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近慮，必有遠憂:讀《投機賭博新經濟》

人無近慮，必有遠憂

——讀《投機賭博新經濟》

這是一本致力於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係本質的書，是一本揭示西方強國（主要是美國）如何在傳統的炮艦政策之外使用新的手段（主要是金融）剝奪弱小國家，以及這種剝奪如何可能的書。王小強先生說，他在寫作《投機賭博新經濟》的過程中常想起古語“察見淵魚者不祥”，“（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裏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王小強先生就擔任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是名副其實的老資格的改革派。但王小強先生近年來從改革派變成了“反思改革派”，是不是因為他發現了今日的局麵不是他們當年想要努力的結果？而且還同時意識到未來隱患重重？也許正是他對當下改革開放的勢頭和前景的憂慮迫使他一本接一本地奮筆疾書，呼籲社會各界警惕已經蹲在門口的狼。

一、 中美關係的實質在於美國需要敵人

1991-1996 年，王小強先生在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經濟係撰寫博士論文，《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評》。這麽長的標題，意在強調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合理性。王小強先生的博士論文是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國的價格改革》，一篇是《中國的企業改革》。由該論文附標題“批評科爾奈和薩克斯的改革理論”[2]就可以看出針對的是“休克療法”（1998年，英文由麥克米蘭出版社﹑中文由牛津大學（香港）出版社出書）。反思曆史，1986 年“價稅財聯動”，1989 年“價格闖關”，中國改革兩次衝向波蘭、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依據的正是長痛不如短痛的常識。《摸著石頭過河》旨在用中國漸進式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邏輯和經驗，批判世紀末席卷轉軌國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雖然處處涉及岸在哪裏的懸念（尤其是企業改革部分），但集中討論的還是怎樣摸石頭。換句話說，即便一門心思奔向教科書式的市場經濟，貿然采用 Jeffrey Sachs 推薦的“休克療法”，昏死過去是必然的，而能否複甦回來，進而治愈沉痾痼疾，單就邏輯上說就很難自圓其說，更遑論想在實踐中成功了。

自從波普爾提出不能證明隻能證偽以來，這世界上說怎麽幹才行的越來越少，說怎麽幹不行的越來越多。時至今日，中國改革穩紮穩打，循序漸進，一路摸著石頭在河裏走，但是，岸在哪裏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是越來越模糊。摸了近 30 年石頭，麵對疑似趟不過去的汪洋大海，“深入改革”的口號，再不像 80 年代初那般慷慨大義了。那時候，很多人把隔著太平洋的美利堅當作了彼岸。但王小強先生的另一本著作《史無前例的挑戰》告訴了我們，這是一個海市蜃樓的幻覺。它永遠不會讓你靠近，因為你是它的敵人，美國是一個需要敵人才能生存的社會。王小強在書中指出，就是在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依然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敵人。因為它少不了，是它特殊社會的內政需要。不是簡單地說，我們之間存在什麽不理解，中國想和平崛起，你美國鬧不明白。的確，雙方有理解上的問題，但是決不那麽簡單，這是它從自己社會內政需求產生出的一種外部反應。

《投機賭博新經濟》在《史無前例的挑戰》上進一步揭示了美國需要敵人的經濟原因。

美國今天的製造業，大概僅占整個GDP的17%到20%，許多消費品的製造生產，早就已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了。剩下的都是不讓轉移的高科技。何謂高科技？我們回顧曆史，所有的科技，以及高科技，都是一個軍轉民的過程。美國高科技的發展，說白了，就是製造打擊力的進步。現在的美國製造業，沒有不與軍工扯上聯係的。不光自己的生產設備不讓轉移出口到中國，凡仰其鼻息的兄弟國家也統統不許。如今，受美國貿易部管製的出口技術已多達兩千多種。這些技術，在廣義上構成了美國製造業軍工化的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運轉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時間十一次降息，帶著全世界的中央銀行利率向零逼近。宏觀調控的武功盡廢。說來也巧，在宏觀調控已經無法刺激美國經濟的時候，正好來了一個911。從那以後，一個阿富汗戰爭，一個伊拉克戰爭，一個全球的反恐戰爭，打得美國財政從盈餘重新恢複到赤字，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卻全麵複蘇。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背後的動機。所以可以說，美國軍工化的經濟本身，需要愛國主義，需要敵人，需要戰爭。什麽是美國的製造業？就是這些核心裝備製造大軍工化的過程。

這不是聳人聽聞，王小強先生在《投機賭博新經濟》裏，用事實強調了美國經濟繁榮對軍工的依賴。一方麵，美國移民社會隻有靠愛國主義才能凝聚立國；另一方麵，美國經濟的繁榮隻有依靠軍工的昌盛才能實現，兩方麵的需要造就了美國需要敵人。需要有一個很現實、足夠強大的持續威脅。我們如今連自己家裏的事情都忙不過來，哪裏來的“中國威脅”？但問題不在這兒，不是我要威脅你，是你要把我弄的像在威脅你。在美國，你是妖魔化也好，007﹑《一滴血》也好，各種學術分析﹑媒體誇張，總得有一個東西在威脅著他們國家安全，或者威脅著他們所信奉的自由、民主這套製度。《史無前例的挑戰》裏都是引用布熱金斯基、亨廷頓的原話。美國現在確定的兩個敵人，一個伊斯蘭極端的原教主義複興，一個就是中國。伊斯蘭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真正能夠替代蘇聯的並能和冷戰思維順理成章結合起來的，就是我們中國，畢竟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國沒占著便宜。

因此，美國需要敵人，不管有沒有，這是她經濟和社會的內政需要。這不是靠理解問題，溝通問題，再理解，再溝通就能解決的。隻要他沒有找到一個更合適的對手替代你，中國就始終還是她需要的大敵。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溝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較量，鬥爭，是想回避也回避不開的。

二、金融危機的實質在於賭博替代了經營

《投機賭博新經濟》一開篇，作者就點出了賭博與投資的區別：“什麽是賭博？與物質生產沒有關聯的金錢交易。”放眼全球，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作者引用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中的數據：“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計的貨幣交易中，隻有5％涉及到貿易和其他性質的經濟交易。其餘95％是由投機活動或套利交易構成的。”在跟實物生產關聯不大或者說失去了聯係的虛擬經濟中，股票價格呈現出無理由的上漲或下跌，但與企業的實際運營狀況卻相背相離。觀察金融市場起落的曲線，你就會發現它已經遠遠偏離了實體經濟的增長軌道。大量發行的貨幣進入了虛擬的賭場，成為賭桌上的籌碼。各國中央銀行成了莊家。金融市場像一個黑洞，吸納了激增的貨幣，消解了原本應該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出現的通貨膨脹。貨幣進入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場，不再是投資，而變成了投機，通俗點說就是賭博。

賭博投機的市場看起來人人都有機會，人人的機會也都是平等的，結果卻是不平等的，美國人總是贏家，輸家總在美國之外，所以這個遊戲歸根結底還是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很簡單，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二以美元結算，國際銀行貸款的四分之三使用的是美元，美元一家獨大，其他貨幣無論如何也玩不起，索羅斯調動幾十億美元就能把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市場打得一塌糊塗。“憑什麽世界人民愛美元？因為美國科技進步、經濟發達、政治穩定、國家安全。支撐美元的，不單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實力，背後是最強大的軍工產業。”“不可戰勝的戰機，是美元不可戰勝的保鏢。”這就是王小強的解釋，弄的你不願全信，也不敢不信。

王小強先生在書中還引用了列寧的話，西方強國對弱小國家的剝奪，是“從一頭牛身上扒下兩張皮來”。扒兩張皮是老作法了。當年列寧說扒兩張皮時已是惡狠狠了，但時代到了今天再回頭看列寧的這段話還是太羞答答了。一條金融鱷魚一夜之間就能把後發國家幾十年的奮鬥成果風卷殘雲地吞噬幹淨。“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種『富貴病』，貧窮的地方隻發生短缺和饑荒，從不發生金融危機。” 而且“最近大部分的繁榮和泡沫破裂現象都發生在財政、貨幣政策以及道德風險都處於較好水平的國家。” 金融風暴要卷的是錢，所以就必須要讓你的資產高度金融化。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三部曲：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產高速發展，金融自由化帶來貨幣經濟繁榮昌盛（追漲），外資拋空再帶來你的金融危機（殺跌）。這幾乎成為當代所有“新興市場”無一例外的宿命。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意味著任何不穩定因素的伴隨。經濟的、金融的、政治的 — 這一切都可能事後在一國的貨幣上反映出來。 尤其是金融危機，防不勝防。中國能否逃脫這樣的宿命？

 

經曆了30年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讓金融大鱷饞涎欲滴的「餅」越做越大。實體經濟無處不和國際慣例拚縫接軌。隻有金融市場例外。人民幣的國內價格 — 利率，國際價格 — 匯率，至今尚未市場調節。期貨市場先開後關，衍生工具未及發育。與日益龐大的物質生產和進出口總量相比，貨幣經濟的發展潛力極大。於是，國內改革開始大力推進銀行混業經營，國際期貨走出國門，對外開放金融業務，合資、外資企業國內上市，開放基金邀請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合夥，外資證券合資進入股市，外資銀行織網布點，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創新股價指數、指數期貨，A股、B股並軌水到渠成，外匯期貨、利率期貨、期權交易、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已順理成章，成為國際國內業界內外翹首以待的殷切期望。

金融自由化改革開放人心所向，金融市場繁榮昌盛的大幕已經揭開！但是，我們注意到所有國家的經驗證明，隻要金融自由化，就根本談不上「防範金融風險」。從來沒聽說過美國經濟學家到處表揚美國的銀行製度健全，監管得力。相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從弗裏德曼開始，從來對美國政府的金融管製嗤之以鼻，以揭露、批判、調侃、譏諷監管當局的無能為能事。

2006年至今，中國股市、房地產狂漲，這已經是金融危機的“前戲”了。到目前為止，除了美元霸權，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甚至是最後一個，沒有被金融危機強暴過的處女。所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包括英國英鎊，包括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裏拉，歐洲最發達、歐盟最核心的國家，都被金融危機洗劫過了。中國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壞賬。這兩個條件，像美麗與纖弱，早就讓國際金融大鱷魚垂涎欲滴了。萬事俱備，隻差一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就此一點，索羅斯早在2000年那本《開放社會》的書裏就說過，如果人民幣是可兌換貨幣，那麽亞洲金融危機根本躲不過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集香港召開了一個團結和勝利的大會，發表了《臨時委員會關於修改國際貨幣基金協議實現資本自由流動的說明》，正式將促進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作為基金組織的一個共同的具體目標。並授權基金組織對資本流動進行適當管理。投機賭博新經濟施展渾身解術，用廉價勞動力製造的廉價產品製造的貿易順差說事，形成比強迫日本更強迫的內外壓力，奮力猛推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2003年日本率先發難，提請其它國家與日本一道通過一項協議，強行要中國將人民幣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國家簽訂《廣場協議》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樣。從此，七大工業國領袖、美國總統（包括前總統福特、老布什），政府高官（包括退休高官基辛格），歐洲中央銀行、日本大藏省以及高盛、美林、德意誌銀行、瑞士銀行等巨大機構，異口同聲，眾口一詞，要求改革人民幣匯率製度。經濟學家，多維媒體，國際組織，國會議員，齊心協力，內外夾攻，大會小會，座談采訪，口誅筆伐，牆倒眾人推……

鮑爾森強烈要求人民幣短期升值、中期自由兌換，絕非虛言恫嚇。全球經濟一體化，一方麵，跨國公司把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消費品生產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麵，高科技產品一律嚴格限製向中國出口。生產要素市場調節全球配置，產品貿易不按市場原則辦事，中國的貿易順差命中注定。這樣不對稱的生產-貿易格局不改變，招商引資，隻能引來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但是資本隻讓大進不讓大出，等於歡迎作多「追漲」、不許拋空「殺跌」。這時候下注人民幣升值，隻贏不輸，就成了中國政府用製度保證的無風險投資。所以，隻要人民幣開始升值，必然鼓勵更多外資、內資購買人民幣資產，包括貿易中隱藏的非貿易資金流入， A股、H股和房地產高燒不退，香港居民在香港用港幣換人民幣，持續升值正在持續自我實現。直到最終放開資本項目，具備了「殺跌」機製，「追漲」的勢頭才有貶值風險的反方向約束。原材料、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受製於人，是因；內外資本大進大出，橫衝直撞，是果。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在歐洲發達國家，充其量就是金融危機，頂多惡化成經濟危機。可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不僅每每就是經濟危機，而且經常遞進成社會的動亂、政權的顛覆、國家的分裂。西方政治學有說法，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隻要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就會進入社會動亂的多發期。越是持續高速發展，GDP越來越多，貧富分化、腐敗蔓延就會越來越嚴重，自然招惹外資「大進大出」的來回攪和。一般來說，外資拋空足以動搖金融市場，山雨欲來的條件已經具備了，隻是風滿樓的事實往往不易體察。

1990年，歐盟六個核心國家貨幣實現可兌換，資本項目放開了，1992－1993年，索羅斯衝擊歐洲聯係匯率機製，一陣雞飛狗跳，整個歐美十幾個發達國家聯手也沒逃脫一敗塗地的厄運。但是，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也好，當時打完了以後，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危機，財政首腦辭職而已。到了亞洲，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兩億人口，蘇哈托三十二年強權，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夜消亡。兩極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積重難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著攙和，金融危機於是迅速演化成經濟危機。社會動亂，政權顛覆，國家分裂，亦步亦趨。到後來人禍跟著天災，海嘯、地震連續不斷。國家、社會雪上加霜。所以《投機賭博新經濟》想強調的就是，美國不用派一兵一卒，隻要財政部長，“中國通”跟你整天高級“戰略對話”，就能讓你的執政基礎動搖！

沒有硝煙的戰爭比有硝煙的戰爭更可怕。因為你看不見敵人，敵人就在你平日一點一滴的做為之中，它混淆了敵我的界限，模糊了目標的確定。使我們的愛國主義情操失去了表達的空間。也許正當我們陶醉在“歌唱祖國”的情懷之中時，已不知不覺的成為了別人的俘虜。在當今複雜的形勢中，沒有任何一部經典，一個權威能給王小強先生的“世紀危言”開出一方良藥。我們常常拷問自己，如果真的有王小強說的危機到來時，我們是否有那種智慧去應對？如果回答不能確定，我們是否應起碼做到警鍾長鳴？！王小強的《投機賭博新經濟》至少讓我們增加了“一日三省吾身”的必要。

 

 

                                     中國期貨業協會  鄒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