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農業真相：控製了糧食就控製了人類

美國農業真相：控製了糧食就控製了人類

2008年08月27日 《大生》雜誌

　　控製了石油，你就控製了國家；而控製了糧食，你就控製了人類。——亨利·基辛格

　　本刊實習記者 欒慧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控製了石油，你就控製了國家；而控製了糧食，你就控製了人類。
　　基辛格講這句話是有背景的。1974年12月10日，基辛格領導下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成了一份長達200頁的研究報告——《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全球人口增長對於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牽連》。報告認為，欠發達國家人口的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提出通過控製生育，隱含的還有通過控製糧食等辦法來降低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速度。在基辛格看來，發展中國家人口膨脹，那麽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會很快因之增強。這對美國來說自然是一個威脅。所以，可以通過控製糧食出口，逼迫那些國家實施控製生育的政策。
　　於是，糧食“利劍”出鞘。
　　不過，這僅僅是“冰山一角”。事實上，糧食“利劍”在美國手裏所發揮的威力遠不止此。
　　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其實行穀物禁運。但當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沿著美國指引的方向進行改革時，西方立刻對蘇聯改變態度：蘇聯需要多少糧食就給多少糧食。蘇聯在得到糧食的同時付出的代價是整個聯邦解體。
　　現在，美國仍然在朝核問題上揮舞著他的“大棒”。為了逼迫朝鮮放棄研發核武器，美國使用的手段仍然是糧食禁運。
　　一個國家如果糧食不能自給，付出的代價就是主權的喪失，在國際舞台上任人宰割。
　　糧食真的有這麽重要嗎？
　　自2006年以來，全球糧價上漲。至今有愈演愈烈之勢。
　　中國學者周立通過研究，向人們提供了他眼中的“全球糧價上漲的真實邏輯”：
　　資本滲透進農業，攫取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從而得以在全球推銷低價糧食Ｓ氪送?保?韝?詰圖哿甘車那閬??攏?鸞ドナЯ甘匙災魅āＣ攔?甘塵尥飯?競兔攔??藝?ń岷隙?傻摹傲甘車酃?鋇靡哉瓶厝?虻牧甘持魅ǎ?傭?瓶亓蘇?鋈死嗌緇帷?/P>
　　這個判斷似乎是基辛格名言在2008年的新注腳。


上篇：全球糧價上漲的真實邏輯

　　2008年4月12日，海地總理因為未能處理好糧食漲價問題被迫下台，成為糧價上漲風潮中首位下台的政治領導人。而由糧食價格上漲引發的政治危機在多個國家出現，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糧食價格的上漲。
　　世人猛然發現，糧食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問題。而且還牽扯到國家政治甚至是國際政治。而人們在享受了那麽多年的低價糧食之後，對高漲的糧價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接受。於是，揭秘糧價上漲的原因成為一時的輿論焦點。
　　恰逢糧食出口大國澳大利亞遭遇旱災；恰逢美國開始利用玉米(1736,5.00,0.29%,吧)提煉生物燃料，於是人們以為找到了這波糧價上漲的原因。然而，真的就這麽簡單嗎？誰才是糧價上漲的真正贏家？
　　美國農民喊冤
　　戴維·史特瑟斯是美國艾奧瓦州的一個小農場主。這兩天，他心裏一直在盤算：一邊是糧價高企，另一邊則是農場的成本投入越來越高，高糧價和高投入並行，我的農場還有得賺嗎？
　　“對我們來說，2008年將會是令人非常難受的一年。”史特瑟斯說，“我不知道誰將迎來‘豐收’。”
　　對一些人來說，2008年更像是一場災難。雖然糧食價格一如既往地高企，但是投入成本也同時急劇上升。特別是對那些牲畜養殖者而言，糧價的上漲更是災難。“石油是個最大的問題。”史特瑟斯說，“石油的價格影響了飼料、交通運輸和化肥的價格。”
　　盡管他不停地抱怨，但是他知道，他的日子比起那些牲畜養殖者來說要好過多了。
　　——摘自美國農場指南網站
　　這則新聞報道透露出，在美國，糧價上漲的同時伴隨著農資的全麵上漲。
　　美國《農場主日報》網站於2008年5月31日發表文章說，從2007年底開始，所有的農場主都麵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的投入在持續不斷地上漲。成本上漲的主要原因就是石油和能源成本的上升。石油價格從2007年早些時候的每桶55美元上漲到2008年5月的每桶超過135美元。通過比較2007年3月和2008年3月的數據，可以發現，化肥價格上漲了49%，飼料價格上漲了20%，燃料和能源價格上漲了16%，另外種子成本上漲了11%。這一實際狀況跟美國農業部的預期沒有太大的出入。
　　美國農業部網站提供的信息顯示，2008年，美國農場的純收入預計將達到923億美元，在2007年887億美元純收入的基礎上上升了4.1%，而跟10年平均水平616億美元的收入相比，則高了51%。另外，現金純收入則達到966億美元，比2007年高90億美元。不過，生產成本同時也在水漲船高：2007年，生產成本增加了245億美元，但是在2008年，總的生產成本將在此基礎上再增加222億美元，從而使生產成本達到創紀錄的2792億美元，這將占據家庭農場毛收入的75%。
　　其中，飼料成本是上漲最多的。飼料成本有可能會增加69億美元，從而達到創紀錄的450億美元。飼料價格的上漲主要是由於玉米和大豆(4209,-118.00,-2.73%,吧)價格的上漲，玉米占據了飼料的91%。在2007年，玉米的價格已經刷新記錄，而在2008年有望再度攀高。
　　種子的成本在2008年預計將會增加大約5億美元。而在2007年，種子的成本則上升了15億美元。因為生物技術、改良以及產量提高的潛在考量，自從2000年以來，種子的價格一直在攀升。在2007年，種子價格上漲最為迅速，大約上漲了12.3%。
　　對農場主而言，化肥成本的上升也許比燃料成本的上升更加值得關注。在2007年，化肥價格上漲了27億美元，而在2008年，化肥價格有望上漲30億美元。在2007年，鉀肥和磷肥的價格幾乎上漲了57%，而在2007年的最後兩個月裏，所有化肥價格都上漲了6.6%，在2008年，這一數字有可能被刷新為16%。而且，這一價格還不太可能下滑，因為在國際上化肥的需求量特別大，新興經濟體諸如印度、中國以及巴西都需要化肥。從2002年到2008年，化肥價格上漲了159%。
　　殺蟲劑的成本預計將上升10億美元；而燃料和石油成本在2008年預計將上升16億美元，而在2007年，該數字是13億美元；燃料價格將上升10.3%，和化肥價格一樣，燃料價格自2002年開始就急劇上漲；電力成本則上漲4%……
　　美國農場的生產成本從2002年到2008年不斷地在攀升
　　看來，為全世界生產糧食的美國農場主們並沒有成為糧價上漲的受益方。相反，因為洪水和惡劣的天氣，以及生產成本的上升，他們在盤算著如何讓2008年不至於虧本。不過不能否認的事實是：糧食價格實實在在地漲了。
　　由糧食價格上漲帶來的美元收入到底流向了哪裏？一方麵，消費者在抱怨，因為食品價格上漲，他們荷包大為縮水。他們將抱怨的目光轉向了農民，似乎是他們的“陰謀”，美元都跑進了他們的口袋。實際上，農民是被“冤枉”的，糧價上漲帶來的利潤跟生產成本一折算，根本就無利可圖。而另一方麵，確實有一部分人的荷包快被撐爆了。
　　跨國糧商如是說
　　今年2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大型農業公司、全球第二大農業化工公司和頭號生物工程公司孟山都的純利潤在3個月內達到了11.2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嘉吉在2008年第一個季度的利潤超過了10億美元，比年初的時候上漲了86%；經營農業化肥的美國美盛公司同期收入為5.208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12倍。去年，其營業額僅僅為4220萬美元。
　　事實上，大多數的農民並不進行出口交易。大型穀物公司比如嘉吉、邦吉和ADM才是進行糧食出口的公司。有人同樣注意到， 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俗稱“ABCD”四大跨國糧商，壟斷著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高度壟斷自然可以擁有定價的權力，跨國農業集團頓時成為人們指責的對象。總部設在英國的世界發展運動組織董事貝內迪克特·索思沃思譴責這些“大發橫財”的巨頭們說，他們從人們的困境中大發橫財“不道德”。
　　但是，一向以推行新技術、提高糧食產量為己任的孟山都等公司卻一臉委屈，覺得是無辜受責。孟山都辯解說，公司正在研製經過基因改良的種子，它們將帶來單位麵積產量的提高。而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2月的3個月間，主營大豆、玉米等農產品加工工業的美國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共收入5.1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2%。該公司表示，他們已經投入資金，輔助緩解糧食供應的緊張壓力。
　　中國學者揭“底”
　　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看來，跨國農業集團的“委屈”隻是“作秀”而已。
　　2007年，周立去美國農場進行調查。1年之後，他聲稱掌握了大量的事實和數據。回國之後，他利用3個月的時間撰寫了《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一文。在文中，他說，他在跟美國的一個小農場主交談時發現，一盒燕麥，在超市中至少賣3.5美元，但是出售燕麥的農民，隻能從中得到5美分。也就是說，農民從食物價值的分配中，隻能得到1.43%左右的份額。這樣一個結果讓他非常震驚。
　　而後的一係列數據和調查更是震撼人心！
　　根據周立的調查，因為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結構的變遷，消費者在食物上的花費越來越多。跟1970年相比，美國消費者於2000年在食物上的花費超過了1970年的30%，但是，消費者花費雖多，農民的收益並沒有提高。在2000年，美國農民的收益不足1970年的80%。
　　農民的收益為什麽會降低？周立闡述說，從1910年至今，美國的農業投入份額(最下麵藍色部分，input share)大體在10—20%之間波動，這部分投入為種子、農藥、化肥、機械等生產性投入，代表消費者為食物的初始生產成本所付出的價值。但食物的市場份額(最上麵藍色部分，marketing share)，卻由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達到75%左右。而一直作為食物生產者代表的農民(中間部分，farm share)，1910年還能獲得近40%的食物價值，到1997年，下降到8%。而根據美國農業部、部分研究機構提供的資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而此時市場份額部分已經高達81%。被產前成本和產後價格兩把鉗子夾在中間的農民，在食物價值的分配結構中，所占份額隻能不斷地降低。
　　對普通的美國農場主而言，隻能無可奈何地接受這一不公平的分配結果。
　　下麵是周立給《大生》記者講述的他在美國考察時的一個故事：
　　史密斯夫婦在美國北達科他州擁有一個大約3000英畝土地的農場。史密斯每年在農業上投入約39萬元美元，收入約為40萬美元(在美國，至少年收入達50萬美元的農場才能算得上是大型農場，所以史密斯夫婦這個隻能算是中型農場)。每年春季播種季節到來之前，他固定去嘉吉公司旗下的埃爾沃斯銀行貸款購買種子。獲得貸款的同時，銀行跟史密斯簽訂一項“捆綁式”合同條款：所得的貸款隻用來購買孟山都的種子和嘉吉公司出產的Saskferco牌化肥——嘉吉公司是農場方圓100英裏範圍內唯一的農資和儲運公司，他們隻賣孟山都公司生產的玉米種子。史密斯本就沒有可挑選的餘地。再加上銀行貸款合同已經說得很清楚，隻能買孟山都的種子，即使有別的公司的種子可選，也無法購買。
　　播完種，等到收割季，也同樣是由嘉吉公司來收購。至於農場養的豬，最後也是進了嘉吉。史密斯夫婦除了自己負責種植和養殖之外，別的方麵全部由嘉吉和孟山都公司來負責了。
　　周立說，史密斯夫婦的生活軌跡是美國所有農場主的縮影。
　　在作物的生產階段，種子和除草劑隻能買孟山都的，化肥隻能用嘉吉的，最後收獲的作物也是由嘉吉來進行收購。而到了食物的銷售環節，消費者一般也就是去沃爾瑪進行購買。除了種植環節由自己把握之外，產前成本和產後銷售都已經由壟斷性的公司所掌控。這些就是周立文中的“食物巨人”。
　　而在美國，三個食物聯合體：康格拉食品公司和杜邦、嘉吉和孟山都、瑞士諾華醫藥保健集團和ADM通過控製北美市場的食品鏈進而向全球範圍拓展。
　　既然產前成本和產後價格都掌握在“食品巨人”手中，靠天吃飯的美國農場主又有何高利潤可談？況且，因為農業是一個與自然進行交換的部門，農場主們還要承擔著農業生產的巨大風險。一旦遭遇天災，能否保住飯碗還真是個難題。

中篇：“食物帝國”的秘密

　　“控製了從基因到超市貨架的‘食物巨人’並沒有滿足，就此放手，相反，他們的觸角繼續無所不在地延伸。利用兩大武器，‘食物巨人’展開了全球性的擴張，建立起了‘食物帝國’。”在接受《大生》記者采訪結束時，周立總結了自己的觀點。
　　根據周立此前的解釋，在全球性擴張之前，這些“食物巨人”最先完成的工作是“捕獲政府”。
　　美國的政治是金錢政治。這些“食物巨人”通過競選捐贈贏得在政府內的發言權。也就是說，這些“食物巨人”通過政治獻金“捕獲”了政府，從而得以如魚得水。美國農業和貿易政策研究院的史蒂夫表示了相同的觀點：“也許，最讓人頭疼的是根本沒有任何法律可以約束他們。因為這些巨頭已經可以‘收買’法律，幾乎可以書寫適合自己的法律條文。”
　　在完成了對政府的“捕獲”之後，“食物巨人”向外延伸可以更加“名正言順”。其擴張的拿手武器是兩個：一為農產品(18.00,-0.08,-0.44%,吧)自由貿易協定；一為糧食援助。
　　“食物巨人”打著國家的旗號，在全球推行農產品自由貿易協定，這以關貿總協定和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為標誌。通過WTO談判，美國得以打開其他國家的大門，從而在全世界範圍內傾銷糧食，衝擊別國的糧食體係，從而剝奪別國的糧食主權；與此同時，美國又利用“糧食援助”作為武器，逼迫其他國家按照自己所指引的方向前進。這個時候的食物集團已經跟國家政權緊密結合在了一起，將各國的糧食生產捆綁在自己的戰車上，由此，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糧食帝國”。
　　而能靈活運用這兩大武器的前提則是：首先，美國的“食物巨人”以史無前例的低價糧食衝擊各國市場；其二，美國有大批糧食儲備，可以隨時拿出來“援助”。周立反問道：“食物巨頭們怎麽可能虧本大甩賣？”他提醒人們將目光轉向美國農業政策的曆史，看看美國人到底葫蘆裏賣得什麽藥。
　　故事開始於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代
　　談到對當代世界有重大影響的美國農業政策，要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代。正是為了解決大蕭條給農業帶來的重創，保護本國農民利益，保護農業，美國引進了中國西漢時期推行的“常平倉”製度，對糧食進行儲備來穩定糧價。同時，美國開始了給農民進行補貼的曆史。
　　從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間，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的價格從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種公用事業的股票平均價格從141.9美元跌到28美元，20種鐵路的股票平均價格則從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緊接著銀行倒閉，企業關門。
　　農業同樣遭到重創。在美國人中，除了黑人勞工之外，沒有人比農場主在大危機中遭受的打擊更大。農場主在1932年實現的淨收入比1929年少了1/3；農產品的價格跌落了50%；工、農產品的比價從1929年的83降低到1932年的55，而1910—1914年的平均價格比為100。這使農業區的暴力事件驟起，農場主們聯合起來阻止農產品運往城市。1933年1月，美國農業聯合會的首領愛德華·歐尼爾在參議院警告說：除非為美國農場主做一些事情，否則在12個月內，農村將發生革命。而在大危機中上台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對這些情況很清楚，他說：“農場主是必須加以扶持的人。”早在競選總統之時，羅斯福就指出，大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消費者的購買力趕不上生產的步伐，結果是“大量的公司積壓了過剩商品”，對於農場主，他主張把那些無利可圖的土地退耕還林，合理安排，減少過剩生產，用合理關稅收入的一部分來提高農產品的價格。而他本人的這些建議正是由他的智囊班子提出來的。
　　羅斯福新政與“常平倉”
　　在解決農業危機方麵，圍繞著羅斯福，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是以伊利諾伊州摩拉因犁製造公司的喬治·N·皮克為代表的一方。他們主張給農場主以關稅保護，政府把進口農產品時所收的高關稅分配給農場主，數目和他們在國內市場所銷售的農產品成比例；在這種情況下，除非遇到特別豐收的年頭，不需要對農場主的生產加以削減；而另一派則以美國農業部長華萊士為首。他們主張由政府控製耕地麵積，實行國內配額計劃。凡是放棄了生產的耕地，農場主都可以通過收取租金的形式從政府得到補償，用削減耕地的辦法來阻止生產。農場主凡是願意跟政府合作的，都不會拒絕接受因放棄耕種一定比例的土地而得到補貼。
　　雙方的爭執在1933年3月擺到了總統羅斯福麵前，羅斯福站到了華萊士等人的一邊，主張控製耕地麵積。但是羅斯福本人的解決措施同時接受了兩方麵的意見。所以，後來於1933年3月16日提交國會的農業調整議案中強調既要控製耕地，同時提高關稅。但是這樣一項法案在提交國會兩院審議時出現阻礙。許多保守派的議員認為，“這比任何蘇俄的法案還要‘布爾什維克’”，認為“美國正在走跟莫斯科同樣的道路”。那些正在債務中掙紮的農場主們也不明白為何要控製種植，他們對農業調整議案也抱有戒心。所以，1周之後，也就是3月22日，眾議院才通過該法案；而在參議院，則經曆了長達數周的辯論，才予以通過。羅斯福總統最終在5月12日進行了簽署。這就是美國《1933年農業調整法》。
　　《1933年農業調整法》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削減農產品數量來提高糧食價格。根據該法案，成立了專門的農業調整局，具體負責該法的執行。根據該法律規定，農業部長有權同農場主簽訂自願減少耕地或生產的合同，同農產品加工商簽訂銷售協議，以維持農產品的價格，使農場主手裏的美元的購買力保持在1909—1914年的水平上。
　　與此同時，美國農業部通過新成立的商品信貸公司，執行了一項農產品的“無追索貸款計劃”，它是針對參加農作物種植分配計劃的農場主的一項法律措施。具體做法是：政府以高於農產品市場時價，預購參加土地減耕計劃的農場主的農產品，在農作物收獲後，如果穀物市場價格高於預購價，農場主可以以預購價把自己的農產品贖回進行銷售，償還抵押貸款；否則這些農產品將歸政府所有。
　　有專家指出，這一通過控製農產品生產來調節價格的措施，很有點中國“常平倉”製度的味道。事實上，《1933年農業調整法》的內容基本上都是由當時農業部長華萊士起草的。華萊士本人也承認，他的思想是受到“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的影響。雖然《1933年農業調整法》已經有些“常平倉”的思想，但是真正提出建立農業“常平倉”製度的其實是《1938年農業調整法》。
　　《1938年農業調整法》規定，由美國國會授權，政府應按照一定的供應條件和價格條件，由農產品信貸公司向廣大的農場主發放無追索權的農業貸款(即農作物抵押貸款)，同時政府要求農場主(主要包括玉米、小麥、棉花生產者)服從政府下達的農作物生產計劃，農業部把農場主每年按計劃生產的糧食的多餘部分以倉儲的形式儲存下來，這就是華萊士倡導建立的美國“常平倉”，當糧食豐收、市場價格下跌時，農場主可以選擇歸還政府已經抵押的糧食，這樣農場主就不虧本；當收獲時，市場價格超過貸款時的價格，農民就可以在市場上出售糧食，獲得一定的利潤，然後歸還政府貸款和利息。實質上是政府變相地通過收購多餘的糧食，起到維持糧食價格的作用，不致出現“穀賤傷農”。但到了歉收年景，這些存糧就可以發揮作用。這也是我國古代“常平倉”思想在美國的繼續發展，盡管其形態是不同的，但是“常平倉”思想實質並未有絲毫改變。
　　除了通過農產品信貸公司來儲備糧食控製農產品的價格外，美國還有“藏糧於民”的傳統。政府通過向農場主提供貸款，增加農場的倉儲設備。20世紀70年代，美國穀物庫存達到至高點。美國政府於1977年出台了一個為期4年的農場主自有儲備計劃。鼓勵農場主把一部分穀物儲存起來，退出市場供應，以防將來穀物市場供應出現短缺。基本實施辦法如下：凡是參加儲備計劃的農場主都要同農產品信貸公司簽訂合同，按合同規定，農產品信貸公司同意向農場主提供儲存費和無追索權貸款，而農場主則以穀物為擔保，把它存儲在自己的農場或者商業性的倉庫裏。後來，為了擴大農場的倉儲設施和保證儲備穀物的質量，美國政府繼續向農場主提供倉儲設備貸款。
　　補貼製度捆綁“常平倉”
　　1933年和1938年的農業調整法案通過建立農產品信貸公司確立起“常平倉”製度，由政府提供貸款來實施。與此同時，從1933年農業調整法案開始，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補貼。
　　根據《1933年農業調整法案》規定，該法授權農業部長，通過同生產者簽訂和對參與播種麵積控製計劃的農場主付以直接補貼的方法，使農場主自願減少農產品的播種麵積。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一般是政府根據市場需求每年確定和公布某些農作物下一季度的播種麵積。凡是農場主同意者，便與政府簽訂合同，就可以得到優厚的補貼；除了播種麵積方麵的補貼外，還發展出多樣的補貼。比如1936年，美國通過了《土壤保護和國內配額法》，這個
　　立法把作物分成“消耗地力的”和“增強地力的”兩類，政府向把耕地由“消耗地力的”作物改種“增強地力的”作物的農場主支付“保護土壤補貼”。另外還有諸如休耕補貼、自然災害補貼等等。
　　由此可見，為了穩定農產品的價格，保護農民的利益，美國建立起了以“常平倉”和“補貼”製度為支柱的價格支持政策。而這兩項政策也成為美國現代農業支持政策的兩根支柱。

下篇：糧食，另一種武器

　　而實際上，“常平倉”和“補貼”這兩項政策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都變了味。
　　“常平倉”的原理是“低吸高拋”，從而避免“穀賤傷農”、“米貴傷民”。但是，在美國，由於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很高，從而使得糧食產量屢創新高。在美國，農業危機往往就表現為糧食過剩的危機。所以“常平倉”在美國僅僅是發揮了儲備的功能，避免糧食價格過低，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龐大的穀物庫存增加了美國財政在這方麵的投入(參照美國聯邦政府開支表)，這時候，“糧食援助”就成為美國消化糧食儲備的一條捷徑。一來可以解決庫存過多、增加政府開支問題；二來還可以作為武器，為國際政治所用。
　　小農場的破產之路
　　至於補貼製度，在美國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意外”。越來越多的補貼流向了大的農場主。小農場主所得份額相當少。
　　首先，大型農場的產量自然要高。從銷售額的角度來對農場進行劃分，至少收入50萬美元的農場才能算得上是大型農場。在2002年，大型農場的產量占據了43.9%的份額，而在1989年這一比例隻有28.9%。在2002年，大約有6.4萬家這樣的農場，而在1989年隻有3.2萬家。大型農場的平均生產成本更低，也更加有利可圖。所以，他們的產量還會繼續擴張。
　　其次，農場品項目補貼湧向了大型農場。農產品項目補貼包括所有農產品和災害援助補貼。這些補貼是跟一些農產品的曆史產量緊密相連的。比如，銷售收入在10萬美元和25萬美元的家庭農場在2002年拿到了27.2%的農產品項目補貼。占8種農場品產量價值的27.3%。這8種農產品為大麥、玉米、燕麥、大米、高粱、棉花、大豆和小麥。農產品項目補貼的數額是直接跟可獲補貼的農產品產量掛鉤的。產量越高，補貼就越高。年收入超過50萬的超大型農場在2002年占據了農產品產量價值26.6%，同時所占據的補貼則達到了27.4%。而在13年前，其所占的補貼僅僅有11.7%。
　　相應的是，大型農場主的家庭收入自然也更高——高產使得農產品項目補貼都流向了大型農場主，使得他們的家庭收入自然水漲船高。在1989年，一半的農產品補貼流向了收入低於46661美元的家庭，一半流向了擁有較高收入的家庭。在1989年，中等收入是40484美元，但是到了2002年，得到一半農產品項目補貼的農場家庭收入急劇上漲，達到60580美元，與此同時，美國中等家庭收入在2002年僅僅為42409美元。
　　在2002年，收入為20萬美元或者更高的家庭農場拿到了14.5%農產品項目補貼；而在1989年，這一數目為9.3%。收入在10萬美元到20萬美元之間的家庭以及非家庭式的農場也拿到了大部分的農產品項目補貼；但是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下的家庭所占據的農產品項目補貼份額明顯下降了。
　　但是，農場主們的農業補貼所得和農場淨收入之間並不是正相關。
　　根據周立的分析，美國對農業的補貼，在1990年到1996年間，一直在100億美元左右。1998年之後，一直穩定在每年200億美元的規模。但是，這些補貼並沒有讓農民的收入相應提高。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農業生產的上遊包括種子化肥和下遊的食品價格直接擠占了農民的補貼。最後，由“食物巨人”們拿到了補貼，從而得以在全球傾銷低價糧食。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小農場一個接一個地破產。
　　周立向《大生》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美國目前農場數量不足1935年的31%，也不足1950年的37%。從1935年以來，470多萬家農場因為破產被兼並。事實上，小農場才具有相對更低的生產成本。大農場之所以擠出小農場，是因為其能夠承受更低的邊際利潤。也就是說，大農場主雖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進行生產，但是可以以更低的價格進行銷售。這樣，當食品加工商壓低價格時，大農場主仍然因為規模巨大，有足夠的利潤額可以維持生存，而小農場則因為利潤額太低，無法維持家庭生活所需，從而不斷破產，被兼並。
　　理所當然，最後造成的局麵就是：要麽變大，要麽走人！
　　誰攫取了補貼？
　　補貼製度最後惠及的不是美國的農場主們，而是跨國農業巨頭，在周立看來，是“資本”的注入導致了這一後果。
　　周立認為，“常平倉”製度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製度。政府通過“低吸高拋”的原理來穩定糧價，穩定農民收益。而穩定了農民收益就是穩定了糧食供給，從而穩定了整個國家的糧食消費。這樣就可以保證整個國家體係的穩定。但是“常平倉”製度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從先前資料的收集到糧食的儲備，政府要承擔巨大的開支(參照見美國聯邦政府開支表)。美國花在糧食儲備上的費用在逐漸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