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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說謊文學”是如何誕生的?zt

(2024-05-22 21:15:51)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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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說謊文學”是如何誕生的?

斯大林如日中天時,突發奇想,我們蘇聯的文學,總要區別沙皇時代的文學,更應該區別資本主義那套文學,如何定義我們的文學呢?

大家知道,文學向來有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後來又有魔幻現實主義等等,這些都是針對創作風格而言。比如把李白歸為浪漫主義,杜甫歸為現實主義。

 
 

但是斯大林想的不是創作風格,而是另一個概念。

斯大林杜撰另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當時蘇聯的作家們誰也不知道,這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針,到底如何堅持。有作家在會議上問斯大林,是不是黨外作家也都需要掌握唯物辯證法,然後才能寫作?斯大林說:“不必,掌握唯物辯證法的人,應該進蘇共政治局。”

作家代表大會定下了這個方針,作家們就開始創作了。蘇聯專門設立了斯大林文學獎,用於表彰新湧現的優秀作品。
 
 
 
斯大林經常親自參加評審會。1948年,討論獲獎名單,斯大林問作家協會書記法捷耶夫:“為啥沒有潘菲洛夫的《為和平而鬥爭》?”

法捷耶夫的成名作品是《青年近衛軍》,他回答,委員會沒有討論這部小說,因為它缺乏起碼得藝術水準。

斯大林說,可我的看法不同,認為應該獲獎,大家看呢?

所有人都支持斯大林,《為和平而鬥爭》好,很好,就是好。

說說阿·托爾斯泰的故事。

 

阿·托爾斯泰是沙俄時代的伯爵,貴族,有錢人,著名作家,十月革命後支持新政權,被譽為“無產階級伯爵”。

1934年,劇院排演他的話劇《彼得大帝》。這時候正處於大清洗前夜,小說劇作、報紙書刊把關異常嚴厲,生怕漏掉“毒草”,惹火上身。

 
 

劇院請了重量級人物,還有評論家來觀看,請大家提意見。

斯大林也來了。劇院老板千叮嚀萬囑咐,告訴主演,彼得大帝是沙皇,又是有作為的人,你千萬摟著點,別把他的英雄氣演過火了,萬一說咱們歌頌沙皇,違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針還不算啥,說咱們為腐朽的沙皇張目,那可完蛋了!

斯大林麵無表情地看到尾聲,快到劇終時,站起來走了。

劇院經理趕緊追出去,在劇場休息廳,斯大林跟他說了幾句。

經理回來時,演出已經進入了專家評價環節。

所有人都深信,斯大林提前退場,顯然是不滿意啊!有了這個前提,那麽該劇的問題很好找,美化封建沙皇,美化萬惡的舊社會,這種東西怎麽能上演?!

後麵發言的人已經找不到新詞兒了,於是要求追究導演演員責任,再往後,要求追究作者阿·托爾斯泰的責任,這個沙皇伯爵,我早說過,不是好東西!

所有人都抑製不住心中的怒火,怎麽會有這樣反革命的話劇排演?!

劇院經理實在看不下去了,他打斷了大家說:“有一個人和大家的看法相反,就是斯大林同誌。他剛才跟我說,劇很好,遺憾的是彼得大帝英雄氣概表達不夠!”

鴉雀無聲,氣氛太尷尬了。短暫的臉紅之後,第12個人發言,他說:任何語言都無法表述我對前麵11位發言人的憤慨!你們竟然否定如此優秀的作品!我的看法和斯大林同誌完全一致,就是彼得大帝英雄氣概表達不夠。

他獲得了熱烈掌聲。一致通過,盡快修改後上演。

什麽標準?權力就是標準。

契訶夫的《變色龍》何嚐“抹黑”沙皇時代的警察了?分明是“抹黑”了蘇聯時代的文藝評論家嘛!

在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針指導下,蘇聯的

作家們紛紛按照新的“標準”修改小說,不修改不行,不修改被批鬥。

1925年左琴科寫了一篇小說《窮困》,是說城裏有了電,家家戶戶有了電燈,房子的確亮堂了,但是煩惱也來了,電燈照到了每個犄角旮旯,那是白天都看不到的地方,發黴的牆角,皸裂的牆皮,還有晚上才出沒的臭蟲。

各家忙著打掃衛生,可是女房東卻把電線揪斷了,她說不想要電燈,因為這麽寒磣的家底,連臭蟲都會笑話。鄰居要給她裝修,她不願意:“離開了燈,也照樣過日子,從前不就是這樣過的嗎?”

小說具有深刻的寓意:當光照進來,有人不是讓房間變得幹淨,而是恨那光,寧願不見光。這就是窮困的根源。

左琴科受到了批判,怎麽能這樣寫呢?你寫得真實嗎?哪有這樣一個女房東?分明是醜化。

後來左琴科做了修改:這個女房東,是沙俄時代一個上尉的遺孀,思想落後,好吃懶做,在大家的教育下,她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鄰居們幫助她裝修了房間,整棟大樓充滿了祥和的氣氛。

這樣改了以後,這篇小說成了初一學生的記敘文。

斯大林的喜好,批評家的察言觀色,作家的被批判,以及後繼者的見風使舵,必然會產生說謊的文學。

什麽是文學真實?

如果非要找拒絕電燈的人,可能全蘇聯都找不到一個,這種真實是生活真實。

然而守舊的人大有人在,不思進取的人大有人在,麵對新生事物感到恐懼的人大有人在,別裏科夫那種裝在套子裏的人大有人在,對照見牆上的臭蟲的人懷恨在心大加撻伐的人大有人在。這讓小說非常真實,這就是文學真實。

沒人知道蘇聯生產了多少說謊文學,最後甚至連勃列日涅夫都說謊了。

1978年,《新世界》期刊突然連續刊發了勃列日涅夫三部自傳體小說《小地》《複興》《處女地》,1980年榮獲列寧文學獎,成了著名作家。這三本書發行量達4億冊,被列為中小學生課外必讀書目。

然而後來真相大白,這三本書都是別人寫的,勃列日涅夫沒有改一個字。

1987年,“三部曲”從書店消失了,它們成了蘇聯最大的笑話。

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間,蘇聯當局還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癌病房》的作者索爾仁尼琴驅逐出境,索氏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說謊文學才是最大的抹黑,因為它隻有粉飾,隻有迎合,隻有歌頌,大家知道這些東西說謊。

當謊言充斥蘇聯社會,生活的真實就是一蟹不如一蟹,而文學卻一個勁地粉飾。拒絕粉飾的作家,會付出高昂代價,然後全社會吞下苦果。

蘇聯的曾經以往,在今天的中國,可有相似,相近,相同之處?

希望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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