，各種社會活動更多，各種應酬更多。個人隱私也幾乎沒了，成了公眾人物。我現在都不敢隨便和女孩子去喝咖啡了。嗬嗬。
記者：你這麽忙碌，每天休息的時間夠嗎？
俞敏洪：每天躺在床上的時間五六個小時吧，但那是躺著的時間，真正睡著的時間就沒有了。需要思考，有時還會失眠。沒辦法，壓力比較大。
記者：談談新東方上市給你帶來的壓力和感受好嗎？
俞敏洪：新東方上市後其實是把內部鬥爭轉化為外部鬥爭。以前是內部員工關心新東方做得如何？該怎麽做？現在，是外部投資者不斷在問你做得如何，怎麽做了。還好，我漸漸習慣了，臉皮厚了，資本家不做過分的承諾。
另外，我其實很矛盾。因為“做教育”和上市始終有一點衝突。上市公司是做數量，你鐵定要做到收入增長多少，利潤增長多少，學生數量增加多少。但對於一個教育機構來說，它的最大可持續性發展的保證，在於它的教學品質，而不在於它的學生每年增長了多少。
所以，既要保持新東方的可持續增長，又要保證教學品質同步增長，都需要時間，這種狀況是比較難平衡的狀態。上市前的我從未算過新東方每年增長率是多少，我總會從容地把該花的錢都花掉。現在，做到從容花錢不容易，甚至還要省下來變成利潤。
我一向喜歡悠閑做事，這點讓上市給破壞了。
記者：有媒體報道說你後悔讓新東方上市？為什麽呢？
俞敏洪：新東方上市，就我個人而言我是不想上市的。但是，這又不是以我個人意誌為轉移的。當時麵臨著外部競爭的問題和內部利益分配的問題，全世界的資金都在找中國的投資項目，而很多基金已經開始找到了教育領域。如果真有一家外語培訓機構比新東方早上市了，那麽從競爭和資金上來說，新東方將麵臨一個很強大的對手。
創辦新東方的時候肯定是想做大，但做到一定程度我個人覺得夠了，平時留點時間去旅遊、寫書、騎馬挺好。但是，當自己覺得做得差不多時，周圍的合作者會說不夠好，他們希望你繼續做。而且，利益糾紛增加了，結果漸漸發覺自己主動做的感覺在慢慢消失了。
記者：你覺得自己被別人推著走嗎？
俞敏洪：從本質上說，上市是一直被推著走的。外部競爭和內在矛盾都是推手，內部的力量更大些。就我個人而言，上市不是我個人最佳的選擇，但上市可能是新東方和新東方人的最佳選擇。以前我在利益和人情中間搞平衡，搞得筋疲力盡、狼狽不堪。現在他們也不需要來找我“打架”了。
永遠不會離開教育這個主業，要辦中國的哈佛
記者：你認為新東方在中國外語教育的質變過程中起到了什麽作用？
俞敏洪：起到了一個催化劑的作用，但沒到革命性的作用，局部意義上它改變了中國外語教學的模式，但隻是在原有中國老式教育基礎上增加了一點點靈活性的東西。所以我希望，新東方的未來能對中國的整個教學體係帶來一些改變，能使課堂氣氛更活躍，使老師更真實地跟學生進行交流，老師能對學生未來的人生道路起到真正的指導作用。
記者：新東方在規模和內涵兩方麵還將如何提升？
俞敏洪：現在老百姓理解的新東方還是個出國考試的機構，我希望未來新東方，內涵更加豐富，外延更加廣闊。由考試轉向外語，由外語轉向教育，由教育轉向綜合教育，成為每個子品牌都很強的教育集團。關於內涵，我們希望把新東方的精神、理念和新東方的勵誌等係統化，讓它能夠施惠於更多的人。我們可能會把這套係統擴展到更大的領域中。
記者：你如何看待廣東的英語培訓市場？新東方有可能做成加盟形式嗎？
俞敏洪：廣東的英語培訓市場雖然沒有北京和上海的狂熱，但一直很平穩。這跟廣東人開放、穩定的心態有關。我們已經在北京開始嚐試了加盟試點，接下來會鎖定在二、三級城市開展加盟，但需要一定時間去摸索使這個體係成熟。
記者：新東方在08年或者今後會有什麽大的擴展計劃嗎？
俞敏洪：平穩向前，有機會抓機會，沒機會創造機會。未來新東方的主要方向還是外語培訓，經營性培訓是主項。我們永遠不會離開教育這個主業，去搞什麽餐館、房地產，所以相信不會在盲目擴張上犯重大錯誤。未來可能會擴充到中小學的同步培訓，當然是除英語之外的課程。事實上，我們現在的中小學英語同步培訓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一年幾十萬學生。對於化學、物理、語文、數學等課程，現在也可以做了。還有，我們已經開始做學前教育。除此之外，職業和就業培訓也是我們的方向。還有就是我們之前做的圖書編輯與出版、雜誌編輯與出版、遠程教育等都在逐步增長，不會有大的改變。
記者：上市一年多的新東方運轉正常，也很順利，你有什麽接下來的目標或者希望嗎？
俞敏洪：把新東方做好，盡早地從不應該我坐的位置上退下來，也許我會慢慢從總裁和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專心去辦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私立大學。我期望的是一個包括經濟、法律、商學、哲學、宗教等的小型人文精英大學，並且能夠做成中國一流的私立大學。然後，繼續每年資助500-1000名貧困大學生，幫助他們完成大學學業；爭取多點時間給自己去讀書，多走點地方，多點時間給我的家人。
“給自己打60分，我樂意把自己當商人看待”
記者：你的身份是一位英語教師，也是一個商人，又是老板，還是一位丈夫，一位父親，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定位？你最喜歡哪個身份？
俞敏洪：一個人一天的角色轉換會很多，回家是丈夫和父親，單位裏是老師和老板，我的角色很靈活的。如果讓我選擇終身職業，我會選擇教師。但是目前我的主要角色定位是一名商人，一個老板，因為我手下有6000多個員工和老師，全靠著我能否對新東方指揮得當來決定他們的生計。我樂意把自己當商人看待，是一個執行了誠信原則、平等交換原則、互惠互利原則的商人，而不是那種投機取巧、權權交換的商人。
記者：你對自己目前的狀態滿意嗎？有什麽困惑？
俞敏洪：不是很滿意，如果給自己打分的話，隻能是60分。存在很多困惑，比如如何平衡上市追求數量和教育追求品質的矛盾，事業和家庭如何平衡的困惑，還有年齡和事業出現衝突的困惑。
很多人認為現在的我好像什麽都有了，其實內心深處常常湧起的困惑和痛苦可能在強度上比91、92年的那種狀態還高，這是更深層次的憂患意識。這麽大的攤子，你一個決策失誤可能就崩潰掉了，幾千人在你手下，他們的生活、著落、幾十萬個學生在你這兒學習，一個老師的引導錯誤帶來的負麵影響，你再往大點想，這麽多學生在你這兒學習，對國家、對未來，到底你會產生什麽影響。但新東方依然是我做著的最有意義的事。
記者：你現在是中國最有錢的老師，對財富有什麽新的理解嗎？
俞敏洪：我不主張花大錢，我也不穿名牌。我說過一句話：“有財富未必有人生，有人生未必無財富”，有錢並不代表人生就完美，人生境界的高低和一個人一輩子過得值不值，有沒有錢沒有關係。一樣的財富，對於有智慧或者沒智慧的人是不同的，有智慧的人會讓自己的人生更完善、更豐富、更完美；而沒有智慧的人即使有了財富，也隻會使自己變得更愚蠢。
問卷
你認為最完美的快樂是怎樣的？無所顧忌地行走在這個世界上。
你最希望擁有哪種才華？掌握一種樂器，用另一種語言把內心的情緒宣泄出來。
你最恐懼的是什麽？親朋突然有嚴重病患或離世。
你目前的心境怎樣？平靜。
你最欽佩的是誰？弘一法師――李叔同、玄奘、孔子。
你認為自己最偉大的成就是什麽？到現在還活著。
你自己的哪個特點讓你最覺得痛恨？優柔寡斷，軟弱。
你最珍惜的財產是什麽？知識。
你覺得最奢侈的是什麽？擁有一個湖、一座山、一座森林。
你最喜歡的職業是什麽？教師。
你使用過的最多的單詞或者是詞語是什麽？“他媽的”。
你最看重朋友的什麽特點？忠誠。
你這一生中最愛的人或東西是什麽？最愛的人是家庭成員，最愛的東西是書。
八卦關於俞敏洪的愛情
俞敏洪把他棄教從商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妻子沒完沒了的嘮叨。也正是這個賢內助，在成就俞敏洪的功勞簿上首當其衝。
曾經，在北大長達六七年的時間內默默無聞，甚至沒有談上一次戀愛，俞敏洪把這歸結為“對一個男人摧毀性的打擊”。愛情的來臨，發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9點。當時已經留校成為北大英語教師的俞敏洪，盯上了德語係的一個女生，據說對方還是係花，但他不懂怎樣追女生，隻能每天跟著去圖書館上自習。3月26日這天晚上，圖書館突然停電，一片漆黑，俞敏洪點燃了打火機。“嗒”的一聲響之後，那是俞敏洪在北大六年時間最耀眼的一刻，因為黑暗中唯一的光源照亮了俞敏洪與這個德語女生的姻緣之路。兩人墜入一見鍾情的浪漫愛情故事裏，這也是俞老師至今惟一一次愛情經驗，甚至在以後的日子裏決定了俞敏洪和新東方的命運。
1991年，俞敏洪被迫從北大辭職，自己出來做英語培訓班。因為宿舍被北大收回，俞敏洪與妻子隻好租了農民的平房，為了抵消一部分房租，妻子還得為房東的孩子做家教。在新東方創辦初期，兩個人也曾經在零下十幾攝氏度的低溫中，騎著自行車跑遍北京去刷漿糊、貼廣告。俞敏洪回憶起來，認為那時是最幸福的時光。
在新東方走上正軌以後，俞敏洪不再讓妻子參與公司管理，更不願讓妻子麵對媒體鏡頭。在新東方賺到錢之後，家庭卻麵臨新的壓力。在1998年、1999年，俞敏洪連續經曆了兩次幾乎喪命的搶劫綁架之後，他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加拿大定居，自己獨自留在國內，一家人不得不分居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