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劉瑜共進午餐

by: 王昉

        約劉瑜共進午餐，她提議緊貼北京西三環的人民大學西門外的天使食府。我比預定的11點遲到了幾分鍾，走進餐廳，幾乎還沒有客人，隻在對麵高高的窗下瞥見一個纖細身影，籠罩在冬日陽光中。我快步走去，她抬起頭來，帥氣露耳的短發，棱角精致的臉，一對巴掌大的圓圈耳環，過膝的黑色長靴。這就是“美女政治學者” 劉瑜了。

　　我對遲到感到不好意思，入座時連連道歉。劉瑜微笑著說沒關係，和我一起抱怨了幾句中關村附近的交通，解釋說，約在這裏因為這是家江西菜館，而她是江西人。哦，我想，我原以為是因為你的母校情結呢。

　　“七零後”劉瑜本科和碩士就讀於餐廳隔壁的中國人民大學，2000年起輾轉美國和英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就讀、研究和教書，直到2010年回國出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政治學係副教授。早在回國之前，她就因為在國內媒體上撰寫的一係列政治評論專欄而為公共領域所熟悉。這些專欄後來集結成《民主的細節》一書，出版後很快躍上各類暢銷榜。她善於把抽象的政治拆解成生活細節和常識，在時常混雜著焦躁、戾氣和炫弄的公共討論中，她的文字親切、理性又不失調侃，被許多年輕讀者讚為“不裝不端著”、“深刻又好看”。因為她對美國式的選舉民主、製衡製度和權利意識的推崇和維護，她在知識界被籠統劃分至“右派”陣營。

　　我們叫來服務員，開始點菜，我請劉瑜代辦。她快速翻看菜單，簡單問了問我口味上的偏好，幾乎在一分鍾內決定了午餐內容：石鍋鳳爪、蒸洄魚、清炒豌豆苗、幹貝冬茸羹，一壺鐵觀音。

　　“我在點菜上特別有效率，”劉瑜合上菜單，露齒一笑。“一般是翻到哪頁就點哪個菜”。

　　“沒點豬頭肉嗎？”我問。我們就都笑了起來。

　　我最初結識劉瑜的文字，並不是她的政治觀點，而是她記錄留學生活的隨筆集《送你一顆子彈》。一個女博士，還是政治學女博士，用幾乎小女人的細膩和伶俐筆觸描寫清冷孤懸的海外生活，讀來讓人莞爾。其中一篇《對豬頭肉的鄉愁》，描述的就是她在遙遠的紐約上城回想起人大食堂“那一盤子晶瑩剔透的豬頭肉”時的齒頰生津。

　　鐵觀音上來了。我斟上兩杯茶，茶香在暖洋洋的正午陽光中暈開。這是北京入冬後難得的一個天空湛藍、陽光澄澈的日子，坐在陽光中的劉瑜顯得越發白皙，眼神灼灼。餐廳裏開始走進別的客人，聲音有些嘈雜起來。我問劉瑜：你回國一年多了，比起國外簡單的生活，現在熱鬧多了吧？

　　“有點太熱鬧了，”劉瑜說，皺了皺眉。她說，剛回國時，覺得有些朋友總該見上一麵，一輪之後就會清淨下來。“但後來我發現它沒有停下來的趨勢，它是一個ripple，會不斷擴散。”

　　劉瑜減少了社交活動，大半年沒有做媒體訪談，專欄也減到一個月一條。但是政治、公知、美女和清華這幾個標簽，讓她很難真正避開公眾目光。她要出席的活動，在 豆瓣上總有年輕朋友們奔走相告。她的名字開始和梁文道、許知遠這樣追隨者眾多的時政評論人並列，作為推薦人出現在新書的腰封上。盡管不常寫，她的專欄文章總是剛一發表就會被大量轉發和引用，微博上也有63萬粉絲。（在共進午餐和此文發表之間，劉瑜在對韓寒方舟子間的筆戰發表了幾條微博後，留下一句“去冰島了，大家玩好”，刪除了所有微博，但粉絲數量不降反升至67萬）。

　　在清華校園裏，劉瑜每周二晚的公共課《美國的民主》總是非常火爆。我曾在三個月前潛入清華“偷聽”了她一堂課。因為預先了解到搶座的難度，我在課前四小時就預先到達，能容納百來人的教室已經坐了三成，沒坐人的位置上也都放上了用來占位的書本。到開課前一小時，連課桌間的兩條走道上都已塞到無處落腳。那堂課的內容是美國的選舉製度。劉瑜概述了美國各級各類複雜甚至“折騰”的政府選舉體係，告訴學生們“政治可以是件陽光平常的事，不需像某些國家那樣你死我活”。

　　師生們在課堂上都頗有默契地隻談美國，但問答環節仍然不可避免有所投射。一個學生問，這麽複雜的選舉體係，難道不會降低效率嗎？

　　“效率並非人類追求的唯一價值，”劉瑜答道。“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倒房子的確可以很高效，但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是不是還有其它珍貴的價值被踐踏。”

　　服務員端來了石鍋鳳爪。一個圓型石盤上，十來個暗紅油亮的鳳爪吱吱冒著熱氣，辣香撲鼻。劉瑜說這是一道江西菜，她每次來這個餐廳必點。談到上次去聽她的課，我問，到清華一年多，對中國大學生感覺如何？和劍橋的學生相比有什麽不同？

　　劉瑜答說，上她課的學生是個“self-selected group”，可能無法代表整個大學生群體，從很多學生身上，她還是能看出中學教育塞在他們腦中的東西。“但他至少有困惑，對與既有觀念不同的事物，他至少不會有那種一觸即跳的憤怒和抵觸。”劉瑜語調輕快，話間很少斟酌，但是用詞精到，讓我想到在網上看到的各種“劉瑜語錄”。

　　那麽有沒有什麽事情，讓你對中國的高校教育感覺不舒服？我問。

　　“在教學上，目前為止校方沒有人幹預我。”但在研究上，她偶爾還是感覺不安，比如在看到教育部招標的課題時。

　　“很多課題都加上了‘中國特色’幾個字：‘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中國特色的民主’、‘中國特色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這讓我覺得，很多課題隻是讓你去為現有製度和意識形態作論證和辯護。”

　　那麽你打算去適應嗎，我問，還是說這樣的事情多了，你會想逃？

　　“我覺得，和開拓新的學術自由一樣重要的東西，是你怎麽利用現有的自由，”劉瑜答。“有些學者不花時間做研究，寫不出東西，但老覺得是政治迫害的結果。”

　　我們一邊嚴肅討論著學術自由，一邊在口中急切分解著彈牙多汁的鳳爪，因為火辣而嘶嘶吸著涼氣，這個場景讓我暗自忍俊。還好幹貝湯此時上桌，白潤絮狀的蛋白著幹貝仁，濃稠甘甜，正好解辣。

　　“還有一種人，”劉瑜頓住，少有地停了幾秒，“他們既欠缺學術好奇，也沒有多少社會關懷，對他們來說這個工作就是一個飯碗。這樣的人，就算是給他自由，他也未必寫得出東西。”

　　這話直白得讓我有些驚訝。事實上，回國後的劉瑜並非總是鮮花鋪路，在互聯網上也遭遇了幾場伏擊，針對她的學術能力或政治觀點。先是一位自稱同樣有海外留學和執教經曆、網名“雙色玫瑰”的人攻擊她學術功力不深、發表論文少、不思鑽研學問而甘當“媒體公知”。後有清華研究生兼輔導員王清禮在觀察了劉瑜的博客和微博後，“震驚之餘”，建議清華學生不要選修她的課。還有人因為她父親在政府任職，給她貼上“官二代“的標簽。

　　對於觀念立場上的抨擊，劉瑜反應平靜，認為思想間的衝撞是一個多元社會裏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談及對她學術能力的質疑時，她的語速有些加快。她說，過去兩年發表四篇論文，其中兩篇是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的英文論文。“就好象說，我的同事每個人都有一個學術的小山包。我也有一個學術的小山包，但我在公共領域裏有一個更大的山包，大家看見大的那個，就以為我沒有小山包。”

　　劉瑜隻是過去一兩年中遭受公開質疑的眾多公眾人物之一。一方麵，造假成風加上輿論放開，讓“質疑”成為時尚；另一方麵，一些明星學者們被公眾寄予了過多期望，既要深刻嚴謹到能上專業期刊應付晉升要求，又要淺顯酣暢到能在網絡上一呼百應。或許因為曾受質疑之苦，劉瑜在“方韓大戰”中，對質疑本身提出了質疑，因而被歸入“挺韓派”，盡管她曾明確說過並不認同韓寒的許多觀點。此皆後話。

　　說話間服務員端上了大盤的清蒸洄魚，纖薄嫩脆的魚片上蓋著厚厚一層青蔥和鮮豆豉，色味俱佳。我們交流了對這個菜的喜愛，埋頭吃了幾口，話題轉向她對中國社會的近距離觀察。我問，一年多前你剛回國時對媒體說，你對中國持“審慎樂觀”態度，現在呢？

　　“對一個事情有一個判斷，和對它有日積月累的親身感受的確是不同的，”劉瑜承認。

　　她說對中國的長期未來仍然抱有信心，但對三五年內的中短期則比較悲觀，因為在過去一年她看到的許多事情：動車事故、小悅悅之死、各種食品安全事故、盲人活動家陳光誠被軟禁，讓她對中國的治理抱有深深的疑慮，她稱之為“鴕鳥的製度”。

　　“無論這個社會發生什麽，它都隻出一張牌，就是維穩維穩維穩，就是把聲音壓下去。這種模式將來三、五年可能會加劇。”

　　壓製加劇的結果呢？引用當下正熱的一個詞，我問，會革命嗎？

　　“暴力革命在中國我覺得不太可能。中產階級在崛起，城市裏住房自有率很高，農民也有長期租賃的土地，everybody has something to lose。所以，中國要麽發生有上層參與的社會變革，要麽發生像孫立平先生說的那種‘社會潰敗’。”

　　按照清華大學社會學係孫立平教授的描述，在一個潰敗社會裏，道德淪喪，利益集團肆無忌憚，社會向心力急劇流失，社會失去長遠思維能力。劉瑜認為，所有這些跡象，都能在今天的中國找到。

　　“這很可怕，”她說。“社會潰敗的成本大部分由底層來擔負。我們這樣的人，在北京五環內待著的人，基本不受影響。但問題是，你是不是忍心看到這個社會這樣？”

　　劉瑜幾次提到“不忍”，說這是讓“骨子裏還是一個文藝女青年”的她繼續留在公共政治領域、有時不得不在網上“與人搏鬥”的原因。

　　可是身在北京五環內的公共知識分子們，真的能體會社會下層與邊緣之痛嗎？我提到社會上對公知們的一種批評，就是他們隻會坐在書齋中搖動筆杆，而不是出現在與不公和壓製對抗的前沿。

　　“對於這種批評，我很欣賞我一個朋友的一句話：中國的進步，不是靠一幫勇敢的人，去觸碰勇氣的上限，而是靠普普通通的人，一起一點點抬高勇氣的下限。”

　　在這一點上，她表現出些許樂觀：“社會知識精英、小資階層、大學生中間，我覺得median opinion（中間觀念）正在偏移、向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偏移，這比幾個勇士跑到東師古村與陳光誠的看守拚命更有決定性的意義。”

　　桌上佳肴隻消滅了大半，但我們都到了口舌還在渴望，肚子已經滿員的時刻。我續上茶，問劉瑜未來一兩年的打算。她說，希望在2012年底時出一本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書。《民主的細節》雖然賣得好，但有人說這是美國民主，與中國相關度不大，所以她的新書將關注東亞、中東歐國家，它們與中國最有可比性。

　　未來三五年，她會守著清華講壇，同時寫書寫論文，“有些學術債要還”。在那之後，她還沒想好，也許去做個專欄作家，也許去旅遊。

　　她最後喝了口茶，說：“如果我是一個美國人，或者甚至今天的台灣人，我不一定會關心政治，因為這些地方政治的運轉越來越依靠規則而不是個人。我不喜歡身處對抗，但在中國現在這樣的社會，很多事你做不到視而不見。所以要說一些話，做一些事情。”

　　我招呼服務員結帳，並囑咐要一張點菜清單。我向劉瑜解釋，按照這個專欄的規矩，這個菜單要附在文章結尾。劉瑜聞此要過菜單看了幾眼，說擔心“看起來不夠美觀”。看罷她咯咯笑了：“還行還行。” 然後我們揮手告別。

　　後記：在我們午餐時，劉瑜已經流露出從微博撤退的想法，因為覺得微博上過於情緒化，戾氣重，圍觀各種論戰又花費太多時間。“方韓大戰”後，她果然清空微博，隻留下一句“冰島”暗喻。在她早前的一篇文章中，她曾經用“冰島”比喻不用在乎別人眼光的“潔淨”生活。發稿前我再次聯係她，她回複，這場論戰將她眼中微博的那些問題極端化了。“微博上已經有1000個自由派了，第1001個的存在可能不那麽重要。我下個階段還是想寫些中長篇的，更學理化的東西，相比之下做這個事情的人少得多，我還是另辟蹊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