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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友網話:母語與思維

(2010-09-23 20:54:02) 下一個

母語對民族的思維方式有影響,這是肯定的,但影響據說大到可以決定文明的進退,這又顯然是誇張了。

直至宋元,中國科技水平,領先國際,歐西的語文使用者,需不需要急不及待說:我們的日爾曼語不行,羅曼語不行,斯拉夫語不行?

自接觸歐西現代文明後,由民國到新中國,用我們自己的中文教育出的高科技精英,不知有多少,證明用中文理解思考尖端數理化生,絕不成問題。問題是中文在業界裡難與世界交流,如今專業交流,以英語為便,而個別學科,可能最好還要有德文或法文。

更何況文明進步與否,也不是單由科學技術決定,人文學科、社會製度及民間文化生活,同樣決定一種文明的水平。中文的思維與表達,自有其特長,也有其短缺,我們生入母語的文化圈,註定就要與母語共生,並經營自己的文明。不先用好自己的語文,由語文根本去完善自己的文化,再是所謂先進的文明,也不過是文明的殖民地,無格、無身份。

語言本身是有彈性的,真正富於生命活力的語言,不隻因循已說過的話,更能言所未言,尤其遇到不同語言的對比,會在自己的語境中,創造性地道出新的表達。中文重質感模糊為義是事實,寫詩最稱便,但不是不能表量,不能精確。中文作文學語言自有文學語言的用法,但非不能轉作科學語言的陳述指謂。古漢語成為昔之科技、數學工具,曾有精湛之成就,自接觸西方文化及科技後,又增益其能。現代漢語承擔理解和演繹現代科技之任,能力上卓卓有餘,證明漢語生機勃勃,歷久彌新。

當然兩種語言相遇,不免會有要適應的時候,尤其當涉入較深層次的文藝哲學宗教文化的思考時,會有苦苦的摸索期,如漢譯佛典,就經過不斷的誤讀和再釋,有時說了原典沒有的東西,但又可能把原典隱在但不明顯的東西,予以照明點出。梵文裡宗教深層的義理,不是一下子可以窮盡繙出,漢語佛典,一方麵有不凡的表述,但也不無有走眼看偏之處,這需要繼續努力予以完善。反之科學量化的東西,還相對容易在較短時日中解決。

姑舉一例。漢傳佛教,喜言佛性。在梵文「佛性」一詞叫buddhata,到了漢譯呈現多名衍生多義,像佛界,如來界,法性,真如,實際,佛藏,如來藏等等。印度的佛教思想,佛性之性,原本僅作界義,應用範圍,受到一定限製,地位亦不見高。釋迦與弟子同住,皆在僧數,根本不會有佛性問題。所以小乘及大乘初期原則上不談,十一部經不說佛性,要到大乘中期才漸漸論及,然而印度論師如中觀、瑜伽,都以為是不了義,仍不太看重。但佛性問題來到中土,開了個頭後便不得了,反複探討。如有關的經典,早些在大乘中期的解深密經、楞伽經,都先後有四譯之多,一再重譯別譯,以討其詳。蓋由一種語言過渡到另種的語言,總不能沒有放大,縮小,減少,添加,扭曲,難免諸家異說,各宗殊唱。後來天台講「性具」,華嚴倡「性起」,佛性的理解存在很明顯的不同,固然因他們所據經典有別,但解開原文時感悟的焦點和思考方向,存有差異,實也具一定影響。

當漢語在轉譯梵文原典中如何慎重以求實之同時,民間講經,文白異讀,並多多少少感染到佛經嚴密的詞句,更造成漢語大覆麵之大轉折,大大擴展了漢語的語匯和表達。當語言對譯他者,常改變他者,又被他者改變,無可避免。

母語不是不變的,固由外緣,也有內因。因民族在思想,自己也在變,我手寫我口,我口言我思,我口我手不過反映表達與反饋強化我的思維。茲另舉一例。中文常不強調性別,實一有趣現象。尤其古漢語為然。如子,基本不指兒子,子義含男女,要道性別,便得說男子或女子。更有「女子子」之為詞語者,把別於身為父之一男子者的諸女子,如姑姊妹概稱女子子。又如伊,後來幾專講女子,本屬男女通用,如《世說新語》中有話說「汝兄自不如伊」,那伊是指男的。此或是受詩經那句「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經民俗小說戲劇廣泛傳播影響,「伊」便常指作女性了。性別指謂個別化、精細化,其實也為社會發展之需要。然今中文這不標榜性別的特徵大致依然,語言根本,百變不離其宗。中文思維喜由大類到小類的層遞關係,因而又不難理解不表性別這種特色。反正男女你妳他她,不都是人嗎?何必一開口便要分彼此呢?中國語文及思維,好由大處作始終,似是不易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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