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油價下的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態

高油價下的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態

作者：於時語

 
 
　　美國經濟正在遭受次貸危機連鎖反應和國際高油價的雙重衝擊，曾經占有美國市場一半以上的通用汽車公司，新近的股市總價居然不到豐田公司的二十分之一，麵臨破產威脅，便是明顯例子。

　　但是更重要的是高油價對美國社會正在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眼看將導致美國政治生態的重要變化。

　　今年美國國慶前夕（7月3日），《今日美國》日報以頭版報道：高油價成為美國鄉間地區的災難，而《紐約時報》則宣布高油價導致“郊區人口逃亡（suburban flight）”以及“美國公路旅行的死亡（the American road trip is dead）”。

　　說得再明白一些，美國社會的重要特征，是其高度的“活動度（mobility）”和傳統文化中的“新邊疆”心理。這使得美國成為私家汽車擁有率最高的國家，也促成了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社會的郊外化大勢。而這一切正在遭受到高油價的無情腐蝕。

郊區生活大受影響

　　高度發達的汽車工業加上廉價石油，以及19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任上發起建設的洲際高速公路係統，大大加快了美國社會郊區化。這也是半個多世紀來美國南方和西部新興城市的發展模式，造成今天大部分美國中產階級居住在郊區和遠郊（exurb）的現實。

　　私家汽車對郊外人口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首先是每天上下班駕車長距離通勤（commute），特別是在房價昂貴的加州，單程超過一小時的開車上下班是家常便飯。

　　位於郊外的大型商場和以沃爾馬連鎖店代表的遠郊“大箱子”，成為美國零售業的主要方式。在美國郊外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除了上廁所，幾乎所有日常生活必要，從購物、快餐到上銀行都有不用下車的“駕車通過（drive-through）”服務。

　　不妨另外提到：美國農業的大規模操作，形成了南部和加州等地的生產基地，大部分農產品須經過長途運輸到達消費市場。美國食品價格中因此包含了顯著的燃料費用。

打擊共和黨的票源

　　持高不下的油價，明顯威脅到美國的上述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使得郊外和鄉間生活日益昂貴。《今日美國》報道鄉間人口的汽油開銷達到家庭收入的16%，而《華盛頓郵報》則報道郊外房價出現與上下班通勤時間成顯著反比的趨向。《紐約時報》稱高油價導致美國郊區人口的“逃亡”，良有以也。

　　這一社會動態，對美國兩黨政治不能不產生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原因，便是市區和郊外，分別是民主和共和兩黨各自的草根基地所在，因之被稱為“豎向美國”和“橫向美國”之間的對決。這裏“豎向美國（vertical America）”指的是高樓大廈林立的都市地區，而“橫向美國 （horizontal America）”則是缺乏高樓的郊外和鄉村。

　　高油價對郊外和鄉間“橫向美國”的相對更大衝擊。近期內直接造成當地選民的巨大不滿，是對共和黨迫在眉睫的威脅。但是從長遠角度，郊外人口被高油價“趕回”市區，是對共和黨更大的災難。

　　這是因為郊區和遠郊，是共和黨勢力20多年來迅速上升的主要票源，成為共和黨“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關鍵。如果半個多世紀來郊外人口相對市區人口增長出現明顯逆轉，則基於目前政治生態的共和黨的衰落指日可待。

　　這裏的背後因素，是因為美國沒有象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的比例選舉製度，而是每個選區“贏者通吃”。城市地區少數民族和其他下層人口高度集中，使得民主黨人每每高票當選，浪費大量票源。而共和黨在郊外以比較均勻但是穩定的多數，可以在更多的選區勝出。

　　所以即使回歸市區的郊外選民仍舊保留他們的共和黨歸屬，依然無助於擊敗當地民主黨的高票。而郊外共和黨傳統“紅色根據地”因人口分布的這種變化岌岌可危，卻無法避免。

　　總之，高油價對美國政治生態的衝擊，是加快共和黨“保守主義革命”的終結，並推動美國政治左轉的大勢。今年秋季國會選舉會向民主黨一邊倒，可以翹足而待。

　　至於奧巴馬能否因此克服美國至今強烈的白人種族主義，而入主白宮，則尚難斷言。

　　在共和黨方麵，越來越多的人士看到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特別是對伊朗磨刀霍霍的高壓政策，成為國際油價高漲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不僅在國內政治中造成強烈批評，認為共和黨聽命於石油工業而損害全國民眾利益，也迫使白宮日益認識到高油價的巨大內政代價。

　　華盛頓近日對伊朗政策的鬆動，包括派出高層代表參加直接談判，以及醞釀向德黑蘭派駐外交代表，未嚐不是某種亡羊補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