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個百年目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不久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也確定了2035年遠景目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進展”。習近平曾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單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按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股份製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解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二次分配則通過政府側重公平原則，以稅收、社會保障支出來進行再分配，三次分配則倚賴道德力量，個人資源以自願捐贈的方式完成分配。
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提出“共同富裕”，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者的決議》，指農民可以通過生產合作社，“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但經曆一係列政治浩劫後，到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227美元——是彼時全球人均GDP最高的摩納哥的1/164。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鄧小平提出，讓先富帶動後富，以達致最終目標共同富裕。
不過，在中國經濟大幅增長的40年間，貧富差距高居不下。隨著近年政府扶貧力度加強，城鄉收入差距總體而言在逐漸縮小。但就2020年的數據來看，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比隻有三個城市小於2，中西部貧窮省份收入差距比依舊在3上下徘徊。
受疫情衝擊，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不過，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長卻十分顯眼。據2021胡潤全球富豪榜報告，中國2020年新增259位億萬富豪，總數達1058人，成為全球首個擁有超過千人億萬富豪的國家，這個數字超過第二至四名的美國、印度和德國的總和。全球億萬富豪數量最多的城市也落在中國，頭兩名分別為北京和上海，前十名中有6個城市來自中國，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的杭州市，也進入前十。胡潤報告還顯示，去年中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為4.5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73%。若以國民總收入做參照，頭部富豪的財富總額約占28.8%。胡潤報告如此寫到，“億萬富翁沒有跟上慈善事業的步伐，他們賺錢的速度比捐錢快得多。”
共同富裕被寫入官方目標後，中國科技巨頭迅速響應，捐出數百億資產、成立共同富裕相關的常設機構。同時，浙江省被定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省委書記帶領各級官員表態，捐出一日工資。一時間，包括政府部門、國企、民企、大學和街道等力量，從上而下掀起一股捐款熱潮。
有評論指出，三次分配是向私企開刀，以“綁架式”的手段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那麽，“自願捐贈”這塊蛋糕從哪兒來，又會分到誰人手上？為什麽選擇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的首個示範區？三次分配能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大的痼疾嗎？端傳媒整理現有數據，嚐試做出回答。
一. 共同富裕的錢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結束翌日，騰訊立即宣布追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據最新彭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Millionaires Index），其創始人馬化騰個人資產已達476億美元，全球排名26位。騰訊宣布，這筆資金將主要用於民生領域。此前，在今年4月，騰訊已投入500億資金，設立“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項目，騰訊稱，這筆資金將投放做基礎科學、教育創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與水）和養老科技等“前瞻性探索”。
處於風口浪尖的阿裏巴巴亦拿出1000億元（阿裏巴巴2020財年淨利潤約1325億），成立工作小組，要在2025年前落實10項具體行動，包括對欠發達地區扶持數字化建設、扶持中小微企業、提高靈活用工群體的福利保障、基層醫療能力等。總部在浙江杭州的阿裏，還稱將投入200億元幫助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
近年成長勢頭猛烈的電商拚多多也表示，將把上市以來的首次淨利潤和日後的利潤捐贈給農民和農業地區，並啟動了“百億農業科技”項目。
不乏有科技公司創辦人或領頭人以個人名義捐贈。字節跳動創始人、個人資產達445億美元的張一鳴，表示將向家鄉捐贈5億元成立教育基金會。小米董事長雷軍掏出6.6億股份（約22億美元），投入由雷軍參與創立的小米基金會和雷軍基金會。前者業務包括資助貧困家庭、病患就醫、學校基礎建設改善等。外賣應用美團創始人王興亦將價值約23億美元的股票轉予慈善基金會，將用於推動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業。
除了互聯網巨頭公司外，不少民企在今年也掏出大筆捐款。例如身家坐擁500億、被稱為中國芯片首富的虞仁榮，於1月拿出200億，在浙江寧波建立一所非營利性的研究型大學“東方理工大學”。經營玻璃企業的曹德旺夫婦則捐出100億在福州創立福耀科技大學。
浙江企業、主營汽車業務的吉利控股集團，則在7月發布共同富裕計劃行動綱領，稱將完善員工收入增長計劃、家庭健康保險和職業提升等。8月，吉利董事會通過總額不超過3.5億的股份獎勵計劃，向10884名被激勵對象授予市值約44.9億港元的股份。
據彭博報導，截止8月底的兩個星期內，至少73家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的公司，在業績報告中提及“共同富裕”。報導指，調查的4000多份申報表中，提及共同富裕的公司數量不到2%，但其中包括了最具影響力的公司。
有獨立學者向BBC表示，由於中國公民社會過去數年受到嚴重打擊，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不複存在，他預計企業捐贈的對象大部分會是政府扶持的基金會和NGO。
彭博在報導中指出，中國近來對科技公司的監管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令全球的投資者不安，騰訊過去一年的股價跌幅逾10%，阿裏巴巴今年跌幅則超過30%。
前述獨立學者表示，中國企業家因中美關係緊張、中國在全球化中受到不信任、中國底層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成為“替罪羔羊”。他還認為，中國慈善的意義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新興階層麵對的壓力，來自國家對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動蕩的擔憂，而非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不過，這一觀點或許無法得到中國企業家認同。美團創始人王興就稱“共同富裕”不僅紮根於公司的DNA之中，還體現在取名上，“‘美’代表‘更好’，‘團’代表‘一起’，所以美團意思就是‘一起變得更好’”。阿裏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則稱，阿裏在過去22年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國家好，社會好，阿裏巴巴才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