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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友網話:當代中國的“變化”

(2009-04-18 09:40:14) 下一個

六年前淩誌軍的文集《變化(1990-2002年中國實錄)》,封麵正中央用“變化”兩個大字概括國情。這本厚三四百頁的歷史敘事,全是由一九九〇年講起的。何以不是再早一年?那年中國長期佔據國際傳媒的頭條。“一九八九”,是不消提?不願提?還是不必提了?

為甚麼淩誌軍這位資深記者,人民日報的主任編輯,偏偏要這麼寫?問他自己該最清楚。不過對讀者,可以看到在他筆下,一九九〇年起的國家,不強調她的轟轟烈烈,而是她的平淡從容;少對歷史的崇拜與偉人的歌頌,卻充斥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人物對變革的期待。書中亦非報喜不報憂,有時甚至是憂喜參半。總之一切要由一九九〇年起,並叫讀者感覺不一樣了!

不管這書終歸“實錄”了甚麼,但記錄中國,一切以一九九〇為頭一年,一九八九年,那年是“零年”。變化,中國在變化,這是主旋律。過去,稍遠的,就甭提了;現在,再是不盡如意,淡淡素描,留個掠影,卻緊連著未來,看新人漸長大,不會糾纏過去。

記者費這麼大勁去寫“變化”,其實不如江澤民溜出嘴邊的一句話最明白:“悶聲發大財”!廿年來的變化,就在發財一事隻要不說,人人可以做。你有本事發財,我不管你;但我要發財,你也別想來管我!廿年來官民默默形成了一種無言的協議,資本主義的大財小財,你我不講都可以發,社會主義的大框小框,都歸我講我劃。隻要悶聲,你有發財的自由;國家要怎麼管,隻有我黨的自由。這才是中國這廿年的“變化”!

由於必須悶聲,才有機會發財,所以做記者的發聲,要如何下筆,有謂是“另一種寫法”。《南方都市報》書評人彭遠文,在其〈熱點聚焦〉解析《變化》,其標題是:“變化、真相與曆史的另一種寫法”。他說,王小波講過,“在中國,曆史以三十年為極限,我們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隻是書評人他認為,王小波沒有說出的是:時間的長短,與言說的風險卻成反比。記下這一九九〇年才開始的短短《變化》,顯然並沒有完全揭開真相,不過作者已經做到了“盡可能說真話”﹣﹣,他並補充說:“在此我不能苛求”。

一切妙在不言中!這是廿年的變化中,六十年一甲子不變的真實。我們做中國人,如果識時務,可以由他淩誌軍的“盡可能說真話”,學習怎麼說怎麼做:由未說的,揣摸話外話;由說與未說間,琢磨甚麼做或不做;再由已說的,學習該怎麼在體製中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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