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臣

盛世之臣

by 夢回唐朝

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0年的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社會出現的第一個盛世，也是中國文人精神嬗變趨於定型的時期。與戰國時期相比，士人的精神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王師君友淪為弄臣家奴，失去了人格的平等與自尊；由天下遊士變為一主之臣，失去了自由意識；由布衣之士多變為食祿之士，失去了獨立性；由四民之士變為儒臣之士，失去了主體意識。漢武帝時期空前的盛世氣象激發了一代士人的進取精神，但一家奴臣的身份又使他們深感失去自由與自尊的痛苦。漢代士人的精英也由戰國諸子轉變為經師，此前的個性化喧囂也轉變成規範化的學術思考，傾一朝之心智，盡數代之功為封建王朝建立起儒家化的意識形態，以知識的權威確立起了帝王的尊嚴。

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這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共識。士的多少優劣已成為各國國力優劣的標誌。各國君主不但待之以禮，而且還要以士人為師。士人雖是君王之臣，但在君王麵前仍有自己的自尊。“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在士人的“去就”之道中，“禮貌未衰”是一個基本原則，所謂不食“嗟來之食”，就是這一心態的反映，這是西周等級禮製崩潰之後，新興士人階層所追求的平等之禮，也是那個時代賜給他們的殊榮。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士人開刀，通過製定《遊士律》、焚書坑儒等，來清除自己不喜歡的角色。漢武帝采取的方法雖不相同，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漢武帝時代，大一統的局麵已經形成，起決定作用的是王權的力量，而不再是人才的力量。士人的社會地位也由先前的王師君友降為家臣私吏，由人才淪落為奴才。如東方朔、司馬相如等人雖才華出眾，又頗有政治謀略，也隻能以倡優的滑稽方式在朝廷立足。其實漢武帝也是非常重視人才的，他曾“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史記.董仲舒傳》）但他首先需要的是絕對服從自己的奴才，他身邊的一批儒士重臣，往往因為一言不合便失去了性命，如竇嬰、灌夫等，就是這類悲劇人物。

春秋戰國時代，天下沒有一個統一的君主，這為士人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士人可以自由地從一國到另一國活動，臣與君沒有固定的依附關係，士人對君王隻有“士為自己者死”的道德義務，並沒有絕對服從的君臣大義。在思想上，也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一切都是為了個人事業的成功。如蘇秦先持連橫之術遊說秦惠王，不成之後，又主合縱之說，幫助其他六國對付秦國。士人有著擇善而從的人身自由，在思想上也取得了“百家爭鳴”的言論自由。在漢代初期，諸侯王還有養士之風，但到漢武帝時代，私家養士已與叛逆同罪。在思想上，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士人已不能自由地“言治亂之世以幹世主”，而隻能引經據典地為皇上的旨意作注釋。在盛世之下，已不需要獨抒己見的思想家，而隻需要歌功頌德的禦用文人。

春秋戰國之際，“士農工商”中的士，是既無世襲之位、又無恒定資產的布衣，他們隻能憑借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如蘇秦早年落魄，受到兄嫂妻妾譏笑，後遊說天下，終於得誌，其成功後感歎到：“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史記.蘇秦列傳》）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士人的心態。漢武帝時代，士人被納入等級秩序之中，隻能沿著仕途台階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作為食俸祿之士，他們依托封建吏製而生存，在獲得了超越農工商特權的同時，也失去了改變自己命運的外在動力。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需要超穩定的思想和個性，它要求士人必須安分守己。士人隻有以老莊知足無為的思想來安慰自己的靈魂，先秦士人的那種意氣風發，已化解為無可奈何的靜虛之心，安身之道。但漢武帝的招才納賢之舉又使更多的士人躋身仕途，盛世氣象又激發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和建功立業的渴望。這種一切靠皇上恩典的生存方式，使個體的生命張力總是受到君主意誌的壓抑，麵對變幻莫測的仕途，他們總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和命運的難以把握。

在春秋戰國和秦代，士人與農工商人一樣，作為一個階層而存在。“上古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穀梁傳》）“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士是以自己的知識和思想作為生存手段的。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士人階層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和職業道德，包括義務和權利兩個方麵。義務就是積極為他人謀利解難的社會責任，堅守信仰、知恩圖報的道德責任。權利就是應該享受的人格尊嚴與平等，不受權勢約束的自由，應得的物質利益與社會地位。如同司馬遷所說：“在布衣之位，蕩然肆誌，不詘（qu）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漢武帝時代，儒家思想取得統治地位後，在君尊臣卑的道德規範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士人主體意識被君臣大義所代替，先秦時期的士民文化精神已嬗變成以王權為軸心的儒家士大夫精神，這是對士人人格形象作出的唯一規定。雖然孔子說“事君能致其身”（《論語.八佾》），但在漢武盛世，士人的心態總是交織著進取與失望的矛盾，從此也完成了中國士人文化品格的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