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蕩華爾街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橫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馬冷眼瞧
非洲對於中國和平崛起的影響
一、 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契機
中國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並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高表姿態，而是在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了分析的以後提出來的。之所以提出和平崛起，顯然中國政府是為了獲得足夠的國際安全環境，避免陷入“後興大國崛起困境”。
從國際關係的發展史來看，目前國際體係的演變經曆了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維也納體係、凡爾賽-華盛頓體係和雅爾塔體係等四個階段。而從曆史的發展來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種新的國際體係的形成和舊的國際體係的崩潰，都經曆了一場慘烈的戰爭，隻有一個例外，即雅爾塔體係的崩潰到目前為止依然是一個和平的解體過程。
這正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契機所在。
一般而言，一種國際體係是依靠體係內的大國主導和維持的，因此支撐著體係良序運行的國際準則和規則也是有大國製定。這樣的一個背景存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已經存在的國際體係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處於主導地位的大國，這些大國自然控製了國際體係中最主要的權力。對於後興大國來講，這樣的局麵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後興大國在國力上超出了傳統大國之後自然會要求相應的權力和地位，而相對應的傳統大國已經無法依靠正常的手段與後興大國進行競爭，唯有依靠其國際權力獲得和保護自身利益。在這樣的矛盾之下，後興大國往往無法通過和平的手段獲得足夠的權力與空間，最終不得不選擇使用暴力。這樣的一種國際體係的更迭，實際上就是後興大國無法獲得權力之後，不得不選擇脫離原有體係，利用暴力摧毀舊的國際體係，建立新的國際體係。
但是雅爾塔體係的崩潰是一個例外。和其他體係的崩潰不一樣的是，即便是舊體係已經腐化，但最終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而雅爾塔體係是在缺乏有能力摧毀舊體係的後興大國的背景下，因為體係主導者自身腐化而解體之後，引起的體係解體。因此，當前蘇聯解體之後，雅爾塔體係開始崩潰，但是整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始終無法填補蘇聯留下的真空，這些權力真空必然會在後興大國之間進行再分配，因此國際體係顯得更加混亂，更加無政府化。這一段時期，國際權力體係進行著重組，對前蘇聯解體之後留下的權力真空進行再分配，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這樣的權力重組已經顯現出了雛形。
中國，依靠其改革開放之後迅猛的發展勢頭，已經在國際體係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從而成為世界五大國之一。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中國提出和平崛起正是看準了目前國際體係之下，利用和平手段獲得權力和地位成為可能的契機。
與傳統的暴力手段實現國際體係的更迭不一樣，中國的和平崛起實際上就是表明中國將努力的參與到國際體係當中，尊重當前維持國際體係運行的準則和規則，並且維護這些規則，利用已經獲得的，已經將來進步之後得以提升的權力和地位，通過這些軟實力對國際體係進行改良，使得中國最終能夠成為新的國際體係的主導者。
二、 非洲的優勢和劣勢
非洲，可以說是世界上開發程度相當低的一個大陸（南極除外），這裏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地理位置，但是這裏通常也是和動亂與貧窮聯係在一起的。
非洲的落後有著深層次的曆史原因，造成非洲這樣的局麵的罪魁禍首就是當年的西方殖民者。和亞洲、美洲不一樣的是，當西方殖民者進入非洲內陸的時候，這裏的文明發展層次還是相當低的，當地最大的居民集聚地規模是部落村莊，而不是城市，因此當時非洲內陸沒有國家的概念。雖然之前西方殖民者進入美洲遇到的情況也是這樣，但是當地土著在屠殺中所剩無幾，因此最終建立的國家依舊是以白人為主，而非洲的遭遇並不是如此。
有這樣的一個背景很重要，即當西方殖民者進入非洲最主要地區的時候，當地最主要的公共組織是部落村莊，而不是城市和國家，當地甚至沒有城市和國家的概念。之所以強調這樣的背景，就是因為這是非洲動亂的根源，當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後，他們劃分殖民地不是按照部落領地的邊境來劃分，而是按照地域的便利而劃分，這也就是為什麽非洲國家很多邊境都是直線，而西方殖民者這樣的圖一時便利的做法卻帶來了無窮的後患。這些邊境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將一些很有勢力的大部落劃成了小部落，原本很有勢力的部落在各自的國家中成為少數，這樣的一種情況出現，根源就在於西方殖民者忽略了當地居民“部落認同”高於“國家認同”的事實。
然而，沒有人願意在動亂中生活，邊沁在他的論著中已經對此作了詳細地論述，在經過了多年的動亂之後，非洲的局勢正在向平穩的態勢過渡。而這樣的沒有太多的文明洗禮的“原生態處女地”依然保留著很多可以開發的空間，而這一點正是非洲最大的優勢所在。
非洲有著很大的誘惑力，豐富的資源，廣闊的發展空間，極大的發展潛力，這些都能夠帶來無以倫比的利益和影響力的加成，正因為如此，世界上主要國家都已經將他們的注意力投向了非洲。在能源和資源問題成為一個大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的現在，非洲的意義更是非同尋常，可以設想，一旦獲得了非洲在能源和資源上的支持，那麽這個國家無異於獲得了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對於任何一個希望在國際上獲得更高地位的國家來講，非洲是必須要關注的對象。
三、 非洲對於中國的意義
中國要和平崛起，離不開非洲。
前文已經簡要論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實質和契機，從中可以看出，中國要和平崛起，就必須獲得足夠的國際支持，提升國際影響力，最終成為國際體係的主導者。
非洲之所以能夠對中國提供支持，與其目前體係形成的曆史背景有著很大的關係。對於非洲落後和動亂的根源，已經作了簡要地說明，而這樣的一個背景實際上有兩點意義：
首先，非洲的社會是一個缺乏現代文明概念的社會，雖然不少非洲精英階層都接受過西方的教育，但是在政治文明方麵，一方麵非洲缺乏普遍的現代政治文明的底蘊，一方麵非洲缺乏現代社會文明的積累，這樣的一種缺失使得非洲缺少具有較強政治影響力的國家，因此非洲要融入國際社會，就必須依賴於一個強有力政治實體的支持。
其次，非洲的動亂其根源在於西方殖民者，因此雖然非洲的發展離不開西方的支持，但是非洲國家始終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白人社會，發展更進一步的政治合作關係，非洲土著與西方始終無法相互信任。因此，即便是西方社會希望引導非洲進入現代社會，但是非洲國家始終都保持的警惕，對於西方存在著很強烈的不信任感。而事實情況是，西方國家很難也不是很情願的協助非洲國家，具體原因下文有詳細分析。
這兩點意義實際上就成了中國與非洲發展比較緊密的關係的重要基礎。作為國際上話語權處於弱勢的非洲集團，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替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中國依靠自身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以及國際上的影響力，於是中非之間就出現了第一個利益契合點。
中國要能夠獲得更高的國際地位，一方麵需要自身力量的發展，一方麵離不開國際的支持。中國自身力量的提升，經濟實力的提升是關鍵，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就是能源和資源，而非洲恰恰可以提供中國急需的資源和能源；同時中國的產品也需要走向國際，在國際市場已經被逐漸瓜分和占領的情況下，除了殺出血路之外，開發新的市場就成為非常重要的選擇，而非洲因為其自身的條件和限製，使得中國能夠從經濟上與非洲開展更為緊密的合作，從而提升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中國的國際環境並不是很樂觀，西方發達國家對於後興大國保持著警惕是情有可原的，中國獲得政治支持不能夠完全依賴於西方國家，也不可能依賴於西方，在國際政治體係中，在當前的國際秩序和規則之下，數量的優勢和質量的優勢是各有所長，因此獲得非洲的支持對於中國來講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重返聯合國就是最好的例證。因此，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上來看，中國實現其大國戰略都離不開非洲，因此中非之間就出現了第二個利益契合點。
利益上的契合點決定了中非之間的互補性，而中非各自相似的曆史經曆使得兩者之間能夠成為比較緊密的合作夥伴，而且兩者之間的政治體製的特點，發展的背景使得相互成為合作的最佳選擇，因此中國和非洲展開合作，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
四、 中國的非洲戰略
中國對非洲采取的戰略政策和西方相比，有著顯著的區別，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中國嚴格遵守不幹涉別國內政的承諾。
先談西方對非洲政策的特點：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他們對非洲等落後國家提供的支援往往是資金雄厚，有著高質量保證的經濟援助；不僅如此，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展開合作，也能夠獲得技術、管理和市場等多方麵的好處。但事實上，雙方在合作過程中，或者說非洲國家在接受西方國家的過程中，都非常的謹慎和小心翼翼。
原因就要從非洲的現狀說起。從曆史的淵源來看，很多非洲黑人對白人並不信任，因為白人很容易讓他們聯想到上世紀的殖民統治所帶來的災難。事實上，白人在非洲劃分殖民地的做法，實際上將很多大部落分散開來，並且帶來了後世戰亂，這樣的做法在“部落認同”至上的非洲社會，無異於國破家亡的恥辱，因此這樣的一種曆史矛盾就沉澱下來。
當世界殖民地體係崩潰之後，西方國家發現他們實際上最終還是無法離開殖民地，雖然經濟和貨幣霸權的存在使得他們最終還是可以獲得利益，但是與赤裸裸的殖民掠奪相比，缺乏了政治霸權作為保證的經濟霸權始終沒有一個強硬的腰杆子支撐。
其次，在西方社會高呼人權至上的當今社會，西方的經濟霸權實際上對非洲的人權現狀危機負有最主要的責任，這樣的一個局麵不得不使得西方國家采取經濟援助的手段來抵消經濟霸權所帶來的不良影響，但就是這經濟援助最終又引發了非洲國家的不滿。
因為在西方人的觀點中，非洲社會從原始部落向現代社會的進步是西方國家的功勞，因此在非洲國家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必然需要向西方國家學習，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各種製度。但事實情況是，西方國家在非洲引入了現代政治製度之後最終卻引發了連年的戰亂，而戰亂絕對不會催生出民主，而是軍閥的獨裁和割據，軍閥的割據又加深了動亂的局麵。這樣的局麵，是西方國家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樣的局麵正是西方推行西方式的政治製度和民主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因此他們需要迫切的改變非洲軍閥獨裁和地方割據的局麵，因此他們在提供援助的時候，往往會發加上政治要求。
西方國家提供經濟援助附加政治要求的做法出於多方麵的考慮，實際上這樣的做法並不排除西方國家不願意看到經濟援助最終被腐敗政府中飽私囊，同時嚴格限製經濟援助的對象，對非洲國家的官員不信任而要求本國官員進行監督。但是這樣的在政治上提出的要求，實際上完全出於一種不平等對視的心理狀態，雖然口號上是“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但國家之間事實上不平等的局麵依舊存在，但這樣的一種不平等不能夠引申到政治製度上，而西方國家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將綜合國力的差距引申到了政治製度的差異上麵。在國際政治體係中，結構性差異和功能性差異完全是不一樣的概念，而西方國家提出政治要求的做法實際上是在逃避責任，將非洲國家的動亂的責任推給了非洲自己。
正是因為這樣的做法存在，使得非洲國家對西方國家感到不負責任與不平等對待，而政治要求又引發了非洲國家的殖民地回憶。本來的曆史淵源給兩地帶來的回憶並不愉快，甚至存在敵視，而西方國家有這樣的頤指氣使的態度，最終使得非洲國家和西方社會永遠都走在兩條軌道上。
PS：雖然當前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都在西方國家接受過高等教育，並且有親西方的態度，但是在非洲社會，政治上處於強勢不是政府機關，而是部落長老，也就是說在非洲國家不是政府和法律說了算，而是部落長老說了算。而代表傳統勢力的部落長老與西方存在極大的矛盾，而親西方的政府在更多的時候會被指責為替西方服務的傀儡政府。因此，西方國家雖然在非洲存在傳統的影響力，但是這樣的影響力很難再往深層次發展。
掉過頭來看中國。很多西方學者，也包括中國國內的學者，都指責中國政府的非洲政策是赤裸裸的經濟和資源掠奪政策，隻考慮自身獲得的經濟利益，而不考慮當地的人權狀況和國家的政治前途。
不過中國還有一句俗話：“逮不著狐狸，反惹了一身騷”，中國一旦幹預非洲國家的政治紛爭很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結果。說一句實話，一個穩定的環境是任何投資者都希望看到的（除了發死人財的家夥），但中國不是不希望非洲國家社會穩定、政治清明，但問題是中國有沒有這樣的能力，能否承擔的起所要付出的代價。
中國是否有實力“帶領”非洲國家成為現代國家，或者說中國希望看到的國家。首先，中國自身也不能算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典型，當前中國國內的最主要的變遷就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這樣的一個曆史背景存在著最大的問題就是目前中國模式是否是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有效模式，其次中國和非洲之間，雖然近代史有著很多的相似點，但是古代史確是按照截然不同的曆史發展，因此兩國的曆史淵源是截然不同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很難對非洲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提出有效並且有說服力的建議。
中國幹預非洲國家的政治發展必然會付出代價。最直接的代價就是軟實力的損害，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主要靠三方麵支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核俱樂部成員之一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領軍人物。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是依靠其自身實力的提升，和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態度所帶來的國際聲譽，而一步一步的積累起來的；在這樣的一個積累過程中，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是相當關鍵的，不幹涉內政正是基本原則中關鍵的部分。因此，中國幹預非洲國家的內政，實際上就是自斷一臂，最終將可能導致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離心離德。這樣的一個局麵將會導致中國在發達國家中得不到認可，發展中國家中也無法獲得支持，如果再加上西方對中國的惡意渲染，這一切最終可能導致中國無法融入國際體係的局麵發生。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將要付出的代價必然會相當沉重。
實際上這樣的局麵是有著曆史的經驗教訓的，文革時期的“紅色輸出”給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交工作帶來了莫大的損害，正因為如此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采取了“韜光養晦”的政策。幹預他國內政對於目前的中國來講並不是非常明智的選擇，再結合到中國和平崛起的政治背景上，通過和平手段獲得國際權力是和平崛起的本質，利用和平手段獲得權力就不能是一廂情願的態度，必須是其他國家願意將權力讓渡，因此通過幹涉他國內政，利用本國的實力與地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的手段來獲得國際權力不能稱之為和平崛起的。
正因為如此，中國對非洲的政策都嚴格遵守一個基本原則：一視同仁，決不幹涉他國內政。與此同時，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已經從無償援助向經貿合作過渡，這種商業化的操作是不少西方國家對中國提出批評的對象。這樣的指責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西方國家一方麵指責中國無視非洲的人權狀況，隻是一味的資源掠奪；一方麵指責中國對非洲的援助缺乏人道精神，商業化的模式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而這樣的指責實際上沒有自相矛盾，但是包藏禍心，按照西方國家的邏輯，中國與非洲國家合作就是中國縱容和支持非洲國家的政府損害人權的行為，以便於獲得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持。
這典型的是一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態，但是我們不能夠忽視的是，這樣的論調依然存在市場和空間。但是這樣的論調存在，或許正是中國合理合法的擴大其國際權力的契機。
蘇丹的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就是這樣的例子。當西方在指責中國忽視蘇丹政府損害人權的行為，而采取了包庇的態度之後，最終卻發現中國成功的利用自身的國際地位促成了蘇丹的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在這樣的一個解決過程中，中國成功的主導並且排除了美國可能施加的進一步影響。這樣的模式，實際上已經宣示了中國政府已經找到了獲取國際權力，最終成為國際體係主導者之一的有效途徑。
一旦中國將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模型定型為這樣的一種排除-主導的模式之後，非洲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影響馬上就凸現出來。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的本質：參與和維護當前的國際體係和秩序，通過和平手段獲得國際權力。而非洲至今還遊離於現代國際體係之外，再加上動亂和疾病的原因，這裏實際上已經成了“被上帝遺忘的角落”。恰恰中國因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存在著西方國家無法企及的影響力，所以在這些地區的事務中，中國恰恰能夠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一旦依靠自身力量促成了非洲動亂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哪怕隻有和平的趨勢，對於中國來講也是勝利。因為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中國不僅僅有效的維持了國際體係與秩序，而且擴大了自身在地區的影響力。能夠在組成國際體係最重要的一部分國家中取得影響力，實際上就是對國際體係的主導體係的最有力的補充，因此中國利用非洲作為切入點，最終成為國際體係主導者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這樣的一個過程是符合國際體係現有主導者的利益，因此最終遇到的外界幹擾將會有限，這一點也是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需要說明的事，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中國並不是幹涉這些國家的內政，中國采取的策略實際上已經很明確：利用中國的信譽和已有的國際權力為擔保，利用經濟貿易往來為籌碼，說服這些國家與國際社會展開對話，參與國際體係中。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中國並不存在幹涉內政的情況出現。
在國際權力已經被瓜分完畢，世界上留下的實際空間已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中國著眼於非洲雖然有著萬不得已的嫌疑，但實際上在摸索的過程中，中國已經找到了非洲與中國的利益契合點，這樣的契合點正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