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曆史學家、教育家，也是學界公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1918年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領袖之一。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1926年冬回國後先後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係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曆史研究所，任所長。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日因腦溢血病逝，時年55歲。傅斯年任曆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後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曆史的研究。傅斯年在曆史學研究方麵重視考古材料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擺脫故紙堆的束縛，提倡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曆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曆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象》等。一生著述豐厚，對新文化建設、曆史學新領域的開拓、新教育思想的提倡等均有卓越的貢獻。他又是一個堅定反共的學者，他的許多錯誤且反動的言論也是在研究中無法回避的。因此，不以政治歧見來評判像傅斯年這樣的曆史人物，把應該屬於傅斯年的還給傅斯年，客觀、公正地評定其在曆史中的地位，這理應是治史者的原則和本分。
盡管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已經出版了傅斯年的兩部傳記和一部選集，然而對中國大陸的知識階層來說，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國有幾件大事是廣為人知的，但這些大事與傅斯年的關係，知道的人卻不一定很多。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術史、史學史、教育史、學生運動史和政治史，他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由於海峽兩岸的多年阻隔，內地人民(特別青年)對傅先生知之不多，首先，傅斯年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曾是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的重要領導人。在短暫的55歲一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如果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傅斯年他的教育生涯的頂峰則是把一個頗為混亂的台灣大學整頓、引導進入正軌。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製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獨立是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大學工作必須以學術為中心本來是辦大學的常識，但在國民黨的專製統治下，維護這些原則是非常艱難的。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肆意踐踏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製度，不斷出現逮捕師生現象。傅斯年敢於挺身而出，不準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製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要連坐。麵對國民黨當局這樣極端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製度，傅斯年憤慨地發表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反動製度在台大無法推行。有些人撰文攻擊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說台大的這位、那位教師是“共產黨分子或親共分子”，傅斯年兩次在報上著文反駁，義正辭嚴地說：“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這些言行，凸顯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專製統治淫威下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高大形象。
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前是清代開國狀元，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此後，傅氏家族便榮冠當世，漸成聊城名門望族。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中舉過後，不肯入仕，甘心教書為業。先輩兩代絕意仕途的品行也就影響了傅斯年的一生，所以才有傅斯年參政不從政的人生軌跡。不幸的是，傅旭安年紀輕輕就過早亡故，傅氏家境始衰，那年傅斯年才剛剛9歲。
因生計日艱，他母親常帶了他與弟弟去鄉下外祖母家小住，使他目睹了聊城農民的困苦生活，這對他影響至深，在幼小的心靈裏產生了人生艱難的壓力，也使他日後較易接近和了解中國的下層社會，鑄成了他一生自強不息，奮鬥不止，生活儉樸，憎恨貪官汙吏的性格。日後他成了著名教授、北京大學代校長，講到農民的艱苦生活時說：“孟子說‘樂歲終生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乃是治理真言。中國這塊土地上，自從有了農民後，這千千萬萬的農人就沒有過過一天舒心日子，可政府官員還要千方百計去盤剝他們，天理難容，天理難容！一邊說一邊還用手杖在地上搗，一副義憤填膺、欲為百姓討公道的神情。
九一八事變後，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使傅斯年走出書齋，積極投身於救國工作，他提出“貪汙要絕對禁止，懲罰貪汙要從大官做起，認為“現在革命過程中的一切犧牲是為我民眾利益的不是為貪官汙吏中飽的，不是為買辦階級發財的所以，“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這“才能真正幫助政府”。
傅斯年是個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適等好友捐資出版《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發出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而他最為人們稱道的故事是將孔祥熙、宋子文兩位行政院長趕下台。《全集》中留下了這些活動的珍貴資料。
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先後成立國防參議會(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國民參政會(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為朝野各方谘詢性的參政、議政機構。傅斯年先後被聘請為參議員和參政員。他不願像禦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一再猛烈抨擊腐敗官員，贏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國民黨政府利用美國貸予的5億美元，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按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元。當時美元的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孔祥熙一麵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一麵則由其部屬出麵，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官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5萬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1943年，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提出質詢，監察院院長也提出彈劾時，蔣介石竟一麵利用新聞檢查製度封鎖新聞，一麵通過他的侍從室拿走全部材料。蔣介石派遣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服傅斯年，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力圖把醜聞隱瞞下來，說一旦公開腐敗案，日後恐再難得到美國的支持。蔣介石還請傅斯年吃飯，極力拉攏，冀圖讓傅斯年相信，他會認真處理此案。蔣的真實意圖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經過傅斯年等人反複抗爭，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傅斯年被稱為“五四”文學革命的闖將之一，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當時雖然是北大的一名學生，但他主編的《新潮》雜誌卻與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幾乎齊名，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的重要輿論陣地。傅先生也是一支健筆，他的不少文章也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先驅者的文章一樣，猶如號角與匕首，發揮了重要作用。 
後來，胡適在《中國文藝複興運動》一文中斷言：“《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方麵，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這裏也許體現著胡適對《新青年》主將陳獨秀思想容易波動、有時沒有深思熟慮、缺乏前後一貫性的不滿，但確實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極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從1918年1月發表《文學革新申義》支持文學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後在《新青年》、《北京大學日刊》和《新潮》上發表了文章和新詩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紀思想文化，向往社會主義，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運動自然不能不讀讀傅斯年的有關著作。而在五四愛國大遊行中，舉著大旗走在北大隊伍最前列的總指揮就是傅斯年。
當時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給予高度評價者，不是別人，正是傅斯年。然而，人無完人，傅先生也難免有其曆史局限。特別是在“五四”當年，在摧枯拉朽的文化啟蒙運動中，傅先生也和“五四”先驅者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氏兄弟等人一樣，說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留下了曆史的話柄和遺憾。這些偏激過頭的話，是一種“時代的片麵”，有其曆史必然性，無損於這些“五四”闖將的光輝，卻適足以看出他們的個性和“全人”。
傅斯年又是我國著名的史學家。美籍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稱讚傅先生是一位曆史天才，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他並說《夷夏東西說》和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兩篇最好的文章。這是1995年冬我和我老伴郭良玉同誌去台北參加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召開的傅斯年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時，在另一個“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學術演講會”上聽張光直教授致開幕辭時講的。張光直教授也說，傅先生的古史文字中，無疑以此文(指《夷夏東西說》)為首。但他的其他文章也是篇篇擲地有聲的。
張先生是考古家，聯係到考古，他最重視傅先生的《夷夏東西說》。但對有文字後的中國古代史說，我更看重《周東封與殷遺民》和《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薑原》、《論五等爵》等篇。這些文章的好，不在篇篇擲地有聲，而在它們和《夷夏東西說》一樣，都是有創始性、突破性的最好的文章。有些文意兩三千年來，都莫得真解，到傅斯年先生手裏，才得到確切的解釋。
兩三千年來都未得到正確解釋的古文獻，到傅先生手裏得到解釋。更重要的是他真切的解釋了曆史，闡明了曆史。這是有創始性、突破性的解釋，這是傅先生天才的表現。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是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逐步成長起來的。曆史研究是其中成績最為卓著的學科之一，裏麵就包含著傅斯年艱辛耕耘的成果。
1927年春，他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曆史兩係係主任。一年後，又負責創辦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此後，他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22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翻開《全集》第六卷，一篇篇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報告和其他相關文獻，記下的就是中國史學研究進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從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曆史語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對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城子崖等處的發掘，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具有裏程碑意義。
北京和台北的故宮博物館都藏有大量明清檔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在清末曾被視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後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經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羅振玉、馬衡等著名學者曾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議時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蔡元培出錢買下這批檔案，最終避免了一大劫難，直至今天，中國史學研究仍深受其惠。
僅憑上述卓越的學術領導工作，已經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況他在史學研究上還有引人注目的建樹。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領導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響深遠的優良學風——把收集史料作為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用他的話來說是：“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史學便是史料學。”
與此同時，他堅決反對以倫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曆史。他說：“對青年是不應該欺騙的，治史學是絕不當說謊的。”“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曆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誌！”他是在1928年5月寫下這段話的。國民黨正在扼殺學術自由，捏造和歪曲曆史為自己的專製統治服務；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國曆史的歪風也開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時的，盡管一介書生無法阻擋這些禍國殃民的洪水泛濫。
“五8226;四”運動時期，傅斯年和毛澤東同在北京大學，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管理員，傅斯年是北大學生，常到圖書館看書，二人開始相識。後來毛澤東在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傅斯年在北大創辦了《新潮》雜誌，二者遙相呼應，相互聲援。這些使毛、傅二人更覺親近。因此，7月5日淩晨，毛澤東單獨邀請傅斯年會談。談話中，毛澤東高度讚揚傅斯年“五8226;四”期間在反帝反封建方麵做出的貢獻。傅斯年回答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兩個人無拘無束，從局勢到曆史，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和談，無所不談。當長談結束時，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澤東的親筆手書，毛澤東欣然應允，以章碣的詩作為交談的延續，所謂“述唐人語以廣之”。毛澤東寫的條幅，是晚唐詩人章碣的一首《焚書坑》：
竹帛煙銷帝業虛，
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
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毛澤東還寫了一封親筆信：
孟真先生：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語以廣之。
敬頌旅安，
毛澤東上
七月五日
毛澤東把信寫好後，交給了交際處接待工作人員王世英，信封上寫道：“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誌交傅孟真先生毛緘”。周、傅交談與合影周恩來作為共產黨的代表，長期活動在國民黨的心髒重慶，在國民黨和民主黨派中有很多朋友，是一個受到廣泛尊重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當傅斯年和身穿中山服，英俊瀟灑的周恩來見麵時，兩人緊緊地握著手相互問候，他們進行了愉快地交談。周恩來向傅斯年闡明了共產黨的主張：堅持和平反對戰爭；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他說，“我們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國共合作，這是曆史的潮流，頑固派搞摩擦，這是不會得逞的。”他還進一步分析了國內形勢，指出了維護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的光明前途。周恩來侃侃而談的時候，傅斯年靜靜地、專心地聽著。麵前這位著名的共產黨領袖精辟的政治見解，平易近人的作風，虛懷若穀的胸襟，使傅斯年深為折服。之後，傅斯年向周恩來介紹了政治解決國內團結問題的情況，表達了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派人士的願望，他說：“我們這次來延安是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竭誠合作，促進全國統一。”周恩來邊聽邊頻頻點頭，對傅斯年等參政員所作的貢獻十分讚許。他們交談時，被攝影師拍照下來，從周恩來和傅斯年合影來看，他們是在十分融洽的氣氛中會談的。六參政員訪問延安結束後，第四屆全民參政會於7月7日開幕。當日下午，他們會見蔣介石，匯報了延安商談的結果，並將《延安會談記錄》交給國民黨方麵。傅斯年把毛澤東所書條幅、親筆信、信封和毛澤東宴請時的請柬，周恩來、傅斯年合影、交際處安排的訪問活動日程表和他訪問延安時的筆記帶回重慶，後帶到南京，1948年又帶到台灣，如今保存在台灣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傅斯年曾為國共兩黨和談積極奔走。1945年4月，抗日戰爭勝利在望，毛澤東主席發表了《論聯合政府》一文，提出了把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這個主張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擁護和響應。傅斯年、黃炎培、褚輔成等人商議，要為國共和談、團結建國做些推動工作。1945年5月，國民黨六大召開，它違背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願望，決定於11月12日單方麵召開國民大會，公開製造分裂，並通過兩個反共的決議。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對國共關係和中國將來前途命運憂慮，傅斯年、褚輔成等在四屆一次國民參政會召開前夕，商談訪問延安，為國共和談、團結抗日尋找途徑。
6月2日，參政員傅斯年、褚輔成、黃炎培等七人，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先生惠鑒：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人深為焦慮。目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現同人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奠實基。於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選自《民國參政會資料》)要求訪問延安。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複電七參政員：“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於國民黨當局拒絕黨派會議、聯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並以定期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製造分裂，準備內戰相威脅，業已造成並將進一步造成絕大的民族危機，言之實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籲，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合政府，並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於商談。諸公惠臨延安賜教，不勝歡迎之至。何日啟程，乞先電示。掃榻以待，不盡欲言。”全麵闡明了我黨的立場和態度。
6月27日，傅斯年等七參政員會見蔣介石，提出三項建議：1、由政府召集政治會議；2、國民大會問題由政治會議解決；3、會議召開前，政府先自動實行若幹改善措施。蔣介石說“餘無成見，國家的事，隻須於國有益，都是可以商談的。於是七參政員決定訪問延安。毛澤東稱傅老相識7月1日上午9時35分，七參政員除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外，傅斯年等6人，在王若非陪同下，從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下午1時抵達延安。他們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歡迎。然後乘車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共進午餐，又乘車至瓦窯堡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員為傅斯年送來一張請柬，上麵寫著：
請柬茲定於七月二日下午六時在中央辦公廳潔樽候教，敬請光臨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澤東謹訂
七月二日
7月2日下午6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設宴招待傅斯年等6位參政員，賀龍、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鄧小平、彭真、高崗、陳雲等都出席了宴會。宴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分別作了歡迎辭和祝酒辭。毛澤東風趣地對傅斯年說：“我們老相識了，在北京大學時我就認得你，你那時名氣大得很，被稱做孔子以後第一人哩！”傅斯年說：“毛先生過譽，那是同學們的戲謔之詞，何足道哉。”“不要客氣嘛，”毛澤東用筷子在空中劃了一個圈，瞧著大家說：“今天的宴會，菜沒有好菜，酒也不夠好，但都是我們延安的士兵自己生產出來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從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還參觀了延安的中共中央黨校、延安大學等，觀看了延安的群眾秧歌隊演出，會見了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吳玉章、秦邦憲、鄧穎超、蔡暢、丁玲、何思敬、範文瀾、王實味等。他們對延安的團結奮進，社會安定詳和，人民安居樂業非常讚賞，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共產黨的治理會如此清明，相比之下，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則使他們極為失望。傅斯年等人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林伯渠、張聞天、任弼時、王若飛、彭德懷、葉劍英等同誌進行了3次會談。六參政員認為國共兩黨商談的大門沒有關閉。毛澤東說：雙方的門沒有關，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塊大石就是國民大會。他們會談的事項特別多，但氣氛和平融洽，大家各抒己見，盡情自由發言，但不涉辯論，“彼此都十分坦誠，十分肯切。”最後，雙方在兩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一、停止國民大會進行。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中共方麵還建議國民黨當局：“在國民政府停止進行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由國民政府召開民主的政治會議”。召開前應對這一會議的組織、性質、議程以及釋放政治犯等作出確定。六參政員同中共雙方麵取得的兩點共識和中共對國民黨當局的建議，構成了《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
1948年冬，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敗局已定，開始著力經營台灣。而台灣大學校長莊長恭到任不到半年，乃悄然離職攜眷返回上海，讓杜聰明代理校長。國民黨當局為安定台灣，權衡再三，決定讓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於1948年8月從美國治病後回國。
當教育部長朱家驊要其出任台灣大學校長時，傅斯年立即嚴辭拒絕，但朱家驊並沒有改變決定，親自找傅斯年晤談，又讓傅斯年的幾位朋友輪流規勸遊說，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強接受了任命，但並沒有前去上任，仍處於徘徊狀態。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節日的喧囂，此時胡適剛從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與胡適聚會共度歲末，兩人置酒對飲，相視淒然。一麵飲酒，一麵談論時局。在國共之間，他們一直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合法政權，以在野的身份參政議政，而目前國民黨政權失敗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從，難以決斷。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戀鄉土之情頓生，思前想後，兩人都十分傷感，不禁潸然淚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時，台灣有關人士函電催促其迅速上任。莊長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辦理交接手續。杜聰明於12月18日、20日分別致電、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駕，蒞校主持。陳誠於1月5日就任台灣省主席，同日致電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電報說：“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钜艱。”陳誠與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須認真考慮的，他將自己關在一個房間，三日三夜未出房門，繞室踱步，反複吟詠、書寫陶淵明《種桑長江邊》的詩句，考慮去留問題，最後決定暫且去台灣就職，但仍懷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帶全家去台灣，並且已買好了機票，臨時決定，把部分親屬留下，退掉了機票，對他們說：共產黨對文人還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來。臨行又把許多圖書、家產留了下來。1月19日，傅斯年隻攜帶部分親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飛機去了台灣。次日到台灣大學就職，並繼續兼任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職務。
遺憾的是，這位敢說話、辦實事的台大校長，來台灣不到一年，就在參加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時突然倒在了議會廳。蔣介石聞訊後，立即派行政院長陳誠前去指揮搶救，動員台灣所有名醫，不惜任何代價搶救傅斯年。他本人則守候在電話旁，焦急等待陳誠每半小時的匯報。傅斯年因腦溢血去世，享年僅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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