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咖啡旅行

陳丹燕:咖啡旅行

　　巴黎：“兩個醜八怪”咖啡館

“兩個醜八怪”坐落在聖日耳曼小廣場邊上，在成千上萬家巴黎咖啡館裏，它上了各語種的巴黎導遊書，因為它是塞納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館，甚至巴黎文學圈還在這裏設立了一個文學獎，也叫“兩個醜八怪”。

其實那“兩個醜八怪”，卻是店堂裏的兩個木頭人雕像，兩個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國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詐的八字胡。

從前有許多作家、藝術家常常去那裏會朋友、讀書、高談闊論和寫作，沒有成名的天才在這裏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兩文地賣給出版商。沒有錢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來到這裏，幫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後買一杯牛奶咖啡就開始寫作，省了暖氣的錢，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聖日爾曼廣場的咖啡館裏度過的寫作生涯一樣。但還有別的原因，也許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館已經形成的自由無拘、暢所欲言的氣氛。別的桌上嗡嗡的細小談話聲，刺激著自己倦怠的思想，激發著自己想表達的願望，偶爾進來坐在門邊等人的年輕姑娘，以渾然不知的姿態，打開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許我可以把她寫到小說裏去。”他這麽想。靈感突然來了：意念，細節，故事，緊跟著洶湧而生動地汩汩而來。也許這就是巴黎的文人們，把咖啡館當做是自己家的一個房間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許多人像海明威一樣，可最終是海明威出了大名，於是，我們現在就隻知道他的故事了。進入“兩個醜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結實粗壯的美國青年，上唇留著剪齊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調情，用報紙的一角團起來掏耳朵，好像這兒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給美國情人的信裏，她提到在這裏寫《第二性》時被來找她說話的人幹擾的事，因此她決定上午在家裏寫作了。要是會她的同性戀女朋友，聽她說自己寫的小說，她們還是到這裏，那個醜女人愛著波伏娃，坐在她對麵眼淚汪汪地說著自己不求回報的愛情。而波伏娃對奧爾格倫說，自己不得不假裝高興地接受，為了不要太傷她的心。

薩特有一張有名的照片，他低著一對鼓出來的大眼睛在咖啡圓桌前，讀放在咖啡杯子旁邊的書，這張照片就是在“兩個醜八怪”裏拍的。那時他已不是一個無名的哲學老師，而是著名的左傾知識分子。現在，照片上的咖啡圓桌還在那裏放著。要是你現在走進去說，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給你端來的，還是一樣的杯子，小碟子上放著把小勺。隻是價錢很不一樣了，從瑞士來的人也喊貴。但是大家裝作很接受的樣子，掩飾自己一個外國人吃驚的表情，若有所思地點著頭，怕顯出自己鄉氣。其實這是最徹底的鄉氣表情。這裏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紳士，小心周到，氣宇軒昂，即使是圍著白色的長圍單，他們看上去還是那麽有身份，一舉一動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來聽你南腔北調的怯懦的法文，如親王體恤民情一樣的高貴而禮貌。讓人忘記了自己不是來看法國貴族遺風，而是來找文人們曾經坐過的地方，穿牛仔褲的人趕緊把兩條腿往桌子裏移進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說：“原來這麽貴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義了。”

可是，源源不斷進來的人還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滿了。

我鄰座的美國人，就要了那樣一大杯咖啡，然後，從外衣裏拿出照相機，照相。他是個中年人，頭發灰白，米色的細帆布長褲，燈芯絨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師的打扮。眼見得他的臉色漸漸虔誠起來，是幻想這位子上也許就坐過薩特吧。也許他在幾十年前，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在他的作業上闡述過對“他人是地獄”的理解。而我們知道薩特，已經是80年代了，我們差不多是中國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過程中熱衷於存在主義理論的學生。夏天的學校圖書館裏，總可以見到幾乎縮到椅子裏的入了迷的學生，一手捧著薩特的書，一手摩著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麵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個人在熱忱的青年時代親近過的理論，不滿於傳統世界觀的青年們，曾經想要用它來把握將要進入的大千世界。

薩特就曾坐在這裏與人討論，當時據說還有紀德和加繆，而我們現在也和他坐在一個空間裏，隻是他已經不在這裏。關於他的回憶，在差不多每個客人的心裏，像鳥一樣被激活，飛在小小的、圓圓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麽時候，什麽情形下讀薩特的書，或者羨慕著薩特與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結伴來的客人的話題，“我知道薩特，是上大學的時候，我同學的哥哥是哲學係的學長，讓我想想，是30年以前的事了呢。”我聽到這樣的談話從鄰座傳過來。萍水相逢的人，因為這樣的談話分享了別人的一點點過去。

也有人隻是看著大玻璃外麵的街道人來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進對麵的啤酒館裏去，那裏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編輯約作者談書稿，聽說無人引見的無名作家也會在那裏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儀的編輯，開始轉運。也許會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她並不常到咖啡館去，在《物質生話》一書中她解釋說，“沒有合適的衣服。”

什麽才是對咖啡館來說合適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於向咖啡館裏別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個性的衣服吧。大多數人並不在意自己穿什麽去咖啡館，隻要不穿晚禮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館的儀式，大多數時間隻是一個人在家裏孤獨寫作的女人，一旦開始寫長篇小說，就會有幾個月無法定下心來仔細照鏡子的女作家，真的不會有太多表現自己個性的衣服。可如果對於想精確地表達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話，對於自己不能成為自己喜歡的咖啡館裏的風景，會感覺沮喪吧？其實這也許不光是對自己深感興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聖日耳曼廣場附近大房子裏的女子的趣味。據說在下午，有過風霜閱曆、有閑也有錢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後去固定的咖啡館裏喝咖啡，像一個熟透了的果子一樣，散發著漫長成長經曆的氣味，惹人注意。

這裏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穩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響的牛奶蒸汽機前，透過嫋嫋的熱氣淡然地望著客人們亂忙，多少自己以為是絕世天才的人在這裏頭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勸他當晚就回家的人，日後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畢加索，比如列寧，比如梵高。他從做這份差事開始，就坐看滄海桑田，學會了不動聲色。連警察也學會了不對泡咖啡館的人認真。1917年的某個冬日，一個落拓的天才在激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脫光了，衝到外麵大街上，警察隻是過來問他冷不冷。

現在來這裏的人，個個揚著頭，好像在聞空氣裏麵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靈感迸發的迷亂和夢想成真的大喜。個個拿眼瞟著別人，想看出來在座的有誰可能是下一個薩特。

這時，來了一個下午賣報紙的人，抱著一大堆法文報紙，一個桌子一個桌子走過去，大家都搖頭。這時我發現，原來現在坐滿這裏的，全是來巴黎的旅遊者，沒幾個人能說法國話，連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說英文。這裏現在是旅遊的一個景點了，沒有人會在這裏看法文報紙。

等在這裏準備不再錯過第二個薩特的人們，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貝科特，也是當年常常在此流連的人。隻是現在他們都不在了，而原來他們留下來的法國牛奶咖啡香混合著靈感與激情的空氣，也被回絕賣報人的聲音所攪散了。

　　索倫托：河畔咖啡館

瑞士索倫托文學節給每人一些代價券，憑它，在這古老的小城裏吃飯、泡咖啡館，都可以少付錢。可大多數人還是把它們用到河畔咖啡館去了，那在古代糧倉對麵的咖啡館一到黃昏就擠滿了人，溫暖的空氣裏充滿了說話聲。5月的天氣，在鋪圓石頭的老城裏，大家都喜歡坐在外麵，其實裏麵也坐滿了人，要是有記者采訪或者要談版權，大多數人會選在裏麵，安靜一點，也可以專心一點。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從眉心那裏就高高地隆起來，像半把剪刀。要是光從右麵來，他們的左臉上，就會有一大條鼻子的陰影。在咖啡館的燈下，兩個人在小桌上鼻子對著鼻子，像是兵戎相見，可其實卻是在說心裏說。房子裏麵保留著從前的寬木頭地板，木頭屋椽，深深的小木頭窗，和從前的幽暗。

　　老朋友

在咖啡館裏，常常看到老遠有人發出一聲大叫，然後兩個人抱在一起，兩個老朋友見麵了。瑞士在索倫托已經辦了十八年的文學節，有的人一輩子，隻在這裏才能見麵。而我是新人，因為書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奧地利的德文書獎，才來參加，也許一輩子就參加這麽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靜。

我看著那張有兩個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裏很熱鬧，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聽人說，她們是當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許多瑞士大學學文學的學生的必讀書單上，都有她們的書。可是要走在蘇黎士的大街上，我也會以為她們是家庭婦女，提前退休的小職員，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盡的小學教師。她們穿著普通的棉布衣服，黃色的頭發哩哩啦啦從頭頂披掛下來，臉上帶著心煩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趕著，有點狼狽。隻是眼晴有所不同，她們的眼睛有一點像鳥，警覺，敏感，那裏麵還有一種溫和的詩意，可也像鳥一樣一觸即飛。她們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們，讀過她們的書的人，喜歡她們的書的人，還有希望認識她們的人，可她們裝作不在意的樣子，照舊說笑。隻是慢慢地，在她們的神情裏多了謹慎和不自在，還有沒有好好掩蓋住的得意。到底她們不是娛樂圈裏的人，不習慣讓別人那麽讚美地看著，她們一心想著不把別人的喜愛當回事，也一心想著最好把自己出色的地方多表現出來。很快，她們那一桌子上的人，個個都累了。於是，個個臉上都能看出一些惱怒的樣子。我想，她們心裏是在想，我憑什麽要為別人做一個偶像。

外麵的長桌子上有一個黑發的男子，是從意大利語區來的作家，非常英俊健壯。穿粗布長褲，印度的白紗布衫，手臂上繞著一大塊打了小釘子的皮革，很藝術化。他身邊總有女孩子跟著，年輕的女孩子總是也做出叛逆的樣子來，也做出對四周的人不屑一顧的樣子來，那是追隨著性感男作家的年輕女孩子的經典表情，有一點點神經質，因為那個半公眾化的角色也不那麽好當。我和他一起去過一所學校演講，他連說帶唱，聲音洪亮，下麵的女孩子們一直在為他歡呼。他的演講，是我所聽到的演講裏麵最熱烈的，比索因卡的還要好。後來學校的老師告訴我，他的書寫得非常現代，又非常有意大利語區的風情，年輕人喜歡。因為他好看，因為他出色，因為他年輕，所以他有一往無前的氣概，他在和一個巴塞爾來的年輕女記者討論文學，滔滔不絕，眼光很迷人。

他旁邊的桌子上坐著一個女人，她在文學節開幕晚宴上和我同桌，我們聊過天，因為我們的書是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她是職業作家，寫小說。她有一對睜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有點驚恐。那天她說她的書賣得不錯，可掙得不多，要不是她丈夫工作，他們會有經濟問題。可她還是喜歡寫書，真的喜歡。她寫給青年人看的書，自己的孩子不看，因為不喜歡看，孩子對她說這種主題在青少年中已經過時了，她當然受到打擊，可還是想寫下去，隻是從此在書出版以前，再也不露給自己的孩子看。

現在，她用那對驚恐的眼睛看著另一個女人，一邊認真地在說什麽，細細的手指握著一杯幹邑酒。她的手指非常細薄柔軟，指甲剪得很幹淨，也不塗任何東西，貧血似的蒼白著。那是中年女作家常常有的手指，內心易感和易傷，對生活和自己的事業有些焦慮與隱忍的失意，還有相當脆弱的自尊心，都經由這樣的手指泄露出來。那個女人是一個插圖畫家，手指也是細細的，她的畫裏充滿了細節，是我非常喜歡的，在文學節上，有她的一個小畫展。她也說掙得不多，永遠不覺得自己是個有錢人。她在聽作家說著什麽，不停地安慰著什麽似的點頭，也許在一對大睜著的眼睛的注視下，你不得不使勁點頭。

那次文學節請了索因卡，他是非洲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尼日利亞作家，他一出現，就有人去請他簽名。他的經紀人有一張貓似的臉，在他照顧索因卡從圍著他的人群中脫身的時候，就讓人覺得他是在照顧一隻裝滿了錢的皮箱，生怕有人會把它占為己有。我們常常在咖啡館裏遇到，他們好像不能夠共同和別人愉快地談話，什麽也不為地，隻是融洽地聊聊天。大概經紀人如此緊張，是既怕他的作家被別人挖了去，也怕他的作家不被重視，所以在他帶著作家出席文學性的聚會時，他會讓人想到一個不習慣旅行的人，帶著大筆現金，單身走在叵測的旅途中。

索因卡有一次演講，那天來了許多警察，入口處還裝了探測器，像進美國大使館的時候一樣。索因卡的經紀人解釋說，索因卡流亡在海外，常常有消息說尼日利亞政府派人要暗殺他，所以要有所準備。他站在探測器通道的裏麵，大大地瞪著淡灰色的眼睛，拉著臉看每個通過通道走進來的聽眾、很像紐約花園大道上，站在高級公寓門口的保安看那些特意過來看世界上最豪華的公寓的外埠遊客的神情，內容複雜的驕傲和警惕。

弗蘭克·胡勒是瑞士有名的兒童小說家，紅紅的臉上總是非常誠摯的樣子。常有人走到他的麵前說，自己小時候是如何地喜歡看他的小說，他就高高興興地紅著臉，慈祥地看著那個由自己的小說陪伴度過童年的人。我作自己的朗讀會時，他也來了，坐在一個很顯眼的位置上，認真地看著我。當聽到德文翻譯時，他就重重地點頭。他的臉，一下子就讓我想起許多年前，在上海作家協會大廳裏，我得到第一個兒童文學獎項，第一次站在許多人麵前說話時，滿手冰涼的冷汗。那時，我也看到一個我小時候喜歡的兒童小說家，像胡勒先生一樣，以一種為孩子師表的端莊和熱忱筆直地坐著，認真地看著我，重重地點頭，表示自己的關注與支持。那是一種職業氣息吧。朗讀會散了以後，我們一起去了咖啡館，他要的是清淡的牛奶咖啡，像我想象的一樣。他溫厚而客氣地把他的書簽名送給我，說：“也許有一天，你找到一個可以為你翻譯的朋友，他可以把我的故事告訴你。”

那天晚上有記者采訪，就約在咖啡館樓，那天樓上有一個藝術團體在演瑞士相聲，樓上笑聲震天動地。那個記者問到我對瑞士作家的感覺，我說，我今天知道全世界的作家都一樣，使用的語言不同，可氣質相通，天生就是幹這寂寞而時髦的職業的。

　　蒙馬特爾：紅玫瑰咖啡館

蒙馬特爾高地就像一根反骨一樣高高地鼓起在巴黎的右端，山上有一個磨坊用的木頭風車，因為有許多無羈的印象派畫家畫過它而非常出名；山下也有一個磨坊用的木頭風車很出名，因為那是巴黎有名的紅燈區，給無羈的享樂者看一夜美麗的裸體舞女怎樣大跳康康舞；革命者經過山下，沿著緊緊挨在一起的、被烏特裏羅鍾愛過的老房子上山去，在小丘廣場舉行巴黎公社起義，然後他們唱著《國際歌》呼嘯下山。蒙馬特爾這地方總是和布爾喬亞的優雅巴黎作對。

多少年以來，畢加索、達利、雷諾阿、梵高、海明威、馬蒂斯、左拉，不可勝數的文學和藝術的大師在這裏度過自己的年輕時代，他們使放蕩無羈、自由自在的氣氛在這裏層層堆積，幾乎成為伸手可及的一種物質。從地鐵站出來，隻要人站在那裏，望著車站對麵的###小店裏在火下緩緩轉著圈的多納烤碎肉，就覺得一個人像被大風突然吹起來的紙一樣，刹那間重量不知去向，那麽渴望做什麽從來沒機會做的事。不少獨自去蒙馬特爾的人會在地鐵上來的街道中央等上一會兒，他們背著自己的包，站著，那表情像是多疑的中年主婦離開家了以後，突然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關好了煤氣的樣子。其實，隻是一時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麽特別的事。每個人都有被壓抑了的願望，可不是每個人都那麽倔強，對被壓抑的願望孜孜以求。是這裏突然降臨的慫恿，一下子燃起了自己的熱情。

沿著山坡的石階走上去，路過了白漆斑駁的老窗子，路過了高高的、高高的向山上伸去的窄巷子，路過了漆著藍色門框的小咖啡店，又路過了裏麵被通通刷成了紅色的小酒館，我老覺得這時候梵高包著一個被自己割下來的耳朵，走過去了。達利彎著他那驕狂的小黑胡子在喝洋蔥湯。海明威餓著肚子散步，考慮著自己到底應該怎麽寫才是好的。畢加索那時並沒有多少錢，住在高地上的洗衣船公寓，在有太陽的窗前畫著粉紅色的小人。這是他們還沒有成名的時候住過、工作過、戰鬥過、掙紮過的地方，也許他們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這兒的一個小咖啡館裏突然長到他們的腦子裏去的，到現在都能感受到他們遺留下來的那種要想從現成的框子裏掙脫出來、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新世界的激情和痛苦，那種還沒有被名利弄髒的無羈追求。

我不去小丘廣場。那裏充滿了街頭畫家和小小的風景畫，那些畫是來這裏旅遊懷舊的人的寵物，雖然畫的是蒙馬特爾，可一景一物，很懂得適度描繪，適合大多數有點文化的旅行者的口味，可以讓他們動心，將它們買回去放在旅行箱衣服中間帶回家。畫家籍籍無名，可有著名畫家們有的那種風雅，看到有行人停下，就微笑著問要不要畫肖像。可他們的筆觸並沒有激情，他們站在大師們從前站的地方，樂意大家把他們也看成是大師，可他們不會是，他們隻是很媚人。

我也不去廣場周圍的咖啡館。它們在牆上裝飾著雷諾阿畫的小丘廣場，還有梵高的，好像他們前一分鍾剛剛離開似的。那裏人聲洶湧，客人們說著世界各地的語言，桌子上能看到各種型號輕巧的日本產攝像機。跑堂的殷勤而利落，這裏已經不再是窮藝術家的地方了。

我在蒙馬特爾地圖上沒有標出旅遊點的地方亂走，看晾在長長窗子下的粗布褲子。緊挨在一起的老房子，白色的牆上鏽色斑斑，門廳幽暗，那是不是從前的洗衣船公寓？潦倒的梵高在這裏借住過，畢加索在這裏的畫室為好朋友舉辦晚會，洗衣船公寓是當時不被承認的藝術家們的聚會地。可是，它現在總被各種書提起，則是因為那些不被承認的藝術家們最終得到了承認。人們現在叫他們大師。老房子的拐角，就是長長的、傾斜向上的巷子，黑鐵柱似的路長長地彎下來，那是烏特利羅畫過的蒙馬特爾小街巷嗎？他是最愛這塊高地的畫家，他畫裏那些起伏無人的街巷，讓人想象高地上自由而孤寂的美，多少人和事在那裏風一樣地輕掃而去。

這時，下雨了。我正在一個凋敗的街口，對麵有一間極小的咖啡館，看上去好像荒了一樣的那種又窮又簡單的咖啡館，為了避雨，我走進去。

褐色的、帶著新青春風格的靠背椅，簡陋地圍著三張桌子。桌上的紅色玻璃拉絲花瓶裏，插著用了許多日子、被客人的紙煙熏黃了的假玫瑰花。牆上貼著粉紅色的牆紙，不知為什麽掛著一張白色波斯貓的肖像照片，那是一隻俗氣的貓，有銀行職員太太般的表情。咖啡館裏的音樂是通常最省力的電台午間立體聲音樂，播音員有點油腔滑調。

桌子上也沒有蠟燭。

裏麵一共有三張桌子，一張我坐了，另一張坐著一個老人，把一雙手放在拐棍上摞著，守著眼前的一杯咖啡，看樣子它早涼了。還有一張桌子坐了兩女一男，看樣子在談家事、臉上是無聊又心煩的樣子。

和蒙馬特爾著名的藝術家咖啡館不同的是，這兒是什麽情調也沒有，什麽與藝術有關的東西也沒有，生活在這裏，無聊、俗氣而黯淡，從窗子看出去，街道老舊寂寞，停滿著沒好好清洗的舊車。

這時有人在吧台那裏跳起舞來，我這才發現屋裏還有一個人，剛剛他一定站在尾角，我沒注意到他。這是一個用啫哩水把頭發光光地向後梳的青年，穿了一件舊舊的皮夾克，一條黑褲，戴著尼龍的黑手套，他擰著身體跳舞，像是要掙脫什麽，很現代的一種舞。他身體挺拔，應該是受了訓練的。他踏著舞步向我走來，為我送來我的熱巧克力。這時我看清了他的臉，是一張敏感而迷惘的歐亞混血兒的臉，那臉上有著清高、激情、饑餓和猶豫，像梵高自畫像上的臉，可是多了欲念和自戀，那是因為他是一個舞蹈家，沒有成名的，渴望機會的，自視甚高的，窮的，常常感到無聊的，荷爾蒙在胸前洶湧著的。他用了一個舞台上的動作，把我的白杯子放到桌上，我的熱巧克力被他晃出來，弄髒了碟子。

他挑起黑色的眉毛看著我，那是一張像威尼斯麵具一樣慘白的臉，所不同的是，威尼斯麵具上額角通常會畫上花瓣和五線譜，他的臉上是青青的縱橫著的血管。他身上的怪異香氣，沉沉而來。

然後他繃直雙腿，轉身而去。他的背挺得筆直，的確是那種受過訓練的後背。

除了我，整個屋子裏沒第二個人看他。

他走回到吧台前，將放在吧台上的一杯酒喝盡，站到窗前，獨自跳啊跳啊，麵對著外麵的雨。

那種孤芳自賞，毅然決然的愜意和挑釁，也許是真正的蒙馬特爾精粹吧，它其實並不合適溫馨浪漫、富有情調的咖啡館，哪怕那裏掛滿了梵高的油畫。它與那樣抒情的地方格格不入，卻在孤寂的、濕漉漉的街道邊上的、不那麽幹淨的玻璃窗前才能呈現出來。當年的野玫瑰咖啡館也是這樣的吧，在傾斜不平的街角上，搖搖欲墜似的房子裏，輕浮廉價的粉色中。可現在即使它不開門，外麵也不斷有人過來拍照留念。不知在許多年以後，是不是會同樣發生在紅玫瑰咖啡館。因為有一個新的大師，在這裏度過他的年輕時代，他在4月天戴著女用薄尼龍手套為人端熱飲。而就在這一時期，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劃時代的舞風，開創了一個新世紀。不知會不會在許多年以後，小丘廣場的旅遊中心裏，人們領到的地圖上可以看到紅玫瑰咖啡館的指示標誌。而那時，有一個旅遊者，在高地上漫無目的地走著的時候，偶爾走進了一個街區，沒什麽人，走進了一家與紅玫瑰咖啡館比起來很荒很俗的小咖啡館，在那裏遇到了一個孤芳自賞的青年。

　　魁北克老城：丁香園咖啡館

走在魁北克老城裏，總讓人想起上海，那種淡淡的殖民地曆史留下來的味道，一種不那麽踏實的感覺，好像忘記了什麽東西似的氣氛。

這是一個法國人留下來的老城，被稱為是整個北美最古色古香的城市。雖然現在屬於加拿大，可大多數居民說的是法語，城市裏到處都是法文招牌，走在開滿了歐洲式小店的巷子裏，滿眼看到的也是北美人不大會想到用的深綠色。長長的窄街，越過起伏的坡地，一直向下，讓人想起很多年以前初學英文的時候，老師為了講解“down the street”中的那個“down”，曾說過歐洲的地形大多是丘陵地帶，所以街道起伏，沿街而下時，固定用的介詞，就是這個“down”。

街道兩邊的房子，是老式的歐洲式樣。在美國，他們把這一式樣的房子叫“殖民地式”。細細地看，就看出來它們在細節上有許多不地道的地方，窗楣上的花飾簡單了，用的材料也不那麽純正，像是拷貝出來的東西。這一點，就像足了上海原先是法國租界的那些街區裏的房子。我在上海和美國都曾住過這樣的老房子，半夜裏，要是醒了，總是能聽到哪塊陳年老木板，在兀自格啦啦地作響。我想，這裏的老房子裏，也一定會有作響的老木板，讓人突然感覺好像要想起失戀之類的事情似的。

那是個黃昏，天色正要暗下來，使得小店外麵放菜單的玻璃箱裏的燈光明亮起來。突然有人招呼：“是中國人嗎？”

一個高大的男人，褐發，說著普通話。

“是啊，是中國人。”

“我到過中國啊，北京、上海、西安、杭州。”那個人高興地說，“我喜歡中國。”

是來過中國的旅遊者。

“我學中文。”他解釋說。

“現在我回來了，我為這家咖啡館工作，向客人介紹我們的咖啡館。”他說著指指身後的門，“要不要到這裏來試試？你一定能吃到最地道的法國菜，還有真正丁香園咖啡館風格的法國牛奶咖啡，用大碗的，最地道。要是你喜歡，還有真正的法國紅酒，從法國來的，不是在這裏的酒廠做的，歐洲的葡萄，口味到底不同。”

哪一個丁香園咖啡館？

“聖日耳曼的那家，你知道海明威嗎？就是他一直去的那一家。在整個北美，就隻有我們這一家，全麵移植過來的，真正的巴黎風格。”他說。

就這樣找到了消磨一個晚上的地方。

這地方沒有巴黎的丁香園咖啡館那麽大，桌椅有些相似之處，在北美的咖啡館裏，就是小巧而古典的了。隻是沒有巴黎咖啡館那種骨子裏散發出來的輕飄飄。牆上掛著巴黎的風景畫，白色的聖心教堂，西奈島上的小街巷，還有蒙巴納斯的大街等等，都是小丘廣場的小店裏到處買得到的旅遊紀念品。它們被鄭重地掛在牆上，一下子就讓人想起這裏是千萬裏之外的新大陸，在一個遲遲不肯忘記自己故國的小城市裏。

唱機裏唱著法文的歌，曲調是歐洲式的繁複與沉鬱。籃裏放著牛角麵包和切開的長棍麵包，不少客人吃牡蠣和牛尾湯，還有青口，桌上的盤子裏堆了高高的空殼。空氣裏是法國菜的那種考究的香味。

又是那種黯然若失的情調。這是在聖日耳曼廣場的丁香園咖啡館裏所沒有的。

像奧瑪麗酒館的那樣。在上海的一棟殖民地時期的老房子裏，也到處放著愛爾蘭來的燭台，老式的地圖和壇壇罐罐，晚上常常讓愛爾蘭來的歌手唱愛爾蘭人的怨曲，籃裏放著黑麵包，那是用專門從愛爾蘭運來的麵粉做出來的，客人們吃著裝在白色瓷缽子裏的燉羊肉，是愛爾蘭式的寡淡無味。

坐在那裏，慢慢地，也是一樣的黯然若失煙一樣輕輕地罩住了你。陷到一種沒落的清淡的惆悵裏麵，實在是也不明白為什麽要這樣，過去的曆史留下來的老房子裏，彌散著與異鄉的一種不正常的聯係和曖昧的盼望。

與上海的咖啡館一樣，要是存心找殖民地式樣的老房子做咖啡館，要的就是這種追憶的氣氛，老木板在什麽地方遠遠地兀自響著。於是就容易想起，從前有什麽人越過千山萬水來到這裏，造起這房子，住在裏麵，在這裏睡覺，說話，笑，哭，然後，永遠地離開。

魁北克的丁香園咖啡館裏，法國幹邑差不多是每桌客人都會要的餐後酒，人們將手指握在細長的長腳杯上，舉到鼻子前，聞著杯中清冽的酒香，這是從溫暖的法國來的酒呢。跑堂的女孩在打開酒瓶以前，會特意將商標上的小字給客人過目，這真的是從法國本土運來的酒啊，像從前他們的祖先一樣，大船一路從大西洋過來。魁北克人倔強地懷念著法國，想要帶著這塊懷鄉的土地一起離開加拿大的願望，也一直沒有熄滅過。

奧瑪麗的吧台裏也有據說是英國運來的正宗白蘭地，但也有法國酒，還有意大利酒和德國酒，大約也會有日本的清酒。上海要茫然許多，因為它並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才心口一致，它的懷念師出無名，那麽容易讓人非議，連自己都不容易說出口。

那個褐色的高###國人又帶了客人進來，這次他飛快地說著法文，把他們那一桌安頓好了，他過來看看我們桌上，笑著問：“怎麽樣？”

“很羅曼蒂克呢。”

“上海也是一樣的。”他說。

是啊，也許還是加倍的。

　　馬德裏：希洪咖啡館

午飯以後的一段時間，走在馬德裏起起伏伏的老城馬路上，就看到家家店鋪關門，戶戶人家的木頭百頁窗嘩嘩地降下來遮住大窗子，這才知道，原來中午西班牙人要有這樣正式的午休，很快地，街上就隻有太陽散步了。要是不見了眉飛色舞晃著肩膀的西班牙人走在街道上，沒有了那些用多明戈的聲調叫賣彩票的聲音，也沒有了那些男人色迷迷的眼風在露天咖啡座裏亂飛，西班牙的太陽會很荒涼很悲壯。

這樣的情形一直延續到下午5點。空無一人的各色店鋪又開始嘩嘩地拉開卷簾，咖啡館那些皮膚黝黑的摩爾人混血兒乒乓地將翻在桌上的圓椅子放下來，酒保也將堅實的玻璃杯子在吧台上跺得亂響，家家的綠色百頁窗都敞開來，裏麵的人好像與街上所有的人都認識一樣，朝下麵“哦啦哦啦”地亂叫。這時，你突然就會發現街上充滿了人，興高采烈的人傾巢出動，萬人空巷，湧向各種各樣的咖啡館、酒館。馬德裏人的晚上就這樣開始了，不管是失業者，不管是銀行經理，不管是教師還是跳弗拉明戈舞的美貌女人，他們要從一個咖啡館喝到另一個咖啡館，在那裏會朋友，高談闊論，唱歌，跳舞，吃鹽焗過的海蝦，把酒喝到微酣使得自己容光煥發，妙語如珠而且是斷了線的，直到黎明。

馬德裏的咖啡館更多的與酒館相似，嘈雜，熱烈，到深夜以後，地上常常被吐滿了紅色的蝦殼子，踩在上麵軟軟的。侍者常常把你要的東西很響地放到桌子上，然後招到你麵前，可他們卻不是對你不滿，而是習慣了用種種響聲來幫襯屋子裏的人氣，讓你覺得這裏喧騰熱烈，讓你心懷大開，將各種心裏的禁忌漸漸瓦解。所以西班牙的咖啡館不是通常那種淺唱低吟、小橋流水的地方。

在西班牙廣場邊上的小咖啡館裏要是看到一個黑發窄臉、穿了白綢燈籠袖襯衣的酒保為人斟酒，他的身體仿佛隨著暗夜飛金、血火相宜、帶著###膻氣的西班牙音樂波動著，女人常常要倒抽一口氣，覺得自己看到了美洲豹。這裏的女人不怎麽喜歡小白臉，而是喜歡那些看上去強健而危險的東西。那看中了酒保的女人，眼光炯炯地在大堆金色長發裏瞪著手腳利落地一邊洗杯子一邊熱奶一邊招呼客人的人，好像一隻將要下山的母獅子一樣。說到底，西班牙是一個混血的民族，###人的血，哥特人的血，摩爾人的血，高盧人的血，在一個人的身體裏彼此衝撞，總是在血管裏沸騰，這情形真讓人想到西班牙人對生活的看法：很殘酷也很美麗。

在希洪咖啡館裏看到一大群知識分子靠在鍍了金邊的大鏡子下麵高談闊論天下大事，神色飛揚，手指在長條的棕色桌子上亂飛，要是懂得西班牙有過幾十年弗朗哥專製統治，殺盡膽敢有不同意見者。知識分子再不敢去咖啡館胡說的現代史，就覺得自己仿佛在現在的咖啡館大聲喧嘩的人群裏、那些倨傲的臉上，又看到了細指衝天的唐·吉訶德。

在洗腳區的學生咖啡館裏，總是擠滿了在手腕上套著牛皮手環，將彩色紅布裙子悄悄拉到胯骨下，以求顯得裙子長及腳踝的年輕人。他們手裏拿著酒，嘴裏吃著放了洋蔥和土豆的蛋卷，將自己晃動的身影投在嵌滿了用白藍兩色瓷磚燒成的###風格圖案的牆壁上和地上。在學生區的咖啡館裏常常播著年輕人喜歡的流行歌曲，他們心愛的歌星用無所顧忌的聲音唱著歌，沙啞低沉，性感自在，驕傲自尊，那個讓他們愛死了的聲音唱著：“生命是這樣短暫，所以盡量地享受生活吧。”他們年輕的臉上有著一種放任自流的樣子，天塌下來，自有高個子頂著的那種不負責任。

這樣沸騰的咖啡館之夜，一直持續到午夜，它周圍的國家，葡萄牙的大街上已經隻聽到噴泉的灑水聲了，康洛哥的牧羊狗都睡著了，法國的咖啡館裏酒保開始捂著嘴打哈欠了，而在西班牙，剛剛開始了被稱為“馬德魯加達”的好時光，這段從午夜到清晨的“馬德魯加達”，是大家吃飽喝酣、精神抖擻、大賣嘴皮子的時光——咖啡館的黃金時間，全是說話聲，有時把音樂完全蓋下去了。我開始對大家談話時那流光溢彩的模樣非常好奇，慢慢地，才知道那談話的內容是：西班牙足球；爸爸修不好70年代的舊車，可是也不想扔了它；和秘魯情人分手的原因；為什麽不願意找德國人做情人；卡萊拉斯好像生了白血病。在我看來，可謂殺雞用牛刀，如此隆重地討論這些事。

此刻走到大街上，能馬上收獲一兩聲來自街頭小混混調情的口哨，甚至他們也如此興致勃勃地熬著夜，揮霍著生命，好像明天就不活了。

　　長崎：異人咖啡館

像日本其他的地方一樣，即使是咖啡館，它也同樣井井有條，整潔如儀。褐色的桌椅和褐色的護壁板，椅背上有柔軟而簡明的曲線，像通常歐洲咖啡館裏會有的椅子一樣。在適當的地方裝飾著畫了荷蘭帆船與風車的木頭鞋和紫色的玻璃花瓶，還有陶瓷做的煙缸，是誇張得很可愛的歐洲大鼻子男人，穿著紅棕色的傳教士長袍。

長崎是日本最早向西方開放的港口，最早踏進這個藍色港灣的，是兩個荷蘭傳教士。他們帶來了一座白色的小教堂，製作玻璃的工藝，還有咖啡。現在，在長崎這樣不像大城市那樣西化的地方，有著日本天主教徒幾百年中與日本傳統苦苦相爭的曆史，現在化為一個小博物館。在那裏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佛像，在它們的笑臉背麵刻著十字架，還有散落在安靜街巷裏無所不在的咖啡館。走進去，坐下來，不像歐洲本土的咖啡館那麽活潑和隨意，氣氛裏有一種歐洲大陸的安適和幽暗夾帶在日本人的一絲不苟裏。

起初，東亞的人並不習慣喝咖啡，安然度世的日本人學著中國人，喝許多清淡而雋永的茶，他們按照島國人的口味，使得茶水更綠，放進去一些炒焦的米粒，於是茶水變得更加醇和柔軟，帶上一點稻米本分的香氣。日本茶適當地提神，更多的是安撫人的身心。然後，咖啡來了，一種苦苦的黑水。明治維新的年代，日本人瘋狂地崇拜西方來的一切東西，對於咖啡，人們努力著接受它，喜歡它，盼望著喝下去以後哪一天肚子不再咕嚕咕嚕響個不停，而且可以像西洋人一樣孔武有力，戰無不勝。他們對待咖啡，就像對待大海對麵金發碧眼的人，帶著敬畏的心情。

如今就是大開著窗子，也揮不去裏麵的咖啡香。

裏麵的人安靜而小心地守著桌前自己的一杯咖啡，並攏雙膝，坐直著身體，以茶道的莊嚴，有時喝上一小口咖啡。###人喝咖啡，因為用於過教儀式前的提神，所以神態也是莊嚴考究的，類似淨手拈香。而這裏，白色的窗幔在和風下緩緩地飄起，那是東京的櫻花剛剛落了的4月，陽光下已經很暖了，古典的室內樂輕輕地在咖啡桌間回蕩著，卻是一種刻意的親近。像上海的咖啡館一樣，大多數人習慣在裏麵加糖，兌上一小盅牛奶，使它柔和起來，它本來刺激的香氣也因此變得溫和，適合東方人清靜的腸胃。那日本人淡黃色的手指握著法國出產的白瓷杯子，輕輕地將半杯咖啡放回碟子裏，“叮”地響一聲。

咖啡館的菜單上有許多式樣繁複的咖啡，聽說都是日本人喝咖啡的心得：在咖啡裏加上很厚的一層鮮奶油，鮮奶油上撒了肉桂粉，要用勺子探到很深，才能發現底下的咖啡；還有加了茶的咖啡，他們叫它東洋咖啡；還有往咖啡裏加上冰激淩球，再加上冰牛奶，裝進深口的玻璃杯，插上吸管的聖代咖啡。這是大多數意大利咖啡館裏的跑堂聞所未聞的，我想這也許會讓維也納金環大道上老牌咖啡館裏的老主人憤怒，他們以為自己才是懂得咖啡的。當日本人在咖啡裏加上三分之二的牛奶，放到冰箱裏冰鎮，然後給它起名叫冰咖啡，並在日本各地的咖啡館裏大受歡迎時，歐洲人簡直氣得冷笑不已。日本人崇拜咖啡是可以的，喜愛咖啡也是可以的，可他們把它拿來加上自己的花樣，把它真正變成了自己的東西，就讓歐洲人有點受不了。幾百年前的那兩個荷蘭神父大概沒想到那時恭敬而戒備的日本人，會做出這樣的事。

在異人館附近的異人咖啡館，窗外就對著長崎港，能看到藍色的水上停滿了白色的大船，還有桅杆上的旗。從全世界各地來的各種旗幟在小小的海灣上飄著，陌生而帶著幻想，像是你麵前的一個個未知的世界。這對於在古老不變的地方，默默守著浪漫心思的東方人來說，真的是致命的誘惑。

從窗外望過去，還可以看到一點點山坡，那裏的開闊地上種了荷蘭的大鬱金香。鮮花的後麵是一尊蝴蝶夫人的雕像，那就是蝴蝶夫人當年等待她金發情人歸來的地方，在那裏能看到從海裏緩緩進港的所有船隻，還能看到整片太平洋藍色的深水。在意大利歌劇裏，她在這裏唱了著名的《晴朗的一天》。可是他回來的時候帶來了他的金發妻子，他並沒有想要和這個已經拋棄了自己的一切的東方女子永遠在一起，蝴蝶夫人因此而自殺。

在普契尼的歌劇裏，提到了半山上的那個白色的小教堂，可是沒提到咖啡。在我的想象裏，蝴蝶夫人會努力去喝不加糖的咖啡，即使它是苦的，濃的，喝得胃會在一兩個小時裏發酸的。

在這個咖啡館裏，我聽到了這故事真實的那部分，蝴蝶夫人並沒有死，而是最終等到了她的情人歸來，他們住在日本，白頭到老，還有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為日本的明治維新出過大力，明治維新使日本接受了西方現代文明，在學習和消化的同時強大起來。蝴蝶夫人住過的西式木頭房子，現在是長崎有名的旅遊點，每天都有人從日本各地來參觀，他們對那些西洋人，抱著親切的感情。參觀的人們站在鋪著木頭地板的走廊上，看著客廳裏的蠟像，他們穿著舊式的緊身西裝，條紋的馬甲，上麵掛著懷表。他們團團坐在桌前，他們麵前放著白色的細瓷杯子，裏麵是蠟做的咖啡，那顏色看上去沒有放牛奶。

靜靜的、靜靜的咖啡館裏，不停地回蕩著和諧的室內樂，就像牛奶咖啡一樣的柔和。我要了一杯加綠茶粉的咖啡，它的口味很複雜和沉穩，像是一個人想要無聲地從什麽纏綿的東西裏麵掙脫出來似的感覺。到了有人進來，或者有人出去的時候，櫃台上的店員們會突然打斷一切，恭敬地齊聲高喊：“歡迎光臨”，或者“歡迎再次光臨”，感覺像在一家日本地道的拉麵店裏一樣。

波爾圖：中年人營地咖啡館

沒有想象到，最悶的咖啡館是在波爾圖淺藍色海邊的野營營地裏找到的。靠海的山崖上，一棟褐色的木頭平房，就是營地的咖啡館，沒有名字，上麵簡單地寫著“咖啡”。

黃昏時候，裏麵的蒸汽機哧哧地響著，酒保無聊地翻著眼睛，站在一大排低度酒前麵，沒什麽表情。店堂裏亮著燈，因為天不太黑，所以燈就不那麽亮，很懈怠的樣子。有一個中年男子坐在燈下翻報紙，嘩，翻過了一張，過十分鍾左右，嘩，又翻過了一張。他穿著家常輕鬆的衣服，無領汗衫，沙灘短褲和厚厚的拖鞋，整個人是鬆的，鬆懈和無趣。他無名指上的婚戒，在翻動報紙時會發出光來。看著他，猜想到平日這人在辦公室裏，大約也算是富有經驗的中年骨幹，精通專業，遇事雷厲風行的樣子，打著小而結實硬挺的領帶結，麵無笑容。原來他度假是這種樣子，好像是一個人拉稀，肚子痛得要命，好不容易拉完痛苦的大便，腹痛也算平息下來，一下子，整個人軟軟地坐在馬桶上不想起來。原來期望度假時會偶爾遇到什麽奇跡，並不是每個人的想法，即使是在海邊的野營營地裏。

在波爾圖附近的海岸線上，能看到許多青苔斑斑的石頭橋。海邊的山坡深處，高牆深院裏麵，是出產特色葡萄酒的修道院，晨晨昏昏，傳出男人們唱讚美詩的歌聲。公路邊的小鎮上，有靜靜流淌著清水的石頭噴泉，潺潺聲響徹整條鎮上昏昏欲睡的街道。

公路邊上，常常能看到野營營地的小牌子一晃而過，上麵畫著一個撐開的帳篷，在藍天碧海之間，看到這麽一個帶著孩子氣的指示牌，心會突然一動，像偶爾的心髒早搏給人的感覺一樣。野營營地，讓人想起與日常生活不同的東西。離開了正常的天花板，許多的未知，一點點流浪漂泊的感覺，小時候想要從沉悶的家裏飛出去的理想也會被想起來。

在夏天的公路上忙來忙去的，總是駕車帶薪休大假的人們。常常在車後拖著一節宿營車廂，看到風塵仆仆的車朝著那小小指示牌點明的方向飛奔而去，看到駕駛座上坐著一個麵容嚴肅的中年人，副座上坐著開始發胖的中年婦女，葡萄牙女人的長相，常常在鼻子兩側長著深深的兩道紋，在年輕女子的臉上，它們很嫵媚地彎進麵頰裏去，使她們黑發環繞的臉明朗而溫順。而在中年女子的臉上，它們會像刀一樣，筆直地插到下巴上，使一張明朗溫順的臉變得堅強而微微怨懟。那駕駛室裏，是中年夫婦的氣氛，看他們帶著這樣快要熟透的寂寥和疲憊，像箭一樣射向不像酒店那麽循規蹈距的野營地，我有些感動和幻想。我並不知道他們在營地的紅皮塔鬆下放下宿營車安頓下來，會在這樣的咖啡館裏，會這樣茫然地消磨某一個假日的黃昏。

咖啡館櫃台裏的電視正在播電視連續劇，是一個關於家庭倫理的室內劇，女主人公長著善良而苦命的臉，羊一樣的短下巴，小家碧玉的圓眼睛，動不動就淚流滿麵，永遠糾纏在複雜的感情裏麵不肯自拔。那裏麵的壞人永遠是一臉奸相，而風騷的女人則總是講話像女高音一樣高亢刺耳。室內什麽都是齊全的，就是沒有日常生活五色雜陳的氣息，那是室內劇最致命的弱點，有擺脫不了的舞台感覺。原來全世界電視台下午時分的室內連續劇全是一樣的虛假和無聊。

幾個女人各自坐在自己翻報紙雜誌看的丈夫邊上，遠遠地望著電視。做了多年家庭主婦的女人們，一般不會像男人那樣喜歡坐到吧台的高腳凳子上去看電視，在那裏更容易和人談話，至少是與酒保搭訕。家庭婦女不容易做到這樣，那是她們未婚的年輕時代曾嚐試過的位置，可現在不習慣了。也許是不習慣與生人隨便交談，也許是自己覺得是遠離社會的人，說不出什麽有趣的話題而避到一邊，也許會覺得自己不該離開自己的丈夫隨便找別人聊天。所以她們大都遠遠地望著電視裏正在上演的故事，默默拉長了鼻翼兩側的紋路，好像是沉浸到煽情的故事裏去了，又好像借著看電視的由子走神一下，這是走神最方便的時候。或者僅僅是因為平時在家裏，這時是在廚房裏煮一家人的晚餐，廚房裏的小電視此刻總是開著陪伴她，她早就熟悉了故事的源起，一集集地看下來，以至於少看一集，心裏就不踏實。

營地裏有人在液化煤氣上燒烤，牛肉的焦香一股股地漫進咖啡館敞開的窗子。咖啡館的門有時也會被跟父母來度假的半大孩子推開。他們徑自向櫃台走過去，幫家裏買晚上喝的酒。即使是半大的孩子，也帶著某種死氣沉沉的神情，野營帶給他們的刺激都被籠罩在家規裏麵，加上父母同行，又減去了大半。一個男孩子在買酒的時候，正遇到電視裏插播可樂的廣告，他不停地跟著音樂倒著兩條腿，帶著有勁沒處使的無聊。大胖子酒保遞給他酒以後，隨口問了一句：“你是不是急著尿尿？”說完，他自己覺得幽默極了，率先爆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大笑。

窗子旁邊的架子上，放著一些報紙和雜誌，還有一些旅遊書。這大約是從前的客人用完留在這裏的。在一本書的地圖上，曾有人用黃色的馬克筆勾過一些地點和公路線路，大概是這個人在做旅行線路時畫的。這本葡萄牙旅遊指南是歐洲有名的一套自助旅行指南叢書裏的一本，裏麵的照片精美，風景明朗，帶著旅遊者通常會喜歡的氣味：幾分浪漫，幾分精致，幾分悠閑，陽光明媚，樓宇軒昂。仔細看黃色馬克筆勾出的東西，是一些博物館，幾家價錢優惠可也有名的餐館，購物街，還有山德曼雪利酒的門市部，到了波爾圖，當然要去那裏買些著名的紅酒送人。這是黃色馬克筆很衛生的假日計劃。

隔著防蚊子的卷簾紗窗望出去，營地裏星星點點地亮起了燈。大西洋上的海風刮過來，燈光就搖搖晃晃，閃閃爍爍。要不是在野營的營地裏，這家咖啡館大概還不會讓人覺得那麽悶人。

　　紐約：格林威治村咖啡館

人一進紐約城，就會忍不住想錢，這是到別的地方所沒有的感覺。第五大道車水馬龍，雲集了全世界最好的商品。隻要有錢，它們下一分鍾就可以是你的。這裏的大商店減價時，英國女皇也會專門開了飛機來買鞋。往上城走，漸漸就見到華宅，巨大的房子氣勢磅礴，前廳燈火如金，拉門的黑人穿著一絲不苟的製服，精致優雅。你看不見住在裏麵的人，隻是非常紮實地想到，裏麵房子主人的身家值天文數字的錢。再往上走，進了黑人區，看到的房子是沒有窗子的，看到的人是失了業的，在街上閑逛著，聽到的故事是殺人越貨，單親媽媽，吸毒，每個故事都是同一個主題：“就是因為沒有錢！？”

往下城一路退去，到了從前藝術家群居的格林威治村，以藝術為生活目的的藝術家們無心掙錢，住不起中城的大房子，也不願意和天天朝九晚五的中產階級一起住在布朗克斯，就選被大多數人遺棄的老格林威治村落腳。那裏的老房子有百年以上的曆史，茁壯的常青藤爬滿了一麵麵紅色的磚牆，有著年輕美麗不多見的華麗的滄桑氣息，符合藝術家沒有功成名就以前的情調。他們出入在老舊的街道上，在敞開的木窗子前寫作，在華盛頓廣場幹涸的噴泉邊約會，在窄街角上黝暗的咖啡店裏展出自己的新畫。由於他們，慢慢地，這裏開出許多小酒吧和咖啡館，在裏麵掛著他們的畫，唱著他們的歌，創造和適應著他們自由而放蕩的生活。在紐約生活，真正的自由在於，連沒錢都不怕。那裏的紅桌子紅椅子上於是留下了遺世獨立的靈魂的芬芳與驕傲。聽說，那時隨便到一個街拐角上的小咖啡館裏去坐坐，都會覺得那種個性的清新與自得，它們一點點地為你洗掉了美元留下來的油膩。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膽子不在乎錢，可在乎錢的人也不定就是俗物，人人的心裏都有一個靈魂，它都想透透氣。所以在曼哈頓島上掙錢的人，為自己發現了最好的生活方式，下了班，到這裏來買靈魂透氣的地方。他們把領帶解了，鬆開袖卡、大方地付小費。他們是那些消費得起藝術的人，也是懂得藝術的人。

漸漸的，這地方就出了名。到紐約來玩的人，都喜歡到這裏來看紐約風情，他們四處轉悠，回憶著自己在青春懵懂的時候做過的那些浪漫的夢。他們花錢買看得上眼的畫，在小咖啡館裏看完導遊書，再寫明信片。美國是很美的一個國家，可沒有多少浪漫氣質，現在有了一個這樣的地方，樂壞了大家。政府順應民心，把格林威治村裏的路牌都換成了咖啡色，那表示這是旅遊區。慢慢地，格林威治咖啡館和小酒吧的價錢提高了，然後，房價也調上去了。原來的凋敗隨意，有一點藝術家喜歡的陰鬱，現在成了一種格林威治風情，一種值錢的東西。那裏有一個街角的小廣場，裏麵隻有一個古老的、不噴水的西班牙石頭噴泉，現在還是不噴水，隻是那看似依舊的街景，意義已經變了。

歐·亨利寫《最後的藤葉》裏的那棟房子，現在還在村裏立著，爬滿綠色的藤葉。隻是窮畫家不能繼續在這裏麵住下去，他們付不起越來越貴的房租。於是，他們漸漸離開這裏，搬到邊上更窮的蘇荷區去。原先那個街區全是倉庫，到晚上隻有野狗才去。藝術家們在那裏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開出新的咖啡館，在裏麵掛上不為賣錢畫的畫。再開出新的小酒吧，無名的小樂隊在那裏努力唱著自己心裏的音樂。

大家很快發現格林威治已經被商品化，被各地來的遊客傻乎乎地包圍了。原先自由靈性的東西已經飛去春街。於是，解了領帶的紐約人晚上開始多走幾條街，到蘇荷去泡咖啡館，周末喝酒到深夜，買蘇荷的畫去裝飾新居。於是蘇荷的咖啡價錢上去了，酒價錢上去了，畫價錢上去了，房價上去了，蘇荷春街的牌子現在也改成咖啡色的了。因為能掙個好價錢，芝加哥的爵士樂隊每星期一天，飛來這裏的咖啡館奏一晚上爵士。如今到了晴朗的黃昏，蘇荷街沿上坐著各色人等，賣舊書，唱歌，撩撥女人，賣畫，一派無羈，讓旅遊者欣喜若狂，明知道那是為了吸引遊客，可也側著身子往裏麵鑽，高高興興把錢送出去。隻是這裏沒有多少真正的藝術家，他們又搬去了東村，一個現在有錢人還不願意去玩的地方，在蘇荷區的邊上。地鐵站像黑人區的一樣爛，一樣荒，一樣氣氛肅殺。

一晚上，從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館坐到蘇荷，再從蘇荷坐到東村的咖啡館裏，就好像看著錢和藝術怎麽在這裏開戰。這個街區星星點點的咖啡館就是戰場，錢要買藝術，藝術不賣，錢一定要買，藝術就放下自己的東西，轉身走了。

在紐約，那綠色的美元差那麽一點點，就是萬能的了。

　　羅馬：希臘咖啡館

從西班牙大台階上下來，經過每一階上坐在杜鵑花邊上的遊人們和4月明媚的陽光，再經過一個噴泉，就到Via Candotci大街。兩百多年前，一個希臘人到這裏來，在86號開了一家咖啡館。大概因為他懷鄉，所以給自己的咖啡館起名字叫“希臘”。這兩百年來，它因為一些偉大的客人而變得有名。從前，歌德來過這裏，門德爾鬆來過這裏，瓦格納和司湯達來過這裏，甚至羅馬紅衣主教也來過這裏。因為這些人的名氣，所以希臘咖啡館一直在羅馬旅遊手冊上下不來，而且在旅遊者們口中相傳：“啊，在羅馬不妨到希臘咖啡館去看看。”人們總是這麽說。

我去了。我去是為了安徒生。在一本看上去不那麽專業的書上，我看到希臘咖啡館的偉大客人名單中，還多了一個：丹麥的安徒生，他是一個童話作家，一個長鼻子長腿的老單身漢，一個抒情的、感傷的、文雅的、害羞的、不那麽合時宜的人，一個陪伴全世界的兒童，一代又一代，度過童年臨睡前講故事的一小時的人。其實我們現在並不知道，是不是司湯達在希臘咖啡館裏寫了《紅與黑》，門德爾鬆是不是在這裏寫了《歌之翼》的曲調，但是，安徒生卻是在這裏寫了他的《即興詩人》，大概是在1835年左右，一部成人文學作品，名不見經傳，現在幾乎沒人讀過它。那時候男人們戴著高筒子的黑色禮帽，穿燕尾服的機會也比現在多得多。

某一天，希臘咖啡館式樣簡單的玻璃門一閃，進來一個長得不好看的外國人，那黑色齊膝的外套上，有一個不太精致的黑色蝴蝶領結，帶著北歐人的蒼白麵色，那就是安徒生了。

1835年，希臘咖啡館已經很有名氣了，大文豪們都來過了，又是羅馬教皇的福地，他當紅衣主教時來這裏流連，回去就當教皇。它狹長的店堂，一點一點地深入進去，沒有通常咖啡館寬闊的大廳和大玻璃窗，而是像上海的弄堂那樣深入進去，由精心拚嵌的大理石走廊引領著，經過窄窄的通道似的大小房間，好像永遠都走不到盡頭，前麵也總有什麽在吸引著你，好像歌德還坐在什麽地方高談闊論。

一路走進去，你得經過一張又一張在兩邊排開的咖啡桌，雖然大理石的桌麵上放滿了噴香的意大利咖啡和甜點心，但在經過它們的時候，還是會讓人覺得有點不自在，因為客人們全都靠牆坐著，每個人進來，都打斷他們的眼光，他們看著你，而你，不得不要經過這麽多眼光。慕名而來的客人常常眼光挑剔，他們就是為了來看名人，如果你不是，那你還不如他們買的一杯咖啡，這裏的咖啡，是普通咖啡店的幾倍，像安徒生這樣敏感而認真、希望最終在成人文學上出人頭地的人，大概不會舒服的吧。

我猜想安徒生會勉強自己喜歡這裏，因為這裏曾有歌德和司湯達的關係，因為這裏的牆上掛著上百幅精美的油畫，剪紙人像和蝕刻畫，像個博物館，還有雕塑，是精美華麗的地方。他雖然因為自己的相貌而感到自卑，因為自己無法寫出像歌德那樣的成人文學作品而耿耿於懷，他沒有什麽財產，又沒有家，總是寄居在朋友家裏，就是在夜行的驛車上愛上什麽人，也不敢，不願意把那種愛意發展成一個愛情故事。他有一種孩子式的單純與抒情，可沒有人看重這種品質，連他自己也不。他心裏喜歡的是精美華麗，他以自己的方式盼望像歌德那樣的名聲，這是他來這裏寫一個成人作品的心思嗎？原本他更合適溫情脈脈、偏安於一隅的小咖啡館的，合適在那樣的小咖啡館裏寫《人魚公主》，帶著溫情與感傷，也許他想要倔一倔。

他不會坐到走廊裏，那是看熱鬧的地方。常常是旅遊者坐在那裏，看電影似的看人。現在大多是日本人和美國人，美國人大聲地卷著舌頭說話，日本人的腳邊則堆滿了購物袋，因為外麵的街道上，一間間擠滿了名店。美國人像喝可樂一樣咕咚咕咚地喝完杯子裏的咖啡，而日本人則像品日本茶道一樣一點一點隆重地抿著。不知一百多年前，安徒生遇到的是怎樣的客人。

安徒生也不會在淺綠色的側廳裏，我想他會徑直沿著走廊一直到最裏麵的書房。那裏四壁有大書櫥，深褐色的，裏麵放著很厚的書，有些座位緊靠著牆，桌子是長方的，比圓桌子更方便攤開紙寫作。那間屋子安靜而矜持，像名聲赫赫的大作家的書房，比如歌德在魏瑪的書房。

安徒生終生寄居在幾個朋友家，最終在一個朋友家去世。他不會經營自己的生活，這點其實也像個孩子。當然他也沒有自己的書房，他也不是自我的、前衛的、霸氣的藝術家，像所有的兒童文學作家一樣，他不敢不先做一個符合市俗標準的。他在心裏想要有間歌德的書房，也是很自然的事，這間最盡頭的咖啡室，比較符合他的審美。

他會在那裏找張桌子坐下來，向跟隨而來的侍者要一杯咖啡，然後開始寫作。他的臉很長，鼻子也很長，長長地伏下去，善良而脆弱，沒有天才常流露出來的霸氣與恣意，而像一個小職員在記賬時的謹慎。但是他的心是安寧的。咖啡館裏的氣味，客人們低聲說話的嗡嗡聲，會使安徒生覺得很舒服。陌生的意大利話，讓他有一點異鄉人的感傷，但他們柔和而陌生的聲音，使他感覺到有人相伴似的親切，這比一個人坐在朋友家的房間裏，寂靜無聲地寫作要自在多了，至少寂寞時有不同的人可以看，在那些不同的臉上能看出躲藏著的不同的故事，這是很有意思的餘興節目。常常也可以看到美不勝收的人，默默地看著他們，會有一點甜蜜的惆悵慢慢湧出來，這種感覺很有助寫作，常常，靈感就跟在靜寂無怨的感傷後麵不期而至，這時候可以寫得飛快。這也許就是安徒生的童話裏，即使是最輝煌的童話，也會像竹笛一樣，有著憂傷的基調。

他輕輕的、絕不鋪張的感傷與惆悵，就那樣一代一代地，打動了年輕而幹淨的心靈，哪怕那顆心是遠在中國，或者在非洲的一個小村子裏麵。

我找到自認為會是安徒生寫作過的長桌前坐下，靠到椅背上去。椅子很舒服，桌上放著砂糖袋，是粉紅色袋裝的克裏斯蒂娜牌的褐色砂糖。

穿著黑衣的侍者過來站在一邊，遞上咖啡館的菜單，咖啡真的好貴。更貴的是他的樣子，漿過的白襯衣，黑西裝，脊背筆直的風度，還有唇上那兩撇帶有達利遺風的小胡子，他一絲不苟地站在一邊候著。他的樣子，如果是紅衣主教那樣的大人物，我猜想會覺出他地道的氣派和恭敬。可小人物，覺出的，是侍者店大欺客的驕傲。寫出《醜小鴨》來的安徒生，在黑衣侍者肅立一邊的時候，又會怎麽想呢？每天在這樣的時刻，是安徒生最難挨的吧？

好在買完這份咖啡，就能安靜下來了。他占了一個小小的角落，不出聲地寫著什麽，沒把咖啡館當成是好友相聚、同道交流、形成新流派和新主義的地方，他沒在那樣的圈子裏。可他同樣離不開咖啡館，默默地守著它，守著一個終生都沒有實現的夢想，像他寫過的那個悲傷的錫兵，被大火燒得隻剩下一粒錫的心，他的小讀者隻讀出了這裏的忠貞，還不能體會這裏的哀怨。

希臘咖啡館最裏麵的一間房間，常常被進來參觀的遊客打碎寧靜的氣氛，那裏的空氣都好像比外麵要穩重一點。人們滿懷敬意地四下看看，然後用閃光燈照一張相，離開。“這是寫《紅與黑》的作家來過的呢！這也是寫《浮士德》的人來過的！”人們驚歎地說。

其實，這也是寫《人魚公主》的人來過的地方，而且他在這裏寫作過。

　　新澤西：小石鎮咖啡館

有一段時間，我住在新澤西的小鎮上，借別人的電腦，開始寫我的書。

從這個小鎮，能望見冬天蓋滿了褐色橡樹枝的山，和浮著冰的小湖。黃昏時候，晴朗而寒冷的天上，能看見飛機拖著一條白色的長尾巴，慢慢地向遠方飛過去，像一顆流星。

寧靜的小鎮上有一家醫院，一個郵局，一個小火車站，一條有些精致小店的街道，一棟刻著1907字樣的殖民地時代的木條小樓，是家銀行。一個小警察局，一家小書店，整個白天都難見到一個顧客。還有一家咖啡店，賣法國咖啡，在奶沫上加一點點五香粉，做成了意大利的卡布基諾式。12月的第一個周末，這個小鎮和全國一起為車站廣場上的聖誕樹點亮了燈。那個晚上，住在小鎮上的人家，都上街來看點亮的大聖誕樹，街上人聲鼎沸，許多興高采烈的笑臉被明亮的燈照亮了，真的想不到他們是一些日日在曼哈頓島上班的職員，也真的想不到其實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吃過抗憂鬱的標準藥物——百憂解。小鎮外麵的9號公路上，有灰狗東站，候車室裏貼著一則找孩子的告示：5月在這裏丟了一個小女孩，4歲。上麵有她的照片，長長的金發，笑著。還有一個告示，說孩子丟了他的布熊，晚上睡不著，想找回他的小熊。

小鎮上的生活太靜了，於是我總是到那家惟一的咖啡店裏去寫我的書。從前在德國，我曾希望過，要在咖啡館裏寫一部長篇小說。現在我在美國做到了這一點，我寫了《紐約假日》的大綱。可這裏的欣欣向榮和勤勉開朗，總是讓我想起學校的學生中心裏的咖啡角，也讓我想到美國清教徒背景的教堂。這裏不是我的城市、博物館、咖啡室，遠遠不是。理想的實現常常就是這樣，你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可已經不是原來想象的那個樣子。這小咖啡店明亮的玻璃，幹淨的桌麵，牆上的風光照片又大又精美，沒有歐洲咖啡館裏那種精致的念舊與繁花似錦的隨意，以及那種節製的沒落。歐洲的咖啡館，美國人可以說它們是貴族小寡婦，可美國小鎮的咖啡館，歐洲人可以說它們是鄉下大胖姑娘。

咖啡店裏的人也不習慣有人那麽長時間地坐在角落裏寫東西，那個熱情的女主人常常會特意送一小碟店裏新烘出來的蛋糕給我，她把蛋糕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零星的蛋糕塊就再切小了，用個從中國進口的小竹籃子裝上，放在櫃台上，客人可以在買整塊的蛋糕前先嚐嚐味道。她以為我是和家裏人慪氣才出來躲清靜的家庭婦女，一心想安撫我，讓我可以感到人間溫情，然後回家去。

小鎮上很安靜，那些白色的美國平房，用一塊綠色的草地和路隔開，門上掛著花環，有的是幹了的金黃玉米和通紅辣椒。有的人家萬靈節的南瓜還沒有從台階上拿走，有的人家，已經把房子用聖誕的彩燈團團地圍好了，一到黃昏，家就在樹枝子後麵通體光明。花園外麵的車道上亮著矮矮的燈，等待回來的車。那是典型的美國夢想，像農民夢想著秋天能有滿倉白米一樣樸實真切，不來深沉，也不來怪誕。

從我靠窗的桌子前能看到一家的門廊，那家住著一個很老的老人，連臉都縮起來了。他家早早地就在門廊上裝好了燈，每天晚上，都有紅有綠，閃得熱鬧。那個老人，穿著紅黑方格子的衣服，無論多冷的晚上，都坐在門廊裏看一閃一閃的燈。聽說小鎮上住著不少老人，在可以掙錢的大城市拚打了一輩子，等孩子都離開家了，自己也老得照顧不來自己的房子和院子了，就賣了房子，到小鎮上租套房子享清福。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的老人。從前，過萬靈節的時候，不少人家的台階上擺一個穿好了衣服的稻草鬼嚇人，好幾次，我都以為他也是個稻草鬼。聽說美國人的孩子一長大，就去找自己的生活了。不知道這老人的孩子如果從我的窗子上，看到了他爸爸的樣子，心裏是不是有一點難過。也許他們顧不得為父親美國式的晚年而傷心，他們這些中年人正處在人生的戰場上，而他們的孩子正在享受備受保護的完美的童年時代，他們的父母要管他們的一切，包括他們心裏對自我的良好感覺，而且要冒著進監獄的危險，才敢開口罵他們。

那時候，我也想起我自己的爸爸，也是那麽遠，想他喜歡什麽，就馬上去為他買，想在中國新年回家的情形，想我爸爸身上的那一股特別的氣味——老式剃須水的氣味，不像現在男人用的那樣香。也想我的媽媽，在冬天是不是早早上床了，把頭發用發網罩住，我小時候，她就是這樣子的。我們中國人，講究的是“打是親，罵是愛”。不相幹的人，誰稀罕真正罵你呢？

街對麵的禮物店是三個女人合夥開的，與我坐的咖啡店門對著門。裏麵賣在美國生活中用得上的家常禮物，紮著金色蝴蝶結的軟軟的小布白兔可以給女兒，畫了好多桃色鬱金香的賀卡寫明了是送給丈夫的，當杯墊的瓷磚上，燒了一個手繪的黃色大梨子，以及漂亮的門墊，上麵寫著“Home，Sweet Home”。還有新鮮的咖啡豆，現買現磨，滿屋子的香。在屋子的盡頭，還有一個小小的吧，可以馬上燒了喝，盤子裏有切成小塊小塊的蛋糕，伴咖啡，那是她們從自己家裏帶來的，她們是在下午會烤些家製小甜餅等孩子們放學回家的主婦。一天天地，在冬天到來的時候，她們在自己的店堂裏輕輕放著聖誕音樂。在那裏走上一圈，會覺得美國人真的全是生活在模範家庭裏，怎麽也想不到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落單的，更不用說通奸這樣的事。

有時候在我的桌前寫到一半，就聽到火車在經過小鎮時發出的汽笛聲，我想起來，在上海電台做節目的時候，有一次用的背景音樂，是美國鐵路上的聲音。那時，我不知道我會在後來，坐在小鎮咖啡館的白色格子窗前，靜聽那火車的聲音。我寫的那個上海女孩子，到美國留學，不喜歡小鎮的生活，因為它們的簡單和單調，不符合她在上海培養起來的令人意亂神迷的美國夢想。於是在夏天，她從中西部的大學，來到了紐約城，來找她策劃好了的愛情。比起小鎮上的美國女子，她才是真正不安於室的。

有時，寫書寫膩了，就寫一些從禮物店裏買的明信片回家去。寫好了，就去郵局寄，那個臉紅紅的郵差總是大聲地問：“你好嗎？”

我說：“好啊。”

他說：“很好。”

我說：“你好嗎？”

他說：“忙啊，忙啊。”

他看著我的信，說：“是寄到中國去的啊，好長的路。”

他是郵局裏的人，所以才知道中國不是緬因州的一個什麽小鎮的名字，而是外國。聽說有個紐約的出租車司機不知道巴黎在哪裏，氣得從巴黎來的記者暴跳如雷。他對我說了那樣的感慨，簡直讓我在付國際郵費的時候，格外地心甘情願。

冬天的時候，4點就開始天黑了。天上開始出現藍色的星星，我想起來從前我英文課本裏的一句話：“星星像凍在了天上。”

沿路上，看到房子裏亮起了燈，照在了裏麵窗子前的聖誕樹上。亮燈的人家，是在廚房裏，我想那是主婦在做晚餐了。在別人家的台階上。我看到了亮著的胡桃夾子燈。那些在暮色中閃閃爍爍的，是聖誕節的裝飾。燈光閃爍，我走著回去，感到頭發凍得像冰一樣涼。

　　維也納：施瓦茨伯格咖啡館

這是家在維也納繁花似錦的環道上的老咖啡館，褐色的桌椅，褐色的護壁板，加上屋子裏經年留下的土耳其咖啡的苦香，維也納蛋糕的烘香，男人留下的古巴雪茄的膻香，女人留下的巴黎香水的暖香，讓人一進去，就心裏一沉，然後就多愁善感起來。有時候，桌間有人夾著一把小提琴拉波西米亞曲子，帶著老歐洲的那種微微的矯情，細細的小提琴聲揉著弦，揉著，讓人想到黑發上插了一圈百合花的茜茜皇後，然後，雨果的珂賽特，巴爾紮克的歐也妮·葛朗台，奧斯丁的鄉村愛情故事，白郎寧夫人的十四行詩，拜倫的威尼斯詩歌，排著隊伍從咖啡館的深處、那些陰沉的冬季下午的暗影裏走過來。

這就是歐洲的老咖啡館給人的感覺，像是古董鋪子一樣。

聽說，這家店，是維也納上百年的老店了，像活著的咖啡曆史，上了維也納的旅遊明信片。從前，咖啡從土耳其傳到歐洲舊大陸，第一個被接受的城市，就是維也納。

以後，咖啡成了歐洲的象征，說起歐洲來，就能聞到那種要是加了糖，在苦香裏會有種微輕的酸氣的芳香。

到了意大利，有了上麵浮著一層奶沫的卡布基諾；到了法國，有了用大碗喝的牛奶咖啡；到了西班牙，有了加烈酒的濃咖啡；到了瑞士，有了不用燒，像糖一樣即衝即飲的速溶咖啡。

當它們到了上海，幾乎成了一種時髦。

隨著來上海淘金的外國人，在沿江的街道上開出了最初一批咖啡館，老上海人那時將它稱為咳嗽藥水。可這樣的天真很快過去，為外國人做事的中國人勉力喝著那激烈的飲料，然後習慣了它的讓人頭暈的香氣。

80年代初，去看朋友帶著紅標簽的雀巢咖啡的方玻璃瓶，是最體麵的禮物。那時家裏放一隻玻璃裝飾櫥，要是咖啡喝完了，也常常要把那深咖啡色的玻璃瓶繼續放在那裏，那是為了保留家中有咖啡的情調，而且是外國來的咖啡，也許裏麵放的是當時在上海食品二店裏買來的雲南咖啡。

90年代，上海咖啡館裏的菜單上開始在“咖啡”這一欄裏，分出愛爾蘭咖啡、意大利咖啡、日本鮮奶油咖啡、法國皇家咖啡，熱咖啡和冰咖啡，還有卡布基諾。台灣人開出來的咖啡館更加仿歐，也有蒙著深綠椅背的褐色圈椅，在卡布基諾上撒了些月桂粉，還隆重地送一小枝月桂條子代替勺子。隻是一杯卡布基諾的價錢是意大利本土的五倍，而且上海絕少看到有人倚在吧台外麵，匆匆說一聲：“兩杯卡布基諾，一個甜麵圈。”吃了就走，趕去上班。這是上海早點店裏賣大餅油條豆漿的情形，在上海，喝卡布基諾是隆重得多的儀式。

在咖啡館裏坐著，能夠看到這個城市的風格，我覺得。

靠窗坐有一個美人，鮮紅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著一張報紙在看。而上海咖啡館裏的小姐們，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時的顏色。

實在的，咖啡也與所有的東西一樣，傳著傳著，就走了樣，在南為橘，在北為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