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印度精英刻骨銘記的三項中國政策

讓印度精英刻骨銘記的三項中國政策 在印度，有三件與中國相關的事情，讓印度的知識精英刻骨銘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戰爭：中國人民解放軍不遠萬裏來到西藏，並且打贏了這場戰爭，取決於中國的高度集中製度。相反，印度已經失敗了，議會仍然在吵架，無法決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過去了，當分析戰爭失敗的原因時，他們歸結於印度議會對戰爭的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其次是計劃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達到10億，目前國內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萬，按照這個速度，到2045年時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實行人口控製政策的國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國計劃生育規劃，然而，為什麽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印度生育控製不利的原因是什麽？印度專家們告知，1976年，當時的總理英迪拉·甘地曾發起一場控製人口增長的運動，結果遭到廣大選民的強烈反對，在第二年的大選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慘敗，黯然下台。之後，以壓倒多數獲勝的人民黨執掌了在新德裏的權杖。他們對甘地夫人的生育節育計劃予以否定，並很快宣布了一項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圖是明確的，即它是以自願為原則的。在今年的競選中，除了副總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會上喊了幾句每個家庭隻生兩個好的口號外，沒有任何政治家在競選時提過關於人口控製的字眼。由於印度缺乏連貫的政策來控製人口激增，盡管控製人口的措施和辦法多次出台，但始終難以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最後總是不了了之。 最後是經濟特區問題。一位留美博士，現為印度計劃委員會高級顧問的著名經濟學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開始搞經濟特區，最後不了了之。而中國到80年代才開始搞，結果一鳴驚人，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助理，現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布魯金斯研究員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對印度和中國情況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來中國訪問。當問到印度的製度成本時他說：印度政府從來都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隻是‘Paper Plan （紙麵上的計劃），從來沒有變成‘RealPlan （真實的計劃）。一項基礎設施必須要與不同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談項目要好幾年，幹項目又要好幾年。 在印度，一座橋要修三年，一條路也要修上好幾年。究其原因，他們麵臨著兩方麵的挑戰：首先，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條路，有可能延綿數千公裏，由於土地的私有製，政府要與多少個地主一對一地談判，沒有人說得清楚。第二，印度政府計劃大幅增加基礎設施新項目的支出，但由於私人部門管理人員聲稱印度政府正計劃不正當地密謀國有化，這些計劃頻頻遭遇阻力。 印度社會是靠清晰的產權搭建的社會，於是印度走了混合經濟的道路，但事實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有產權才有民主，但是產權的交換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礎的建設階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關鍵的環節，比如基礎設施。如果產權過於細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細碎的產權條件下，是難以做到‘多快好省 地建設現代化和實現城市化張文木博士說。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說，1979年之前的毛澤東領導的社會改革無意中為1979年中國商品和市場經濟改革啟動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鋪平了道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收益於改革前的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