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的話，想象一下你是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幾個月。想象一下，那時你被告知，一種新型病毒將在中國出現，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感染全球的大部分人口，導致的死亡被某些人估計為逾2000萬，並在這個過程中攪亂了人類的大部分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
想象一下，你後來被告知，一些專家認為，新病毒的出現讓他們對某類科學研究的安全性產生了懷疑，比如病毒學家們在野外采集罕見病毒，將其帶回位於城市或城市附近的實驗室，在實驗室裏對其中一些進行小改造，以幫助預防或更好地應對未來大流行病。
想象一下，你被告知的這一切不是以黨派政治或民族主義的詞匯表述給你的。想象一下，唐納德·特朗普不是總統，也沒有人使用“生物武器”一詞。然後想象一下，有人對你提出一個問題：實驗室事故導致大流行病的可能性需要是多大，才會證明就這類研究的安全性展開廣泛和公開的討論是正當的？
你會怎麽回答？你會說，實驗室泄漏理論必須得到完整可靠的證明，沒有絲毫疑問之後，才應該進行這種明確的討論呢？還是你會說，隻要泄露理論的可能性比不可能要大，符合法律上的“優勢證據”標準，就需要對實驗室的安全方案，以及對讓病原體變得更危險的所謂“功能獲得”研究是否明智進行全球估算呢？
美國能源部一個內部小組最近采用的就是“優勢證據”標準，據《華爾街日報》周日的報道，這個小組修正了自己的評估，現已“得出結論”——盡管是以“低置信度”——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始於實驗室泄漏。美國聯邦調查局之前也以“中等置信度”得出了類似結論。
其他四個政府機構和一個國家情報小組已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即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於他們稱之為自然的或“人畜共患”的病原體。受正式委托對大流行起源進行評估的另外兩家機構得出了不確定的結論。
沒有一篇對能源部結論的後續報道提供了任何支持該結論的新證據，讓新聞讀起來不像是推翻了以前的結論，或披露了真相，讓一些人覺得自己沉冤得雪並可以反咬一口，倒更像是在許多其他數據點外增添的一個額外數據。不管實驗室泄露論在你的社交媒體圈子被貶還是受捧，它並不代表一個新的共識，它反而隻是明顯提醒人們，已知事實很複雜，不同黨派的人將不同的敘事強加於人，以試圖把同一個不確定的情況表述清楚。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周日接受CNN采訪時被問及能源部的結論時，除了聳聳肩，基本上無可奉告，他隻是承諾政府正在盡其所能對新冠病毒大流行進行溯源調查，但同時承認，美國情報部門內部的意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分歧。
這讓我們在一個如此神秘的問題上陷入了一個奇怪的認識論困境：三年過去了，可信賴的證據似乎尚未出現，無論是以何種方式，部分原因是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阻礙溯源調查。這意味著，所有思考新冠病毒起源以及與其相關的實驗室安全問題的人，都是在某種程度上從不明確和概率的出發點進行操作。
但是，假設你在2019年就被告知，這將是2023年的認識水平的話，你難道不會覺得，沒有對當時進行的有潛在危險的病毒研究是否明智開展廣泛公開的討論這一點非常奇怪嗎？你不會覺得，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這麽多耗時、耗力的黨派爭論，而沒有對實驗室事故引發大流行病可能性的政策影響的公開辯論非常奇怪嗎？你不會覺得，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的一個專家小組一個月前發布的、目前正在白宮審核的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組改革是悄悄匯集起來的，除了那些已經參與實驗室安全辯論的人外，幾乎沒有得到公眾關注這件事非常奇怪嗎？
主流討論的界限已暗示，在討論實驗室泄漏假說意味著什麽之前，我們應該先解決新冠病毒起源的問題。但這已被證明是一個無法操作的標準，不僅是因為溯源調查的核心工作幾乎沒有取得多少確定性進展。一個世紀以來的最致命大流行病是怎麽開始的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重大問題。但是，采取哪些措施來預防下一個大流行病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重大問題，考慮到對包括安東尼·福奇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那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有人問我，實驗室事故導致疫情暴發的可能性需要是多大才能證明有理由對實驗室安全進行大聲和公開討論的話，我會選擇比100%的證明低得多的可能性。實際上，我甚至會選擇比“優勢證據”低得多的可能性，低至 5%，也許1%或更低。坦誠的答案是，我不敢保證這種可能性需要高於零，考慮到2020年初，許多後來成為實驗室泄漏理論最堅定批評者的科學家們曾在私下裏承認，新冠病毒溯源是個爭議很大的問題，實驗室泄漏是SARS-CoV-2幾個月前在武漢出現的一個完全合理、甚至最有可能的解釋。
自從BuzzFeed通過一起FOIA訴訟案獲得了世界上許多最知名的病毒學家在2020年1月的最後一天和2020年2月早些時候交換的一係列電子郵件，並在2021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將它們公開出來後，這些電子郵件已經成為實驗室泄漏理論的核心。斯克裏普斯研究所的演化生物學家和病毒學家克裏斯蒂安·安德森曾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將新病毒描述為“與演化理論的預期不一致”。時任惠康基金會主任、即將出任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的傑裏米·法拉爾在另一封郵件中總結了另外幾名科學家的看法，包括斯克裏普斯研究所的邁克爾·法讚，法讚對“意外釋放”的判斷是“70%可能、30%不可能”，或者“60%可能、40%不可能”。法拉爾本人的判斷是“50%可能、50%不可能”。
其他科學家在電子郵件鏈中提出了支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不同看法，然後有人安排了2月1日的電話會議。不到一周後，這些科學家們開始準備一篇文章，將其以“來信”形式發表在2020年3月出版的《自然醫學》雜誌上，許多參加了電話會議的人在信上簽了名，但幫助安排了會議的福奇沒有簽名。那封公開信成了該研究領域當權派的共識聲明：新冠病毒自然演化來的可能性是壓倒性的；沒有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源自實驗室泄漏。（“我們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實驗室構造或有目的地操縱的病毒，”信的作者們語氣明確地寫道。）
法拉爾還與他人共同起草了發表在2020年2月的《柳葉刀》雜誌上的聲明，暗示那些提出不同觀點的人是在從事陰謀論，隻會加劇外界對中國科學家的偏見。（這裏暫且不提盛行的“人畜共患”敘事也依賴於某些種族主義老調，將注意力集中在武漢“鮮活市場”的不衛生環境上，也暫且不提武漢實驗室進行的“功能獲得”研究與美國資助的研究夥伴關係有關。）
在一些支持實驗室泄漏論的人看來，這麽多知名專家在表達了他們的懷疑後就在這麽短的時間裏這麽快地一起發表宣稱自然起源論的聲明，這個事實是“人畜共患陰謀論”的證據，是他們壓製SARS-CoV-2實驗室起源可能性討論的協同努力。而許多參加了電話會議的人把會議描述為一次坦率的觀點交流，之後形成的“共識”是科學思考和辯論的真誠結果：進一步的考慮和討論，以及對病毒基因組的更好了解，解決了他們對病毒特征的許多最初的問題，讓他們把集體判斷從“可能”改為“不大可能”，甚至“幾乎不可能”。
但是，認為我們應該對實驗室安全和功能獲得研究有更多的討論，並不需要你從那些電子郵件中看到陰謀，或認為參加了電話會議的人發表共識是心存不良，或那些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繼續爭論的人是在幫助掩蓋事實。有許多充分理由讓人懷疑實驗室泄露假說時，你不需要相信新冠病毒大流行源自實驗室。你隻需要相信那些科學家說過的話：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日子裏，他們對SARS-CoV-2基因組以及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項目的性質的了解不少於世界上任何人，他們曾相信有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光是這個事實本身就很可怕。畢竟，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導致了逾2000萬人死亡。
共和黨議員們已在本屆國會上開始了對大流行病起源的調查，在聽證會上重新上演了我們已在參議院看到的激烈調查的預演。調查恰好是在國家科學顧問委員會提交的實驗室安全建議靜靜地待在總統辦公桌上時進行的，這是有關新冠病毒溯源的辯論非但沒有引發對實驗室安全的討論，反而將這種討論排除在外的又一最新例證。
雖然有關實驗室安全的討論一直在繼續，但往往是未引起注意或幕後進行的那種。領導討論的是倫敦國王學院的菲莉帕·倫佐斯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全球生物實驗室項目的格雷戈裏·科布倫茨，倫佐斯把這種討論描述為“看不見的工作”。例如，核威脅倡議組織的安吉拉·凱恩等人已提出了一個將對新的大流行的起源自動啟動調查的“聯合評估機製”。現已蒙羞的前加密貨幣億萬富翁薩姆·班克曼-弗裏德曾短暫地讓實驗室安全成為美國國會的一個重要關注的問題，但甚至在那時，這個問題也幾乎沒有引起公眾的多少關注。也許最異乎尋常的是，就發生所有這一切的時候，據最近的可靠民意調查，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看來已相信新冠病毒確實是從實驗室出現的。
然而，政府對這類試驗正在哪裏進行甚至沒有保持一個真正全麵的數據庫，更不用說對它們進行嚴格監督了。目前的做法反而是，按照粗估風險類別和資金來源對研究設施實行不同的安全標準。在我對倫佐斯和科布倫茨的采訪中，科布倫茨把目前的係統描述為“完全不理智的規則拚湊”，讓人們對哪些實驗室在什麽人的監督下、以何種水平的安全和預防措施做什麽工作，存在“大範圍的不確定性”。全球範圍的管理和監督結構就更是個拚湊之物。從進行這些實驗之處的數量來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後，風險也許正在增加，而不是減少。
這是即將在下月發布的一份新的全球生物實驗室報告的主要發現，新報告是建立在2021年首次發布的全球最高安全級別（所謂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的數據庫基礎上的。倫佐斯說，當時“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他兩人對記者和政策製定者們提出的問題應接不暇：“那到底有多少個實驗室？我能從什麽地方得到一個名單？當然，沒有這個名單。沒有這些實驗室的國際官方名單。沒有國際監督機構。”他們隻能讓記者去看維基百科，他們那時就認為這“很可悲”。
當他們2021年5月首次編製這個數據庫時，全世界有59個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正在運行或在建。據下個月公布的更新數據，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全球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的數量將增加到69個，增加的數量主要來自計劃建新實驗室的宣布。進入21世紀前，全球範圍內的這種實驗室隻有十幾個；自2010年以來，這種實驗室的數量已增加了一倍多。
正如科布倫茨和倫佐斯指出的，從安全的角度來看，並非所有這種實驗室都特別令人擔憂，有更多在建的實驗室也不是什麽大問題。這種實驗室中的許多規模很小，它們建在醫院或大學，進行相對常規的診斷工作。他們說，實驗室規模和安全級別也不一定意味著風險：處理埃博拉病毒血液檢測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並不一定讓人擔憂，也能在生物安全三級和二級實驗室進行有潛在危險的工作，如果你的工作對象是相對無害的病原體，它們的傳播力或致死率在實驗室裏得到顯著提高的話。
考慮到獲得有關病毒的新知識的價值，科布倫茨和倫佐斯謹慎地把自己描述為不反對科學，而是支持研究，甚至支持一些有潛在風險的研究，前提是有適當的監督機製，對風險和受益進行了深思熟慮的計算。“但這些實驗室存在非常明顯的風險，而且我們正在全球建設越來越多的這種實驗室，而且是在新地方，這些地方的監管水平沒有曆史上設立這類實驗室的地方那麽好，”倫佐斯說。“人們做的大流行病研究越多，發生事故的潛在風險確實就越大，”科布倫茨補充說。
我們可以怎樣限製這種潛在風險？首先，要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框架，對所有這類研究進行登記注冊，在仔細評估風險和受益的基礎上予以監督批準。理想情況下，我們也應該有一個同一模式的全球管理係統；正如凱恩所呼籲的那樣，自動對新出現的疫情啟動調查，並期待接受調查的實驗室進行國際合作；對有時被稱為“生物安全三級+”的“中間”級別實驗室有更明確的指導方針；為實地研究製定新安全標準，科布倫茨說，這個領域目前“幾乎完全沒有監管”；以及建立研究實踐的新文化，倫佐斯建議，它強調實驗室裏的安全和透明，而不是冒險。
科布倫茨和倫佐斯正在參與其他幾項仍在討論中的實驗室安全倡議，包括由《原子科學家公報》召集的“病原體計劃”，以考慮對未來的病毒學研究進行監督、設立可能的新“紅線”。但他們的新報告也包括給目前狀況打出的成績單。
就生物安全而言，科布倫茨說，“我們處於最好狀態，”盡管他警告說這隻是相對而言，“我的意思不是我們處於好得不能再好的狀態。”就確保生物安全而言，他說，有更多“好壞兼半”的情況。但在對有潛在危險研究的監督上，“幾乎沒有人在做任何事情，”他說。“一兩個國家在這方麵做得不錯，但許多國家幾乎沒有任何監管。這些國家對有製造大流行病潛力的病原體研究、或功能獲得研究沒有任何檢查或監督機製。所以如果發生大流行，他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麽。”
推動這一切需要我們知道新冠病毒是從哪兒來的嗎？推動至少在國家層麵建立安全標準和監督製度，進而努力建立一些國際上的共享框架，需要溯源結論嗎？對某些前沿病毒學研究存在真正的風險、進行這類研究的決定應考慮到這些風險達成共識，需要溯源結論嗎？
我當然希望不需要，因為我們在新冠病毒溯源上的進展如此之緩慢，以至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不會很快出現。反而是新聞周期似乎每隔幾個月就會炒作新報道和新評論，幾乎沒有對溯源問題的實質性推進，而是引發新一輪的相互指責。我們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甚至永遠陷入這種不定狀態，把我們自己的成見和偏見應用到一個似乎兩邊都站不住腳的故事上去。
實際上，總的來說，雖然相信實驗室泄露理論的人經常用陰謀論的說法來描述科學界的反應，但自從疫情暴發第一年以來，相當多的更新“證據”一直是有自己議程的美國政府官員分析或泄露出來的。幾乎肯定值得記住的是，能源部的新結論出來時，美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正在升溫。舉兩個最近的例子：美國戰鬥機擊落了至少一個中國偵察氣球，這種氣球已飄越我們的領空多年；中國現在似乎正在認真考慮向俄羅斯軍隊提供武器。
如果真的找到了這個問題的決定性答案，新冠病毒的起源當然會對地緣政治有重大影響，因為世界大國之一可能對百年一遇的全球苦難至少負有部分責任。但即使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實驗室泄漏假說也有在世界舞台上呈現敘事的巨大潛力，傾向於與北京發生更多衝突的人也更有可能將大流行的起源歸咎於中國。不過在政治領域，那些最相信實驗室起源說的人不是願意接受全球治理結構的人，盡管一個全球治理結構可能有助於防止未來的國外研究事故。而那些致力於捍衛科學原則的人，很可能將監管呼籲視為黨派鬥爭在兜售恐懼，從而把更高風險的工作帶入世界。
但我認為，關於實驗室泄漏和實驗室安全討論的奇怪狀態不能隻用簡單的黨派之爭來解釋，盡管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兩黨對壘的戰線很早就已明確劃出。至少在剛開始時，美國人真的很害怕，一些人高度依賴專家指導，另一些人則反其道而行之。一些人把《紐約時報》和其他媒體對新冠病毒起源的報道描述為簡單地“照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表述。不管是什麽目的，2020年3月發在《自然醫學》雜誌上的文章，以及當年2月發在《柳葉刀》雜誌上帶有“陰謀論”一詞的評論中使用的權威語言，似乎已經壓製了辯論。
事實證明也很難討論這個話題，因為它在本質上具有讓討論雙方眼花繚亂的技術性：研究資助申請、基因組序列、安全方案和監督委員會。研究人員和專家們很快采取了防守和不屑一顧的態度，讓公眾從一開始就明顯感覺到，這是個幾乎無法解決的僵局。最近，雖然有些研究人員已接受了國家科學顧問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但也有一些人已對監管和監督進行抵製。
雖然討論這類病毒學研究的風險問題已經足夠難，但討論這些研究可能帶來的好處可能也有危險。尖端功能獲得研究的支持者經常提到更深入了解病毒的重要性，這個觀點已在《病毒學雜誌》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對病毒學進行細致入微的探討：呼籲理性對話”的評論中和其他地方提出。（“一群人數不多、但聲音很大的個體利用這些擔憂，把關於進行病毒相關研究提出的合理安全問題，與SARS-CoV-2起源的不確定性混為一談，”評論的作者寫道。“結果是加劇了公眾的困惑，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引發了對病毒學缺乏了解的譴責。”）
但是，具體研究項目帶來的潛在好處並不總是那麽清楚，讓研究的固有風險可以接受。實際上，正如科布倫茨指出的那樣，公眾擔憂的浪潮最終導致奧巴馬政府暫停了功能獲得研究，公眾對讓禽流感病毒H5N1能在哺乳動物之間傳播的實驗提出了質疑，實驗的設計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好的準備，一旦H5N1最終在自然界的哺乳動物之間傳播。但實驗的結果並沒有被證明對預計在近期出現的禽流感有幫助，因為H5N1似乎遵循了一個不同的演化路徑。
即使有黨派偏見和對討論的限製，我也不認為複雜性能解釋我們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看到的所有怪事。雖然美國半數以上的人也許認為新冠病毒始於實驗室泄漏，但即使對相信這個說法的人來說，真正思考這種可能性似乎也讓人相當不舒服，想想過去幾年裏這麽多的死亡和破壞可能是人為事故，確實是魯莽和狂妄自大的後果。或者，想想如果不出台意義重大的新監督措施，這種事故可能會再次發生。或者，想想這樣的大規模死亡和前所未有的全球破壞在我們眼前發生，而我們還未能最終確定這是怎麽開始的，它就消失了。如果說我們真的思考過這些可能性的話，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後看，甚至是象征性地思考，好像這些實際問題隻是個純粹的抽象問題，更多地反應了文化戰的衝突，而不是實際的困境。對於實驗室泄漏起源即使非常微小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的反應隻是說，“讓我們盡一切努力，確保未來不發生這種情況”，難道不是更好嗎？或者至少在監督和監管方麵盡我們的所能，讓我們在下次發生這種情況時能確實搞清楚原因，難道不是更好嗎？
“這才是經曆了這場大流行病後的真正損失，”倫佐斯說。 “因為這本該是一次機會，讓人們能夠以政治的、公開的方式關注生物風險，以及我們如何更好地解決這些風險。但我覺得，我們已經完全失去了這個機會，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因是這本會是實驗室泄漏可能導致大流行的一個極佳例子。無論新冠病毒是不是實驗室泄露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