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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低音歌王”從藝66年參演1500多場音樂會。
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溫可錚是解放後第一個在國內開獨唱音樂會的人，也是第一個在美國開獨唱音樂會的中國人。作為世界樂壇的“低音歌王”，這位75歲的老人創造了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個奇跡，從藝66年的他已參演了1500多場音樂會，而且至今還在舞台上演唱他的《紅彩妹妹》與《伏爾加船夫曲》。這位著名歌唱家近日在做客央視音樂頻道的《音樂人生》欄目時，講述了他60多年藝術生涯中幾個難忘的故事。
跟著留聲機學歌劇
與很多年少成名的歌唱家一樣，10歲就已登台演唱的溫可錚出身於書香門第，他從小便跟著留聲機學唱戲、唱歌，“我父親有一台留聲機，他喜歡唱點京戲，我有時候在家裏聽聽戲也知道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他們，知道馬連良、譚富英的大名，那時候他們正是很年輕、很紅火的時候，我還比他們小一點。”做律師的父親從沒想過兒子要學唱，但是看到溫可錚從小就能唱戲還是挺高興，“父親喜歡京戲，也懂得聽劉寶全的說唱和京韻大鼓什麽的。那時候家裏人聽京劇的唱片，而我很奇怪就喜歡買外國的唱片，當時那種很老很老的從日本進口的原版唱片，是1907年最老的那種膠木單麵唱片，就是狗頭旁站著一個喇叭。歌唱家衝這個喇叭唱，喇叭下麵擱一個蠟盤，振動那個蠟盤歌就錄出來了。”
一個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小孩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居然知道自己找西洋音樂的唱片，溫可錚可說是天生就與歌唱事業結緣，“卡盧索是意大利的歌王，他的聲音我覺得跟金少山的京劇花臉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個聲音都很飽滿，傳得很有力量的那種，我覺得非常滿足。比如金少山的《好壽辰》也有點這個味道，這種聲音跟意大利的這個歌劇有一點接近，我那個時候不懂得什麽用氣不用氣，反正就覺得雖然唱功不一樣，是兩個味道，但是裏麵有許多異曲同工的地方。”
拿家裏炕頭當舞台
溫可錚小時候喜歡模仿，而且學什麽像什麽。他平時就學瘸子走路、學胡同裏的叫賣，反正是喊的都學，有時在家裏弄兩條毛巾擱到手上，甩著水袖翻個身，自己就很過癮，但是他學歌劇完全是從唱片裏學得的，“我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意大利歌王，《跳蚤之歌》、《伏爾加船夫曲》、《波斯戀歌》都是他的代表作。等到後來學了音樂以後才知道什麽叫做歌劇，小時候隻知道《跳蚤之歌》和《伏爾加船夫曲》，沒有考慮到要學音樂，拿家裏炕頭當舞台，就在炕頭上耍起來了。”
雖然唱得不錯，可家長堅決反對溫可錚搞聲樂，“我父親覺得男孩子唱歌沒出息，當時他覺得我如果學數學、學理工或者做工程師、律師、醫生都好，可就是認為唱歌是那些沒出息的學生學的。他特別反對我這個想法，但我要是在家裏玩業餘，他也很喜歡，就是認為這個行當不能學——因為那個時代搞藝術的人地位低下，說不好聽的就是戲子。我後來要學唱歌的時候跟父親打了個賭，說我要出去學的話我就得學成個教授，在學校裏教書，要是不當教授我也不回家，但一直說不服他。17歲時我才從家裏硬跑出來的，那時還跟父親發了誓、寫了血書，這才讓爸爸放我一馬。”
變聲期帶來全新聲音
1946年到上海學習的溫可錚恰好處在變聲期，但是聲音的變化卻成了他心頭的一塊大石頭，很長一段時間裏令他非常難受，“我小時候說話聲音跟女孩沒有很大區別，就是聲音比較有力量。有的男孩子變聲一直變到二十三四歲，雖然他說話還是男低音，但突然還會有童聲的痕跡。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話很不好意思——小時候唱歌得過獎，在華北兒童協會合唱團也是獨唱演員，聲音變了就覺得心裏很難過，成了心事了。那時候學校開周會的時候還要唱歌，我唱不出來就覺得很沒麵子，心裏很難受。”
命運的轉折往往發生在一念之間，一個音符的體驗就讓溫可錚從尷尬與彷徨中掙脫出來。“一天晚上，我正在跟老師學，看看月亮突然就找到《伏爾加船夫曲》的聲音了。這個聲音唱不響，但是我聽著覺得跟唱《伏爾加船夫曲》的聲音很接近。我非常高興，就覺得好像抓到稻草了，聲音沒有死亡。”經過這樣一個尷尬的變聲期，溫可錚得到了一個全新的聲音，但是那個時候還很嫩很薄，不像是完全的男低音。經曆過這樣一段波折，溫可錚感到這輩子能幹這一行的確是幸福，“幹一個專業又是自己熱愛的，愛到這種程度的，每天跟它在一起，這簡直太美了，太幸福了，假如我不幹這一行，我不知道我是什麽樣的人。”
夫唱婦隨五十餘載
21歲便在國內開了個人音樂會的溫可錚個人生活很快有了改變，他的愛情居然也與音樂生涯有著緊密的關係。“那時到金陵女子大學教音樂，學校裏全是女學生，而我當時也非常年輕，去了之後也就裝成老師樣，把衣服弄得整整齊齊、頭發梳得整整齊齊，其實那時我和女學生的歲數也差不多大。那時學校鋼琴係主任是從美國回來的，我不能總請主任給我伴奏，所以有的時候就請王逑伴奏，在彈伴奏的過程裏開始有好感，結果就伴奏了整整50多年———雖然當初她是我的學生，但她是鋼琴係的，我在那兒隻是教唱。因為伴奏的關係，我們的關係一直延續到今天。”
1956年，27歲的溫可錚和這個瘦瘦小小的女學生共結連理，此後他很多伴奏都是由夫人包辦的，“一般的伴奏都是由她彈，後來她越來越成熟了，我們在家裏練熟了，就覺得比較方便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家裏有一個鋼琴伴奏，天天都可以合，我就覺得這個方便；假如說聲樂伴奏的話，還得跟人合去，還得說哪裏輕哪裏重，藝術的東西是見到譜子以後一起
成長起來的，相互之間就比較默契。”
繪畫投在程十發門下
文革結束之後，溫可錚第一次公開露麵是在上海文化廣場紀念冼星海、聶耳的活動上唱《碼頭工人歌》，已很多年未登上舞台演唱的他對那個場麵記憶深刻，“我剛一出場，就有一部分觀眾站起來鼓掌了。我看到觀眾這樣鼓掌就哭了，從台裏一直哭到台前唱不動了，那個場麵使我特別受感動，一直記得特別清楚。我很感謝這些不遺忘音樂、不遺忘音樂人的觀眾，音樂的力量真是很偉大，我們真的把心交給觀眾，觀眾就會記住你的。”在首次登台後不久，溫可錚連續在北京舉行了四場個人演唱會，前後唱了85首不同的曲子，他在這十多年裏並沒有荒廢歌唱事業，“別人插紅旗的時候我就背歌詞，我沒有浪費時間。其實那個聲音怎麽練也不如正規練好，但觀眾還是很喜歡我憑熱情唱出的歌。”
除了歌唱，溫可錚的另一大愛好就是美術。“我有一個表叔是中國畫的行家，他覺得我畫畫很有天賦，就鼓勵我應該學習國畫，因為學國畫他有經驗，後來我去學了音樂他還很不高興。我畫了五十多年，對我鼓勵最大的就是程十發先生，我到新加坡去開音樂會，他給我寫了個‘多才多藝’，他看了我的畫也寫了很好的文章。畫畫帶給我很大的安慰，就像王維說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我覺得書畫是視覺的，有聲的就是聽覺的，都是你心裏靈感的東西。”
圖：能從事一個自己熱愛的行業，溫可錚自言太幸福了，受到觀眾的喜愛，更是讓他倍受鼓舞
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溫可錚是解放後第一個在國內開獨唱音樂會的人，也是第一個在美國開獨唱音樂會的中國人。作為世界樂壇的“低音歌王”，這位75歲的老人創造了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個奇跡，從藝66年的他已參演了1500多場音樂會，而且至今還在舞台上演唱他的《紅彩妹妹》與《伏爾加船夫曲》。這位著名歌唱家近日在做客央視音樂頻道的《音樂人生》欄目時，講述了他60多年藝術生涯中幾個難忘的故事。
跟著留聲機學歌劇
與很多年少成名的歌唱家一樣，10歲就已登台演唱的溫可錚出身於書香門第，他從小便跟著留聲機學唱戲、唱歌，“我父親有一台留聲機，他喜歡唱點京戲，我有時候在家裏聽聽戲也知道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他們，知道馬連良、譚富英的大名，那時候他們正是很年輕、很紅火的時候，我還比他們小一點。”做律師的父親從沒想過兒子要學唱，但是看到溫可錚從小就能唱戲還是挺高興，“父親喜歡京戲，也懂得聽劉寶全的說唱和京韻大鼓什麽的。那時候家裏人聽京劇的唱片，而我很奇怪就喜歡買外國的唱片，當時那種很老很老的從日本進口的原版唱片，是1907年最老的那種膠木單麵唱片，就是狗頭旁站著一個喇叭。歌唱家衝這個喇叭唱，喇叭下麵擱一個蠟盤，振動那個蠟盤歌就錄出來了。”
一個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小孩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居然知道自己找西洋音樂的唱片，溫可錚可說是天生就與歌唱事業結緣，“卡盧索是意大利的歌王，他的聲音我覺得跟金少山的京劇花臉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個聲音都很飽滿，傳得很有力量的那種，我覺得非常滿足。比如金少山的《好壽辰》也有點這個味道，這種聲音跟意大利的這個歌劇有一點接近，我那個時候不懂得什麽用氣不用氣，反正就覺得雖然唱功不一樣，是兩個味道，但是裏麵有許多異曲同工的地方。”
拿家裏炕頭當舞台
溫可錚小時候喜歡模仿，而且學什麽像什麽。他平時就學瘸子走路、學胡同裏的叫賣，反正是喊的都學，有時在家裏弄兩條毛巾擱到手上，甩著水袖翻個身，自己就很過癮，但是他學歌劇完全是從唱片裏學得的，“我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意大利歌王，《跳蚤之歌》、《伏爾加船夫曲》、《波斯戀歌》都是他的代表作。等到後來學了音樂以後才知道什麽叫做歌劇，小時候隻知道《跳蚤之歌》和《伏爾加船夫曲》，沒有考慮到要學音樂，拿家裏炕頭當舞台，就在炕頭上耍起來了。”
雖然唱得不錯，可家長堅決反對溫可錚搞聲樂，“我父親覺得男孩子唱歌沒出息，當時他覺得我如果學數學、學理工或者做工程師、律師、醫生都好，可就是認為唱歌是那些沒出息的學生學的。他特別反對我這個想法，但我要是在家裏玩業餘，他也很喜歡，就是認為這個行當不能學——因為那個時代搞藝術的人地位低下，說不好聽的就是戲子。我後來要學唱歌的時候跟父親打了個賭，說我要出去學的話我就得學成個教授，在學校裏教書，要是不當教授我也不回家，但一直說不服他。17歲時我才從家裏硬跑出來的，那時還跟父親發了誓、寫了血書，這才讓爸爸放我一馬。”
變聲期帶來全新聲音
1946年到上海學習的溫可錚恰好處在變聲期，但是聲音的變化卻成了他心頭的一塊大石頭，很長一段時間裏令他非常難受，“我小時候說話聲音跟女孩沒有很大區別，就是聲音比較有力量。有的男孩子變聲一直變到二十三四歲，雖然他說話還是男低音，但突然還會有童聲的痕跡。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話很不好意思——小時候唱歌得過獎，在華北兒童協會合唱團也是獨唱演員，聲音變了就覺得心裏很難過，成了心事了。那時候學校開周會的時候還要唱歌，我唱不出來就覺得很沒麵子，心裏很難受。”
命運的轉折往往發生在一念之間，一個音符的體驗就讓溫可錚從尷尬與彷徨中掙脫出來。“一天晚上，我正在跟老師學，看看月亮突然就找到《伏爾加船夫曲》的聲音了。這個聲音唱不響，但是我聽著覺得跟唱《伏爾加船夫曲》的聲音很接近。我非常高興，就覺得好像抓到稻草了，聲音沒有死亡。”經過這樣一個尷尬的變聲期，溫可錚得到了一個全新的聲音，但是那個時候還很嫩很薄，不像是完全的男低音。經曆過這樣一段波折，溫可錚感到這輩子能幹這一行的確是幸福，“幹一個專業又是自己熱愛的，愛到這種程度的，每天跟它在一起，這簡直太美了，太幸福了，假如我不幹這一行，我不知道我是什麽樣的人。”
夫唱婦隨五十餘載
21歲便在國內開了個人音樂會的溫可錚個人生活很快有了改變，他的愛情居然也與音樂生涯有著緊密的關係。“那時到金陵女子大學教音樂，學校裏全是女學生，而我當時也非常年輕，去了之後也就裝成老師樣，把衣服弄得整整齊齊、頭發梳得整整齊齊，其實那時我和女學生的歲數也差不多大。那時學校鋼琴係主任是從美國回來的，我不能總請主任給我伴奏，所以有的時候就請王逑伴奏，在彈伴奏的過程裏開始有好感，結果就伴奏了整整50多年———雖然當初她是我的學生，但她是鋼琴係的，我在那兒隻是教唱。因為伴奏的關係，我們的關係一直延續到今天。”
1956年，27歲的溫可錚和這個瘦瘦小小的女學生共結連理，此後他很多伴奏都是由夫人包辦的，“一般的伴奏都是由她彈，後來她越來越成熟了，我們在家裏練熟了，就覺得比較方便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家裏有一個鋼琴伴奏，天天都可以合，我就覺得這個方便；假如說聲樂伴奏的話，還得跟人合去，還得說哪裏輕哪裏重，藝術的東西是見到譜子以後一起
成長起來的，相互之間就比較默契。”
繪畫投在程十發門下
文革結束之後，溫可錚第一次公開露麵是在上海文化廣場紀念冼星海、聶耳的活動上唱《碼頭工人歌》，已很多年未登上舞台演唱的他對那個場麵記憶深刻，“我剛一出場，就有一部分觀眾站起來鼓掌了。我看到觀眾這樣鼓掌就哭了，從台裏一直哭到台前唱不動了，那個場麵使我特別受感動，一直記得特別清楚。我很感謝這些不遺忘音樂、不遺忘音樂人的觀眾，音樂的力量真是很偉大，我們真的把心交給觀眾，觀眾就會記住你的。”在首次登台後不久，溫可錚連續在北京舉行了四場個人演唱會，前後唱了85首不同的曲子，他在這十多年裏並沒有荒廢歌唱事業，“別人插紅旗的時候我就背歌詞，我沒有浪費時間。其實那個聲音怎麽練也不如正規練好，但觀眾還是很喜歡我憑熱情唱出的歌。”
除了歌唱，溫可錚的另一大愛好就是美術。“我有一個表叔是中國畫的行家，他覺得我畫畫很有天賦，就鼓勵我應該學習國畫，因為學國畫他有經驗，後來我去學了音樂他還很不高興。我畫了五十多年，對我鼓勵最大的就是程十發先生，我到新加坡去開音樂會，他給我寫了個‘多才多藝’，他看了我的畫也寫了很好的文章。畫畫帶給我很大的安慰，就像王維說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我覺得書畫是視覺的，有聲的就是聽覺的，都是你心裏靈感的東西。”
圖：能從事一個自己熱愛的行業，溫可錚自言太幸福了，受到觀眾的喜愛，更是讓他倍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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