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中英聯合聲明》

鄧小平與《中英聯合聲明》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途程中，《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向世人宣告，香港被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的百年屈辱史結束，一個嶄新的香港將隨著祖國的腳步一起邁向2l世紀。

　　在聯合聲明的談判和簽署過程中，鄧小平以他那偉大戰略家的氣魄，集中全黨的智慧，排除了一個又一個阻力，戰勝了許許多多的困難，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作出了曆史性貢獻。值此香港回歸祖國一周年之際，重溫這段曆史，對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具有現實的和曆史的意義。

　　

　　(一)在主權問題上，鄧小平立場堅定，寸步不讓，迫使英政府放棄

　　“三個條約有效論”，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搬開了第一塊絆腳石。

　　70年代末，隨著新界租期的臨近，香港的歸屬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此時的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國內，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共產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而發展經濟就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在國際上，世界的格局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總的趨勢是，由對抗走向對話，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兩大主題。鄧小平在對國際國內形勢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製定了以“一國兩製”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談判曆時兩年，經過22輪的角逐，最後雙方以聯合聲明的方式，確認英國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歸還中國，中國從同一天起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

　　香港是國際貿易金融中心，能為英國提供巨大的經濟利益。據有關資料統計，70年代香港在英國存放的英磅儲備高達90億英磅，相當於英國全部外債的12％，約占英格蘭銀行全部黃金和外匯儲備的27％，可以說英磅近l／2的支撐力來自香港。英國從香港每年獲取的無形貿易(如金融、股市、保險等)收益約合3億多英磅。駐港英軍軍費的3／4由香港負擔，等於香港替英國養兵，維護它在遠東的利益。此外，香港是英聯邦同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島嶼的中繼站，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①。對於這樣一隻“會生金蛋的鵝”，英國政府怎麽會心甘情願地奉還給中國呢?

　　為了維持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英國政府麵對新界租約即將到期的“大限”，拋出了“三個條約有效論”，與中國政府相抗衡。1982年7月28日，在英國唐寧街召開的研究香港前途問題的專門會議上，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首先透露了這一立場。她說：“依據英國理解的國際法，所有這三個條約都是有效的。”“中國政府如欲收回整個香港，就必須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修改條約的有關條款，這是唯一的合法途徑。”②三個條約，即《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對於這三個不平等條約，新中國一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鄭重聲明不予承認。因此，英國首相此論一出，一些有識之士立即加以勸阻，但撒切爾夫人卻一意孤行。

　　英國政府的立場既定，就決心與中國討價還價。1982年9月23日和24日，撒切爾夫人在分別和中國領導人趙紫陽、鄧小平會談時，軟硬兼施，又拉又打，說：“香港是中英良好合作的無與倫比的典範。我注意到，中國觀點的兩個主要因素是關於主權和香港繼續繁榮。繁榮依賴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製權發生劇烈變化或者甚至現在宣布這一點，將必然導致整個資金外流。英國決不願意這種事情發生。但是我們無法防止它。香港的崩潰對我們兩國都是不光彩的。信心和繁榮有賴於英國的管理。如果我們兩國政府就未來香港的安排達成一致意見；如果這些安排可行並能維持這塊殖民地人民的信心；而且如果它們使英國國會感到滿意，那時我們就將考慮主權問題。”她強調說：“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在國際上仍然有效，任何修訂必須以三個條約為根據。”她還恐嚇說：如果中國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要想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來管治。③她不僅在同中國領導人會談中，還在北京和香港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以及在單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采訪時一再宣揚這個論調。她說：“英國是根據過去簽訂的條約管治香港的，這些條約是有效的”，“是符合國際法的。”

　　英國政府蠻橫而又傲慢的態度，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領導人的反對。鄧小平在會見撒切爾夫人時，全麵闡述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對她的觀點逐一進行了駁斥。他首先指出：“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裏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麽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

　　關於第一個問題，鄧小平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所以，現在，當然不是今天，但也不遲於一、二年的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我們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長的時間了。”

　　他針對撒切爾夫人關於香港的繁榮離不開英國的管理的觀點，說：“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希望取得英國的合作，但這不是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實現。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他告訴撒切爾夫人，中國之所以還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這段時間裏同香港各界人士廣泛交換意見，聽取英國政府對我們提出的建議，以便製訂我們在十五年中和十五年後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應該不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資者首先是英國也能夠接受，因為對他們也有好處。”

　　針對撒切爾夫人關於變革香港的行政管理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的恐嚇，鄧小平說：“至於說一旦中國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發生波動，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麽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麵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他指出：製造混亂是很容易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他還針對撒切爾夫人講的關於外資會撤走的問題，說：“隻要我們的政策適當，走了還會回來的”。⑤

　　鄧小平的話，雖然沒有立即改變撒切爾夫人及其政府官員的頑固立場，但卻給他們的心境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用撒切爾夫人的話來說，就是鄧小平“非常執著”，“不為所動”。我感到“頤和”這個名稱“絕不能用來描述我這次遠東之行”。⑥

　　1983年3月，英駐華大使柯利達打聽到中國方麵準備將關於香港前途的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消息後，擔心中國單方麵宣布收回香港，急忙飛回倫敦，建議撒切爾夫人給中國總理寫一封信，表示隻要兩國在香港的管理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她就願意就主權問題“考慮”向英國議會“提出建議”。中國政府很快就收到了這封信。信中寫道：“隻要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能夠就香港的管理安排達成協議，而這些安排能夠保證香港今後的繁榮與穩定，又能既為中國政府又為英國議會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準備向議會建議，使整個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⑦至此，中英兩國關於主權問題之爭告一段落，接下來又開始了第二回合的較量。

　　

　　(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製”戰略，並製定一整套方針政策，擊退了

　　英政府拋出的“用主權換治權”的方案，將談判納入中國方案的軌道

　　1983年7月12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正式會談如期舉行。根據雙方事先達成的會談議程，開始磋商1997年後為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作的安排。

　　會談一開始，雙方就香港的安排陳述了各自的意見。中方的方案共12條，亦稱“十二條”方針。它的主要內容是：一、中國政府決定1997年7月1日對香港地區恢複行使主權。二、恢複行使主權後，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三、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法令、條例基本不變。四、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主要官員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門的公務員、警務人員可予留任。特別行政區各機構也可聘請英國及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五、現行的社會、經濟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受法律保護。六、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為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七、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照常流通，自由兌換。八、特別行政區財政保持獨立。九、特別行政區可同英國建立互惠經濟關係。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將得到照顧。十、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以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簽訂協議。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自行簽發出入香港的旅行證件。十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十二、上述方針政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50年不變。⑧

　　這個方案是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具有獨特、創新、務實、智慧等特點。它具體體現了鄧小平“一國兩製”的戰略構想，並且是在鄧小平關懷和指導下製訂出來的。

　　“一國兩製”構想是鄧小平根據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堅持從中國實際、香港現狀和英國的具體情況出發，並把他在解決大陸與台灣統一問題上所形成的新思路、新方法，運用到解決香港問題上，經過多次調查和深入思考，逐漸形成和完備起來的。

　　為了使“一國兩製”構想具體化和製度化，鄧小平開始著手製訂香港回歸祖國後對港實行的基本政策。1981年初，他指出：香港問題已擺上日程，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方針和態度。請有關部門研究提出方案，並盡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參考。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有關部門立即投入工作。經過調查研究，並在廣泛聽取香港同胞的意見之後，製訂出了我國政府的對港“十二條”方針。1983年4月4日，鄧小平在最後修改稿上批示：“我看可以，茲事體大，建議政治局討論。”⑩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這一方案。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十二條”可以作為談判的根據。又說：談判可能談好，因為我們的政策夠寬大的了。(11)

　　對於這個寬大政策，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後來曾稱讚它是“最有天才的創造”，但在當時並沒有被英方所接受。他們指責說：“中國的方案隻是一種信念和希望，是‘烏托邦’”。又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保留資本主義的香港不變化，是令人懷疑的。”他們拋出一個“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與中方相對抗。英方認為：“為保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繼續保持英國在香港的管理作用，並使社會主義的大陸同資本主義的香港隔離和絕緣”。“要使這一點為中國接受，英國就得接受中國對整個香港的主權。”(12)由於雙方存在著深刻的分歧，經過三輪會談，未取得絲毫進展，談判陷入僵局。

　　談判陷入僵局，著急的是英方。英國前首相希思深感憂慮，主動提出訪華，以調解雙邊關係。1983年9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希思時說：想用主權換治權是行不通的。22日要會談，我希望不要再糾纏在治權問題上。我的意思是說，不要搞成中國單方麵發表聲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聯合發表聲明。聯合聲明的方式對兩家都好，不是說對哪一家更好。他告誡說：在香港問題上，我希望撒切爾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13)

　　鄧小平的話，無疑又給英國政府施加了一層壓力。加上此時香港的金融發生動蕩，英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讓步。1983年10月14日，柯利達自倫敦返回北京，向中國領導人轉達了撒切爾夫人的口信。口信說：英方已在談判中表明，繼續英國的管治是使香港持續穩定和繁榮的最好和最可靠的基礎，但是，中方持有不同看法。英方認為，對抗不利於維護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的共同目的，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隻有在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的基礎上，才能確保香港的未來。口信建議由雙方代表討論可以設想出哪些其他有效辦法來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並進一步探討中方的意見，看看英中雙方能否在中國提出的建議的基礎上一起作出對香港人民具有持久價值的安排。如果在此基礎上能夠商定確保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的安排，英國政府準備向議會提交一項載明這些安排的雙邊協定，並盡最大努力促進這些安排的實行和貫徹。(14)撒切爾夫人的口信，表明了英國政府的立場發生了實質性轉變，從而排除了會談中的第二大障礙，將曠日持久的談判納入中方方案的軌道。

　　

　　(三)鄧小平采取堅定而又靈活的態度，排除最後障礙，中英談判圓滿結束

　　自從英國政府改弦更張，采取明智態度之後，談判出現了轉機並有加速進行之勢，雙方談判代表圍繞中國的十二條方針政策，就香港未來的法律製度、財政製度、貨幣製度、經濟製度、文化與教育、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公務員製度、防務與治安、憲製安排和政府結構、民航、國籍、旅行證件、土地契約以及協議的內容和形式、簽署的安排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磋商，並達成了一致意見。但是，又在兩個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使談判無法進展。這兩個問題就是“九七”後中國政府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和13年後過渡期要不要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英方的觀點是：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但是，隻有當香港受到外來侵略的臨時和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有駐軍的實際需要；如果中國要派軍隊去，不僅違背中方“九七”後中央不派人去的承諾，而且對港人信心和國際上對特別行政區的信心將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還提出，香港要在原來的警察之外，再建立一支“內部治安部隊”，以維護日常治安。上述觀點，說穿了就是有意削弱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給會談製造障礙。

　　對此，中方的態度非常明確。1984年4月18日，鄧小平會見英外交大臣傑弗裏·豪時說：1997年後，我們要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征中國收回了主權，更大的好處是對香港來說是一個穩定的因素。(15)同年5月25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針對5月2日香港《明報》刊登的“九七”後中國不會在香港駐軍的報道，當著許多香港記者的麵說：我要在這裏辟謠，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講話，是胡說八道!這不是中央的意見。既然香港是中國領土，為什麽不能駐軍?英國外相也說，希望不要駐軍，但承認我們恢複行使主權後，有權駐軍。連這權力都沒有，還算什麽中國領土?(16)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在香港報紙一公布，立即引起英國政府的“關切”。英國政府在向中國政府所作的幾點說明中，再次明確肯定“中國有權駐軍”，隻是“希望中國政府認真考慮目前的立場是否最有利於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17)後來，經過雙方的進一步磋商，達成如下協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中央人民政府派駐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部隊不幹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駐軍軍費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並寫進了作為聯合聲明附件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使問題得以解決。

　　關於第二個問題，首先是由中國政府提出來的。在討論後過渡期香港的安排問題時，中方認為，後過渡期長達13年，有許多事情要做。例如：協商中英協議的執行情況，磋商政權的順利移交等等，因此有必要在香港設立一個常設機構，具體辦理日常事宜。它的名稱叫“中英聯合小組”。它的職責是：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討論與1997年政權順利交接的有關事宜；就雙方商定的事項交換情況並進行磋商。這個問題一提出，就遭到英方的反對。他們認為，截止1997年6月底，負責管理香港的仍然是英國。如果在香港成立一個聯合小組，就會造成中國要從內地派人去香港，與英國“共管”香港的印象，並會影響到香港居民的信心。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為打破僵局，鄧小平在4月18日會見傑弗裏·豪時強調指出：必須看到在過渡時期內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雙方合作。既然雙方都同意“九七”前由英國負責對香港的行政管理，同時，中方的建議又明確規定，聯合小組的性質是聯絡而不是權力機構，它不幹預港英當局的日常行政事務，那就不會造成“共管”的印象。鄧小平最後提出，聯合小組設在香港，協議上就這樣寫。但可以在北京、倫敦、香港三地開會。(18)豪表示，願意建設性地考慮鄧小平提出的建議。

　　1984年7月，傑弗裏·豪再次訪京時，帶來了英政府關於聯合小組問題的對案。對案對聯合小組的性質、職責、任務、第一階段考慮什麽、第二階段考慮什麽等，做出了詳盡規定，並將小組的名稱改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國政府對英國政府的友好合作態度表示歡迎，並趁著豪在京期間，以英方的對案為基礎，進行了必要的修改。征得豪的同意後，達成一致意見。橫在中英會談中最後一項議程上的障礙被排除了，兩國政府領導人都很高興。1984年7月31日，鄧小平剛從北戴河休養回來，就會見了豪。說：豪外交大臣同中國領導人談得很好，效果也很好，值得祝賀。”(19)

　　此後，經過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1984年9月17日，雙方代表團就香港問題全部談判達成協議。協議包括一個主體，三個附件。一個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三個附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和《關於土地契約》。至此，長達兩年的中英談判圓滿結束。

　　

　　(四)鄧小平暢談“一國兩製”方針不變，《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

　　協議達成後，經過兩國代表的草簽，剩下的事情就是正式簽署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

　　簽字前，鄧小平會見了英國首相撤切爾夫人。鄧小平說：“香港問題已經有近一個半世紀的曆史，這個問題不解決，在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總是存在著陰影。現在這個陰影消除了，我們兩國之間的合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前景光明。”撒切爾夫人完全讚同鄧小平的評價。她說：回顧我兩年多以前初次在這裏同您見麵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多麽大的成就。雙方的了解也加深了。她特別讚揚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製”的構想是最有天才的創造。她接著問，為什麽“一國兩製”政策要保持不變呢?鄧小平回答：“這也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中國現在製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兩個十年內，即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隻能算是我們雄心壯誌的第一個目標。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麽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20)撤切爾夫人感到，鄧小平從中國自身利益出發談保持香港製度不變和繁榮穩定，確實是可信的，是現實主義的。

　　當天下午6時整，《聯合聲明》簽字儀式正式開始。中國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分別代表各自政府在《聯合聲明》上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然後互相交換了文本。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使香港這個曆史遺留問題得以解決，香港的前途完全明朗化，不但“九七”後回歸祖國，而且在“港人治港”、“一國兩製”、“高度自治”方針政策指引下繼續保持繁榮和穩定，並為解決台灣、澳門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榜樣。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使籠罩在中英關係上的陰影得以消除，給兩國關係的發展帶來新的動力，並為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一個範例。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一國兩製”構想，不僅為中國人所接受，也為英國人所接受，是世紀的創舉，是人類思想寶庫中的一顆璀燦明珠。

　　總之，《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正像撒切爾夫人所說，“在香港生活中，在英中關係的曆程中以及國際外交史上都是一個裏程碑。”

　　中國和英國為什麽會在香港問題上談判成功呢?鄧小平對此作了精辟論述。他說：“香港問題為什麽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我們國家的形象變了，國內的人民看清了這一點，國際上也看清了這一點……當然，香港問題能夠解決好，還是由於‘一國兩製’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21)

　　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周年之際，我們更加懷念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銘記他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的貢獻。讓我們以鄧小平為榜樣，學習他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為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和跨世紀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注釋

　　①張學仁、陳寧生：《香港百年》，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05頁。

　　②③⑦(19)王紅續：《七十年代以來的中英關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l版，第117、118、124、140頁。

　　④⑥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9、88、100～101、66、102、102、107、110、115、139、140、140、135—136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15頁。

　　(20)(21)《一國兩製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63—65、31頁。

　　《黨的文獻》(京)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