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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記餓》 資中筠的文章

(2021-09-09 16:22:11) 下一個

資先生的文章都是大實話。也喚醒了我們許多人的記憶。我們這些50後的都有親身經曆。當年,看著外公外婆把僅有的一點糧食給了我們小點們,他們自己隻吃胡蘿卜,鬧成全是浮腫,這些一幕幕悲慘經曆還曆曆在目。

如今大家的生活是改善了。貧富差距太大而造成的各種社會亂象需要糾正。但再來一次革命應該三思而行。

她的文章警醒我們這些有幸活下來的一代人,希望悲劇不要再重演。

 

 

記餓

資中筠 有風來無聲

1956-1959三年間,我奉派在國外工作,所以“放”、“反右”、“大躍進”都躲過了。隻是1959年回國後趕上承受“大躍進”的後果,通常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如今回憶起來最突出的竟是一個“餓”字,與“吃”有關的故事、軼事源源不斷湧現出來。

 

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我在維也納,隨中國代表常駐“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蘇聯領導下的 一個國際組織),隻從定期收到的《人民日報》上得知國內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間互傳國內來信中描述的神奇數字和預期的遠景,以及工、農、兵、學、機關幹部全體動員大煉鋼鐵、除四害、搞“超聲波”試驗等,令我們興奮不已。

 

我覺得身在萬裏外,不能親曆其盛,實在遺憾。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國人宣傳“大躍進”的成績。在這段時期一切對外活動中,中國人隻要發言,都宣傳“大躍進”。外國人如果對此有質疑,一律認為“不友好”。

 

記得那一年有一次國際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在發言中當然也是大段宣傳“大躍進”,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一位長期在美國的老革命領導在審閱英文稿時說:英國已經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標太低了。但因為這是上麵定的口號,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說明當時全民頭腦發熱的情況,連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陸續傳來國內供應緊張的消息,而且急劇惡化,特別是基本食品供應發生問題,開始削減每月糧食定量。

 

我們對“自然災害”之說當然毫不懷疑,隻感到國內物資匱乏,而我們還在國外“養尊處優”,都於心不安,十分內疚。於是我和愛人陳樂民以及另一位年輕同事一再向領導提出申請,要求調回國內“與全民共甘苦”,並經受艱苦的“考驗”。

 

對於我們這種和平年代才參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沒有經過艱苦鬥爭的考驗是經常被敲打的弱點,也是自己的一塊心病。所以有了“艱苦”的機會,不問情由都不肯放過。

 

1959年8月我和陳樂民果然奉調回國,倒不是領導同意我們與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蘇關係惡化,國內對這個和平機構的方針有所改變,準備逐步撤出。

 

我們回國興奮勁頭過去之後,開始感到物資匱乏的現實,首先是每人登記糧食定量,按月領糧票。我們都自覺把糧食定量按低標準上報,我一向飯量較小,以為一個月二十多斤糧食足夠了,還沒有意識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沒有的情況下,飯量會大得自己都吃驚。

 

機關食堂每人限買半個菜。用不了多久就明顯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湯寡水。早餐偶爾有雞蛋賣,每人限一個,稍晚就輪不到了,再後來雞蛋就絕跡了。

 

剛回國時我還有一次尷尬的經曆:我們夫婦二人與朋友夫婦相約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館去“打牙祭”。飯後我搶著付賬,卻不意那價錢高出我出國前許多倍,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阮囊羞澀。朋友笑笑說還是我來吧!

 

經他解釋才知道那是當時的一項特殊政策,開一些高價飯館,在特定的商店賣一些高價糕點,以便貨幣回籠。以我們當時的工資,那種高價餐館當然是很難問津的。

 

再往後,匱乏的形勢日益嚴重。偏巧我開始懷孕。應該說,我從未有過一般孕婦的反應——嘔吐、挑食,等等。我對懷孕的記憶隻有饑餓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饞”。平時那種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膩、怕膻氣啦,種種嬌氣一掃而光,可以說見“油”開眼。

 

我自工作以後一直住集體宿舍,吃機關食堂,婚後依然如此,不過兩人在集體宿舍樓中分到一間房而已,其他仍與單身漢一樣,是集體戶口,全部糧票、油票都交到食堂。這樣就更加沒有絲毫自主的機動性。家中連麵包屑的儲備都沒有,一旦錯過了食堂開飯時間,就隻有枵腹待天明了。

 

而那些獨立安家自己開夥的同事就靈活一些,各顯神通做一些調劑。有一段時候還有人在家門前試著養雞,居然真的有了雞蛋。有一個冬天,我與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單位去開會,回來晚了,食堂早已關門。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謂饑寒交迫。

 

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時有家的都住在機關大院後麵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養了雞,給我們端出來熱氣騰騰的二米粥和烙餅攤雞蛋。我簡直覺得美味無比,吃罷周身暖和。此一飯終身難忘。

 

在那種食物極端匱乏的情況下,這樣待客實屬慷慨。於是我在一段時期內逢人便說C君家有賢妻,真是福氣。以至於一位女同事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可別老這樣說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賢妻”!

 

稍後,在機關大院中個人養雞也不允許了。

 

我的女兒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餓進入高潮。當時“孩子他爸”正在農村下放勞動(長期在國外工作的人回來都需要下去鍛煉,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況,也會下去的)。我們都認為這是寶貴的鍛煉機會,決不想要他為我生產而請假回京。

 

我全靠父母家做後盾,在家坐月子。他們幾個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據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額集中存起來做好準備。但是肉票是過月作廢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買得到肉。

 

家裏的老保姆為此費盡心機,在算準的預產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隊買了一支蹄燉湯。偏偏我實際生產的日子比預產期晚了十多天,那時又沒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淚,隻有每天煮一開,保證它不變質,到我產後吃到時已經隻剩湯了。反正“肉爛在鍋裏”,並未損失,營養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產婦最需要的雞蛋,靠全家的配額也是不夠的。母親托一位親戚從農村弄來一籃雞蛋。那時報上正在大力批判農村自由市場,說是“挖社會主義牆角”雲雲。我就認定那雞蛋一定是從自由市場來的,拿出“恥食周粟”的精神,堅決拒吃,真乃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誠心誠意,即使外人無從知曉,也要“慎獨”。

 

事實上,我還是享受了某種特殊條件的,因為父親的級別屬於“糖豆幹部”,有一些特殊供應,盡管有限。父母的年齡超過六十歲,可以訂到牛奶。我產假沒有滿就被單位一個電話召回,隨代表團出國,孩子完全丟給家裏靠牛奶喂養。她之能夠健康成長,我也沒有因產後營養不良而落下後遺症,都是仰賴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儉用的支持和精心護理。

 

關於孩子的名字也與當時的背景有關。人們以為像我們這樣的家庭總會起一個有點書香氣的名字。至今還有人問,女兒“陳豐”的名字有何出處。實際上就和饑荒有關。

 

 

當時陳樂民在農村與貧下中農同勞動、同挨餓(口糧每天隻有不到半斤的沒有去皮的“毛糧”),熱情的老鄉聽說他添了孩子,紛紛給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滿倉”或“滿屯”,這代表了最樸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寫信來建議以“滿倉”為參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結果就用了一個“豐”字,取盼豐收之意,所以後來我們常常和女兒開玩笑,說她差點叫“陳滿倉”。

 

由於我從事的是“涉外”工作,供應再差,對外總還要撐麵子,所以外賓的夥食標準,特別是招待會,還是頗為豐盛的。於是就發生有趣的現象:過去我們為外賓舉行招待會,邀請中方高級人士作陪,發出請柬後,人往往到不了幾成,因為他們都很忙。

 

而在“困難”期間,隻要有酒會、宴會,那些忙人、要人有請必到,十分踴躍。在那種冷餐會上,服務員端著盤子走過來,大家一擁而上,頃刻間杯盤一掃而光。

有一次周總理在場,我親眼見他不動聲色地走過來,輕聲對一些高級幹部說:“注意點吃相!”

 

我們接待外賓往往需要請一些單位的負責人或專家來同外賓座談,講解有關國情和政策。某單位有位負責人,專業水平高,情況熟悉,口才又好,還懂外文,每次談話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滿意,所以在我們單位組織座談的名單中他總是首選。但他是大忙人,平時特別難請。

 

但就在那段時期,卻一點架子沒有了,有請必來。他煙癮很大,接待外賓除茶水外必擺香煙,而且一定是好煙,有時還有點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衝著那中華煙而來的。

 

他不但在談話中不斷地抽,等送走外賓後,桌上剩下的都放進口袋。不僅他一人如此,外賓離去後香煙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開的慣例,總務部門都視中方來什麽人而有所準備。

 

臨時出國的人員,按規定在國外期間發少量的零用錢,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湊足十幾法郎。過去,人們大多買一些有當地特色的小工藝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國人員無論級別高低,都不約而同用那點零用錢購買食品帶回國,也有買維生素和其他補品的。還有人,買了黃油放在箱子裏,回來化了,衣物都被油汙。

 

女兒三個月大時,我隨一個規格很高的黨政代表團訪問越南,主人發零用錢並陪我們到“友誼商店”購物,我買了白糖,結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國寫檢討。

 

那時還沒有明令禁止出國購買食物,後來(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國人員在外購買食品日益成風。盡管對外封鎖甚嚴,還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國際上對我國經濟情況也議論紛紛。於是上頭傳達了一道命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食物回國,以免損害國家形象、“授人以柄”。

 

從那之後,這就成為紀律,事關反帝反修大業,如還有人犯規,客觀上就是為敵人反華宣傳服務了。此之謂餓死事小,麵子事大。

 

大約是1963年春,我被借調到全國婦聯,隨婦女代表團出國參加國際婦女會議。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此時中蘇關係已經相當緊張,爭論已經公開化,此類國際會議早已成為中蘇代表吵架的場所,其他國家代表一部分追隨蘇聯,一部分追隨中國,多數中立,看熱鬧。

 

無論是工(會)、青、婦、和平會議,內容都大同小異,爭吵的議題在同一個時間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視當時中蘇兩黨談判的情況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國前召開全體代表和工作人員會議,由團領導交代方針、精神。

 

團長講完“寸步不讓,堅決鬥爭”等精神後,做了一項特別交代:大家要注意儀表,臉上化化妝,免得在各國花枝招展的婦女群中顯得“麵有菜色”,人家更要說我們是餓的!那是“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年代,但為外交鬥爭需要,為了國家體麵,不妨愛一次“紅妝”。

 

事實上,那時我和不少同事已經得了浮腫。有一段時期每天早晨醒來感到睜不開眼睛,總覺得沒有從疲勞中恢複過來。後來就越來越明顯,臉上、腿上一按一個坑。我愛人陳樂民下放一年後回來更加嚴重,他本來很瘦,回來變成了大肚子。據說他在下麵有一次看水堤時因腿軟站不住滾到了水溝裏,幸虧被人看見及時救起,沒有淹死。

 

可能1961—1962年間是最困難的時候。此時出現了兩點極不尋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許,甚至鼓勵有海外關係的人接受海外親友寄贈物品;二是不再強調全力以赴地工作,而號召“勞逸結合”,減輕工作負擔,必要時縮短工時以保存體力。

 

前者與我無關,因為我沒有海外親友;後者也沒有惠及我,因為那段時期是中蘇關係最複雜多變之時,多反映在國際會議中,所以我所負擔的工作不但不能減,反而更重,照樣開夜車。不過按規定,晚上工作過十一點就有夜宵,大師傅端上熱湯麵或烙餅,是一大享受。甚至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個時候。

 

那段時期出國開會照常進行,我發現一個奇特的體驗:每到國外,兩三天後浮腫自然消減,有一種忽然神清氣爽的感覺。很明顯,就是吃了三天飽飯,而且有足夠的高蛋白補充。

 

我在那段時間還有一項工作,就是中央領導接見外賓時被召去做翻譯,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國務院外辦,每有任務,由他們通知我所在的單位辦公室,辦公室隨即轉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覺了。

 

當時廖承誌是外辦負責人,又主管我們單位的工作,我們參加國際和平會議的代表團經常是他主要負責,所以對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腫以後,我們單位領導就以此為例,並以我工作特殊為由,乘機向廖公呼籲,申請補助。

 

剛好此時又發生陳樂民在工作中暈倒搶救之事。於是在廖公授意下,我們單位以我們夫婦健康惡化為例,打報告為本單位職工申請營養補助,由廖公特批若幹數量的牛奶。

 

從那以後一個時期,每天上午十時,工間操時間,大家到一個地方去喝牛奶,魚貫而入。有人掌勺,從一大鍋熱氣騰騰的牛奶中每人發一碗。雖然供應人數不少,也不可能全體職工人人有份,名單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見必然有人感到不平。當時喝到的同事開玩笑說沾了我們兩人的光。

 

 

但是到“文革”開始,此事反過來成為本單位領導和我們本人的一條罪狀,特別是廖公靠邊站後,此事更成為批判內容。

 

盡管有此照顧,我的健康還是嚴重透支,到1964年雖然形勢已經好轉,我卻積勞成疾,全麵垮台,大病一場,足足休養了兩年才恢複正常。此是後話。

 

平心而論,相對說來我的處境還是比較優越的,可以說間接地享受了某種特權。在極端困難時期,城市居民處境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無論按級別分配的特權了。大批餓死人都在農村。

 

所以與“反右”以知識分子為重點不同,“反右傾”時機關中批判的對象多為家在農村的幹部,因了解家鄉情況在機關中發牢騷而獲罪。

 

我就曾親曆一次上級機關召開的批鬥“右傾機會主義”重點對象的大會,那是一位中層幹部(其級別足以看到內部文件),其罪狀就是回鄉一趟後,在辦公室“散布”家鄉饑荒的情況,表示對“大躍進”不滿,而且還泄露他看到的內部通報中的某些實情。

 

多年後,我家先後請過兩名安徽保姆。她們都講述過家裏餓死人的情況。令人心酸的是,她們講述時非常平靜,沒有眼淚,沒有歎息,好像是在講別人的事。

 

她們說,過去可以逃荒要飯,那時連要飯都沒處去,因為千村萬戶都一樣,沒有一戶是有存糧的。由於虛報浮誇,上麵催交的糧食數量極大,誰家藏一點糧食,村幹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個保姆家中最後一罐偷埋地下的糧食就是這樣被挖走的。

 

比起當年農村的萬戶蕭瑟,我的《記餓》,真好像有點無病呻吟了。(完)

 

作者資中筠,現年90歲。祖籍湖南,出生於上海,中國翻譯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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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假裝 回複 悄悄話 有糧食吃了,我姥姥烙餅還放麩子,餅邊都裂開,我姐不吃,給我,我搖搖頭。姥姥又開始和麵,烙純白麵的餅給我倆吃。想起這些就落淚。貧困給人留下的都是淒慘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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