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我的鄰居路先生zt

 

© 白樺／文

白樺

　　北京軍隊的右派一般都要發配北大荒墾荒，或是晉西北山區修水庫。我卻讓人豔羨不已地發配上海郊區一個軍工廠當鉗工，這不能不感謝蕭華上將的眷顧。他的這一決定，在當時實在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它的惡果一直到文革時才顯現出來，炮擊蕭華的大字報貼滿了總政治部大樓，其中有很多是揭發他一貫“招降納叛”包庇牛鬼蛇神的所謂罪行。他考慮到我的家在上海，而且我的妻子得了癌症。我的家為什麽會在上海呢？那得從1955年的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以後說起。1955年在蓮花池的八個月隔離審查，平生第一次感到身心倦怠，特別想有個安定的家室。1956年冬天到上海，和電影演員王蓓結婚。喬奇和孫景璐這對賢伉儷，把他們為朋友代管的兩間位於紹興路的房子借給了我當新房。結婚時，按照當時我所屬的領導機關——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一再叮嚀：不可招搖。隻在錦江飯店請了一桌客，主要是新娘結婚前在電影製片廠同宿舍的女伴。因而慢待了許多朋友，過了很多年以後，趙丹還嚷嚷著要補請他一桌喜酒。借住在別人的房子裏總是不塌實，而上海的房子已經全都收歸國有，私人租賃和買賣活動剛剛停止，托了很多人，求了很多機關，甚至還找過十年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顯赫過一段時間的風雲人物張春橋，五十年代下半頁，他隻是中共上海市委文委書記。一切努力全無結果之後，1957年初春，我冒昧給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兼專家局局長的齊燕銘寫了一封求援信，很幸運，他應我的請求，給上海寫了一張便條，上海市房管局才來找我看房子。開始，他們給我看的當然都是條件極差的房子，甚至是地下室。一次、兩次，我實在是難以接受。第三次看的房子地處徐匯區一條幽靜的小路上，那裏沒有店鋪，隻有住宅，在三條道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街心花園，街心花園裏矗立著一尊俄國詩人普希金的頭像，當時的上海，在街上矗立著外國詩人的頭像，這是絕無僅有的了。指定要我看的房子按上海人的習慣說法，屬於弄堂花園洋房一類。一進弄堂我就被它的清潔、安靜和藤蘿爬滿牆壁的綠蔭所強烈吸引。全弄隻有24座連體花園洋房，一排四座。分配給我們的兩間房子是弄堂最後一家的樓下，原是這戶人家的飯廳和客廳，屬於我們的還有落地窗外的一座80平方米的小花園。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我，在火車上和淩子風擦身而過，他卻斷然把臉轉向窗外的時候，我才感覺到這頂帽子的沉重。淩子風在北京舍飯寺，和我是忘年交，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他都要把我當做了“琵琶”鬼。我就是帶著這樣的心緒回到上海的。而迎接我的是幾個孩子在我上海住宅的籬笆牆外對著我高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反動派，要打倒，右派分子逃也逃不了！”
　　在這裏我要特別說一說我的鄰居路先生，他是我數十年大起大落的見證人。看房子那天，房管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樓上的住戶就是老早的房主人路先生。”我立即聽出了“先生”意味著什麽，但他還是補充了四個多餘的字：“資產階級。”看房子的時候沒有看見路先生，在廚房裏看到路太太，她正在做飯，放下手裏的鍋鏟，很客氣回答我的各種提問，告訴我們：“今後我們是鄰舍了，你們來了以後，兩家將要共用這個廚房，大門內玄關的牆上有一部電話，你們就不要另外安裝了，兩家共用，節省些。”據路太太說，路先生在工廠上班。在出來的路上，房管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上班的工廠，就是解放前他自己的私產，現在已經公私合營了，他在廠裏留用，擔任工程師。我對這個弄堂的總印象很不錯，對這路姓的鄰舍也說不出什麽不好，而且怕房管局的工作人員說我挑剔，當時就決定了：行！就住在這兒了！那時的上海十分方便，搬來之前，給家具店打了一個電話，馬上就來了一個技工，按照我的想法，很快就在原客廳和原飯廳之間做了一堵可以兼做書櫥的牆，原飯廳就成為我們的一間臥室兼書房，原客廳就成了我們的客廳和飯廳。
　　搬好了家已經是1957年的初春時節了。有一天夜晚，雨很大，我去蘭馨看演出回來已是深夜了。上海人進進出出都走後門，在進門的時候看見一個高高的中年男人，披著濕淋淋的雨披從一輛很破舊的自行車上下來。等到他在門廊裏脫下雨披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穿著一身藏青帆布工作服，袖子上還戴著袖套，每一個褲腳管都夾著一個曬衣服用的木夾子，半高腰的橡膠套鞋上補了好幾個補丁。他笑著小聲對我說：
　　“對不起，您就是白同誌吧？”
　　我說：“是的，您……？”
　　“我姓路……”
　　“啊！您就是路先生。”
　　“是的，”他當然知道我嘴裏的先生並非尊稱，而是為了顯示各自的立場。他窘迫地幹笑了一聲說：“白同誌！我們是近鄰，以後有什麽不符合革命原則的地方，請多多批評！多多指正！”
　　他這句多餘而生硬的話使得我十分尷尬，怎麽會把什麽“革命原則”扯到鄰裏關係中來了呢？可在我們之間首先矗立起森嚴的階級壁壘的是我呀！
　　“晚安！白同誌！”他在門廊裏把自行車擺好，很客氣地道了晚安以後就上樓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和路先生的不期而遇。
　　路家有一位寄食的遠親，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婦人，據說，她的夫家在早年曾有恩於路家，路家為此將終身收養這位老婦人。她寄住在原來用來停放小汽車的車間裏，全家三代都稱呼他為“繼娘”。這位半主半奴的“繼娘”，經常由於自己的尷尬身份炫耀或忿忿不平的時候，嘴裏總會漏出一言半語閑話，鄰居們從這些零星的信息拚湊起來就能夠知道路家的許多往事。
　　路先生並不是路家的戶主，戶主是路先生的母親。這位路老太太已經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仍然不喜歡別人稱她為夫人，而樂意讓人稱她為小姐。聽說這位老“小姐”很少下樓，更不大出門。為數極少的幾次出門，是到“紅房子”西菜館進晚餐，行前總是要打電話把“祥生”汽車叫到門前來，弄堂狹窄，進出都很艱難。每逢這種時候，她的大孫子都要說一句俏皮話：“又要考斯基（司機）了！”那時，對考斯基的揶揄，是沒有禁忌的。因為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列寧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叛徒”。
　　我第一次見到“小姐”是在一個春天的下午，丁香花的清香從窗外被微風送進室內，我正在看書。先是聽見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樓梯上用上海話喊叫：
　　“人呢？人都到啥地方去了？我的下午茶呢？”繼而聽見有人叩我的房門。我開門一看，是一位老夫人，臉上塗滿了脂粉，手裏捧著一隻描金的小茶壺，領口綴著花邊的白色絲綢襯衣上，披著一件黑底暗紅花的外套，純黑色的曳地長裙。使我立即想起狄更斯筆下沉溺於舊夢的塵封美人。她說的是一口帶有江南口音的國語：
　　“對不起！先生！我們家裏的人都不在，我不知道煤氣是怎麽點燃的，想請您幫幫忙，給我點燃煤氣灶……可以嗎？”
　　“當然，”我從她的話裏聽出了她是誰。“夫人！”
　　“不，小姐。”她神速地糾正了我“小姐！跟我來。”我帶她走進廚房，我劃著了火柴，打開了煤氣，點著。然後把火焰放大、縮小，關上，再打開。“很簡單的，夫……小姐！”
　　“我從來都不敢動煤氣和電器一類的開關，以往，也不需要我動。您可以等水煮開了再離開嗎？”
　　“當然。”
　　“……聽說您是位作家？懂外語嗎？”
　　“不懂……因為參加戰爭，不得已隻好放棄學業……”
　　“我對這種犧牲的得失，不敢置評……我想，一個作家不懂一門外國語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教您英語，您有時間嗎？”
　　“謝謝您，我怕很難抽出時間來，因為我的工作單位在北京。”
　　“很可惜……”這時壺裏的水沸騰了。“這樣是不是算是開了？”
　　“是。”我幫她沏好茶，關上煤氣，把她送到樓梯口。我想扶她一把。她說：
　　“謝謝！不用，我還能跳waltz哩！”她說著把裙裾擺了一個半圓，踏著與她的年齡不相適應的、輕快的步子走上了樓梯。
　　有一天，我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早上，為了趕火車，我在四點多鍾就起來了，怕驚擾了樓上鄰居的清夢，去煮牛奶的時候腳步很輕。一出房門就覺得有樂曲聲隱隱從樓上飄下來，雖然聲音很微弱，我還是能聽出那是舒曼的《夢幻曲》。進廚房，就聞見一股咖啡香，廚房裏立著一個陌生人，我隻能看見他的背影。他頭上藏著一頂十分鮮豔的花線帽，頂上那團紅色的絨球耷拉在右耳邊，身上穿著一件雪白的絲絨睡袍。煤氣灶上正煮著一壺咖啡……我輕輕地咳嗽了一聲，他情不自禁打了一個寒噤，猛地轉過身來，我這才認出他是路先生。我叫了一聲：“路先生！”如果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他的一雙眼睛裏閃爍過一瞬絕望的悲哀，隻一瞬，他就鎮定了。他從容地麵對我：
　　“白同誌！您起來得這麽早？”
　　“我要出差到外地，趕火車。”
　　“啊！您真辛苦！”
　　“沒什麽，您……？”
　　“我還沒睡呢！利用周末，為廠裏搞一項技術革新……您看，我這身打扮像不像個馬戲團小醜？”他的自嘲使我很意外，沒等我答話他就繼續說了：“這是從前當剝削階級時候的行頭，我覺得不穿是個浪費，浪費就是犯罪。都是些很結實的料子，白天把這種行頭穿戴出來，別人當然很難理解，以為是我在做白日夢，夢想失去的天堂。所以我隻能晚上穿戴，勤儉節約，廢物利用嘛！還有這存放了好些年的咖啡，巴西產的，已經有點兒黴味了……一切供人享用的物質財富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巴西是個熱帶國家，種咖啡豆、摘咖啡豆都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有人說，一顆咖啡豆是用一千顆農場苦工的汗珠換來的……您看，我這麽做對不對？”
　　我不經意地回答說：
　　“利用廢物，當然是對的嘍……”
　　“謝謝白同誌……”他連連點頭，匆匆地端著沸騰的咖啡壺上樓去了。本來就很微弱的《夢幻曲》嘎然而止。
　　那次一去就是一年，回到上海的時候，已是1958年的春天了。一年間，一個屋頂下的兩家人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從一個革命軍人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下放上海一個軍工廠當鉗工，接受監督勞動。我的妻子跟著成了右派家屬，我們這個二人之家也成了反動家庭。
　　在工廠裏勞動改造的生活非常枯燥，開始的時候，從現役軍人廠長到工人對我這個人很難理解，不明白，一個年輕軍官，年青作家，一轉眼變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可不可以和這個人接近、交談？如何對待？職工們的目光陌生、新奇而恐懼，像是對待一隻有毒但很漂亮的花朵。很快，工廠黨委書記和廠長因為對我態度和藹而遭到批評，和我接近的工人都被目為落後分子。特別是一位副廠長的夫人，下放勞動，和我同一個車間、一個班組，她為了爭取入黨，處處找我的毛病。雖然我進車間的第一天就會識圖，一個禮拜就成為一個夠格的鉗工，月月都有技術革新，如果我不是一個勞動改造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第一個季度就能評為勞動模範。共產黨的會多，我是個階級敵人，除了批鬥會以外，不能參加任何會議，所以下班以後的時間比較多，有時會到理發室坐坐，理發師傅的階級觀點不是十分嚴格，所以很願意和我交談。1959年初理發師告訴我：他的故鄉蘇北餓死了很多人，他的親戚跑到上海來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頭裏的壟糠（也就是稻穀的殼）倒出來給他們帶回鄉下充饑。許多故鄉人生了怪病，浮腫而死。醫生都不敢診斷，因為那些人的疾病是饑餓。我不相信他說的是真實的事情，是謠言。1958年全國大躍進，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報的報道曆曆在目，畝產萬斤、數萬斤、十餘萬斤……那些糧食都到了那了呢？後來，和我同宿舍的一個退伍軍人是我的老鄉，黨員。他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我注意到他回來以後變得沉默寡言起來。他的鋪位在我的鋪位上麵，平時從來不敢和我說話。有一大晚上，宿舍裏隻有我和他，他躺在上鋪，我躺在下鋪。他開始慢慢地向著屋頂敘述著他返鄉的故事：
　　“俺家鄉的人差不多餓死光了，我幾乎沒見到什麽親人。那麽多人餓死，沒有一個人敢說他們是餓死的。我隻見到一個姑姑，她還活著。連她的小兒子都餓死了，為什麽她還會活著呢？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有一天夜裏，狂風暴雨，霹靂閃電，俺姑聽見一頭牲畜把大門撞開了，她推開窗戶一看，是一頭餓瘋了的豬。她馬上跑出去關上大門，那頭豬在院子裏飛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門杠迎上去把豬擊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拿來的這股勁。她趁著小兒子沒醒來，挖了坑把死豬埋在地裏。她不敢告訴兒子，也不敢給他吃豬肉，因為他太小，不懂事，會露出口風。別人要是知道了，為了搶豬肉能把她娘兒倆活吞了。她總是在深夜裏挖開泥土，割一小塊肉燒熟咽下去。她眼睜睜地看著小兒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腫，最後死掉……”我沒有搭話，我裝聾作啞。他當然也希望我是聾子。在全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三麵紅旗大躍進的時期，散播這樣的故事得到的懲罰將是最嚴重的。我心裏明白，他實在是痛苫之極，又無人訴說。說給任何一個職工聽，都有可能被告密。隻好說給一個階級敵人聽，這個階級敵人是他的家鄉人。他知道這個階級敵人不會揭發他，也不敢揭發他，即使揭發了，他也可以不承認，同時反打一耙，說是階級敵人對黨員的誣陷。不久前廠裏有一個非常熟練的電焊工失蹤了，我很喜歡他，因為他愛說俏皮話。後來聽說他未經審判，關進了勞改農場。罪名是思想反動，開地下工廠。什麽是地下工廠？有人對我說，他隻是夜間在家裏用電弧焊幫別人焊接過幾根鋼筋。
　　上海曆來是一個階級界限最為森嚴的城市，1949年以前，人的貴賤和自由度是以擁有金錢的多少而定的；1949年以後，人的貴賤和自由度則以政府給你劃定的政治身份而定了。我在1958年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回來以後，聽說我的鄰居路先生在反右運動中立場堅定，在鳴放的時候不僅沒有說一句有反黨情緒的話，連眉頭都沒有皺一皺，和共產黨同心同德，堅決背叛自己的階級，拒絕並抵製一些資產階級右派（都是他的親朋故舊）的“反黨”串聯，而且拒絕在某人的一份向黨“進攻”的意見書上簽名，勤勤懇懇地勞動改造，自覺自願提出減免保留工資和定息。反右運動開始後，積極張貼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不僅平安無事，而且得到廠工會的嘉獎。春節期間，廠工會把大紅花送到他家裏，使得左鄰右舍羨慕不已。據說像他這樣表現極好的的資產階級份子，在上海隻有千分之五。另一件大事是路先生的妹妹居然從海外寫信回來了，這位大小姐在這個家庭裏早已死滅，從來都無人提及。她在沒出走的時候，由於追求自由、自主，與母親反目失和，互相怨恨。女兒一怒之下鋌而走險，跟著一個一文不名的爛海員遠嫁南洋。這一行動使得舉家蒙辱，母親發下毒誓：永生永世、永遠斷絕母女關係。不想，鬥轉星移，這個被嶽家看不起的爛海員發奮圖強，奇跡般成了億萬富翁。母親和女兒，兄長和妹妹的怨恨自然而然地就冰釋了，而且倍顯親切，一封封催人淚下的家書飛往海外，雖然隻能在信中表達思念之情，在海外生活的女兒一眼就能看出：在上海生活的家人食物匱乏、生活艱辛。當時上海的很多所謂“資產階級”最後悔的就是沒有在1949年春天之前遠走高飛。如果幸而還有一個、半個親屬留在海外，你就有了所謂“海外關係”了。這種關係有利，也有弊。本來，“海外關係”隻是個拖累，甚至是個禍害，能隱瞞的盡量隱瞞。隨著五十年代末大陸的經濟日漸困難，“海外關係”忽然變得有利可圖起來。有了“海外關係”，你就可以享受到華僑家屬的待遇了。當時，對於一個和西方世界沒有經濟聯係，和蘇聯、東歐的聯係由於交惡而幾乎中斷的中國來說，有限的外匯太珍貴了！當時按照外匯的多少，你可以配給到大米、白麵、食油、豬肉和進入華僑商店的購物卡。當然，最好這種關係不是台灣，如果誰有一個親人在台灣，他一定會矢口否認，報稱：失蹤。“小姐”的那位不肖的女兒恰好僑居南洋，所以不僅可以定期匯錢來，而且還能在大饑荒的1960年回到上海來探親。百聞不如一見，大陸人的生活果然窘迫，上海在全國人的眼裏算得上是幸福的天堂了，天堂尚且如此。百貨商店貨架上的空缺，居然用排成隊的《毛澤東選集》來補充。樣樣都要配給，包括火柴、針線……像錦江、國際那樣的著名飯店，都實行了高價銷售的政策，它們的菜肴比配給價至少要高五倍以上。這些飯店從天一亮就排成了長龍，大部分是過去的美食家、今日拿定息的老年人，他們有錢，也有閑。老男人高高豎起曾經豪華過的大衣的領口，老女人把厚厚的羊毛圍巾圍得隻露著迎風落淚的眼睛，大聲交換著各自排隊逐食的經驗，他們幾乎吃遍了上海一切特許供應高價菜肴的餐館。“喬家柵的‘貓耳朵’還是好的！”
　　“王家沙的肉湯團不減當年！”
　　“潔而精居然還有地地道道的回鍋肉！不過要趕早。”
　　“老飯店的獅子頭滿壯，很解饞。”
　　說到瑞金賓館、東湖賓館、上海大廈、興國賓館、衡山賓館這些地方，個個忿忿不平。因為人所共知：那些地方永遠都有美味佳肴供應，但就是不對外，隻接待中央、上海和各省市的高級首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貴族，舊時代的貴族，有錢也不行，隻能在秋風落葉中耐心排隊買高價食品。
　　“小姐”遠方歸來的女兒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實實在在地覺得自己的親人很可憐，本來熄滅了的親情似乎又死灰複燃了。當她一回到南洋，看見任何一個城鎮大街小巷都是賣吃食的大排檔，就迫不及待地寫信了，她寫道：“上帝啊！您為什麽在您拋撒福祉的時候，偏偏把集聚著您最多兒女的中國遺忘了呢？”據“繼娘”用壓得最低的嗓音透露，這封信嚇得路先生麵無人色，立即點火把信燒成灰燼，再把紙灰丟進抽水馬桶，乎嚕一聲就衝到下水道裏了。從此她就不斷地往上海家裏寄錢，不僅寄錢，而且大包小包給他們寄食物和一應用品，從泰國香米、加拿大精白麵，到各種各樣的罐頭、克寧奶粉、瑞士白脫、比利時巧克力、日本針線盒和新加坡的各種各樣的調味品……於是，我們兩家共用的廚房經常在子夜以後會突然飄出咖喱的香味來。據說那位不肖的女兒每天開著勞斯·勞依斯轎車寄包裹當做樂善好施的體現。過了一個階段，寄包裹已經不能滿足她的心願了，又花∫很多錢，為母親辦理了移民香港的手續，而且在香港為母親買了一套麵向大海的公寓。對於她的動機，有三種說法。一說：這是女兒對母親當年蔑視自己的報複。一說：這是女兒的以德報怨。還有一說是：她回到上海的時候驚奇地發現母親和哥哥滿口“革命化”，對於現狀一句抱怨也沒有。好！你們越是革命化，我就越是要你們腐化。她當然不知道，留在上海的家人是迫於無奈才如此“革命”的，即使對海外回來的親人，也不敢發一句牢騷，恐懼已經成了她的親人們的習慣。從“繼娘”有意無意傳出的信息：“小姐”被當局迅速批準移居香港，是考慮到路家和張家的政治表現一貫積極，信任就是獎勵的一種形式。
　　我接受改造的軍工廠遠在閘北以北的郊外，正趕上全國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每兩個星期才回來一次，每一次都是很晚才到家。有一次和路先生在門口巧遇，他首先向我點了點頭，雖然門廊裏的燈很暗，我還是看見了他的眼神的變化，在最初一瞬閃現出的是一絲同情，那同情很快就熄滅了。我聽見他在向我說話，但聲音好像很遙遠、很陌生，以往他是那樣的謙躬自卑，現在卻迥然不同了。他用酷似我們車間黨委書記的口氣對我說：“白……”他不知道對我稱呼什麽為好，猶疑了一下以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叫了我一聲“先生”，雖然他沒有以牙還牙的意思，我當時卻受到了深重的傷害。他說：“白先生！即使對地、富、反、壞、右，黨還是給出路的嘛！”雖然他對我說話的時候，日光的焦點並不在我的身上，但對我的打擊卻是致命的。他本來是資產階級呀！他有什麽資格居高臨下地以委婉的口氣教訓我呢？而且稱我為先生！在同一個地方，我稱他為先生，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情，今天他把球兒囫圇個兒的給扔回來了，我感覺他擲回來的球比我擲給他的那個球兒要重得多。可事到如今，我有什麽話好說呢？他還是資產階級分子，但他是和共產黨站在同一立場的資產階級分子，屬於團結對象；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屬於打擊對象。我心裏好一陣難受，說了一句話，即使是說了一句錯話，一句反動的話，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了麽？多麽難以理解，我沒有資本，甚至和資產階級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能夠剝奪的什麽呢？當然是本來就有限的人身自由了。何況我並不認為我說的那是一句錯話？角色的轉換怎麽會這麽容易，這麽絕對，這麽迅速，其反差又是這麽大！？
　　我的兒子出生於1959年冬天，那是繼大躍進之後的第一個饑餓的年份。兒子一剪斷臍帶就要吃奶，他的母親因病手術後沒有奶水，當時的牛奶早已屬於特權控製的配給品了，有錢也訂不到。惟一一條路就是找奶媽，奶媽很容易找，上海周圍全是餓鄉，隻要不帶口糧，給飯吃，工錢都可以不要。奶媽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鄉下喝野菜湯。為了保住大人的性命，就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鄉下，孩子能否存活？實在很難設想！我們通過居民委員會找了個揚州奶媽，年齡在三十歲上下，很消瘦。她放下包袱正趕上吃中飯，第一頓她不好意思，隻吃了個半飽就是兩大碗。這頓飯之後，我和妻馬上舉行了一個秘密的緊急會議。兒子還不會說話，無從表態。奶媽的一頓飯足足吃了我們兩個人的定量，打破了我們的如意算盤，原以為每人每頓少吃半碗就夠她吃的了，誰知道……？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8斤，妻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5斤，一共53斤糧。我當時在工廠當鉗工，我的一份糧要帶到工廠裏去，家裏隻剩下妻的25斤定量。從奶媽的飯量看，即使25斤全給她，她每天也隻能吃一頓飯。奶媽不吃飽，就沒有奶水，沒有奶水，兒子就長不大。怎麽辦？即使有錢，沒糧票，連一根油條也買不來，糧票更不能買賣，買賣糧票是違法行為，實在是沒辦法。這時候，我才體會到家無餘糧的難處。每頓飯妻子的眼睛都注視著奶媽的嘴，那張嘴實在是可怕！開始的時候，奶媽還有些不好意思，三天過去，她就放開肚皮吃飯了！根本不把你們憂愁的目光和日漸消瘦的臉看在眼裏。到了1960年，糧食更加緊俏了，多虧妻的同事們——當時活躍在銀幕上的電影演員們，經常把他們節約下來的糧票湊起來送給妻子。有一天路家的“繼娘”給我們剛剛出生的兒子送來一聽克寧奶粉，這無異於大旱時節從天上落下一滴甘露，沁人心脾，又無濟於事。當妻向“繼娘”道謝的時候，“繼娘”嚇得兩隻手搖個不停，小聲在妻的耳邊說：“可千萬別讓樓上知道！這是他們給我的。他們以為你們不知道海外有人給他們運東西……怎麽可能不知道呢？夜裏往樓上搬東西總要經過樓下的呀！”在這時，她好像和我們更近些，因為我們和她都住在樓下。她說的也的確是實話，就是“繼娘”不告訴我們，我們憑感覺也會知道，用上海話來說：我們和路家到底是“貼隔壁鄰舍”，什麽事能瞞得住“貼隔壁鄰舍”呢？我們無需故意刺探，什麽都一目了然。他們所顧忌的並不是政府，因為這恰恰是由於他們吸引外匯多，而且從來沒有暴露出任何不滿，才得到的優待。他們怕的是左鄰右舍的嫉妒心，飯都吃不飽的人如果看見身邊有人享用大魚大肉，妒火必然上升，盡人皆知，強烈的嫉妒心能驅使人們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來。路家的整體形象就像我第一次看見的路先生那樣，在風風雨雨中披著一件濕淋淋的雨披，至於他的麵容，他的日光，他的皮膚，他的內心，你全都看不清。但作為他們的貼隔壁鄰居，可以想象得出：他們擁有螺殼裏的自由、溫馨和幸福——如果在螺殼裏也可以稱之為自由、溫馨和幸福的話……
　　這種脆弱的穩定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螺殼終於被擊碎，出現了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事情出在孩子們身上，路先生的長子達明在弄堂裏有一個無所不談的知心朋友法朗索瓦，這位法朗索瓦曾在北京某名牌大學攻讀法國文學，所以自己給自已起了個法蘭西名字。據說當初考進大學的時候政審就不合格，由於一位副校長“分數掛帥”的思想作祟，把他招收∫進來，成為學校招生工作中的一個極壞的例證和難題。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畢業前的一個月，學校以“思想反動”為由，將他除名。無所事事的法朗索瓦和達華的出身相通，不同的是：法朗索瓦不僅失去了父輩留下來的工廠，也失去了麵子。他的檔案跟著他也回到上海，檔案裏給他定性為“反動分子”，交給裏弄委員會的婆婆媽媽們監督勞動。挨批判是他的新功課，那些婆婆媽媽嘴裏盡是一知半解的報紙語言，驢唇不對馬嘴，唾沫星子噴在臉上，越發引起他的不滿。而他的不滿——甚至仇恨都一覽無餘地掛在他那張瘦削的臉上。他和達明從小就是一起在狗尾巴上點爆竹，翻牆頭捉蟋蟀的玩伴兒，一拍即合。兩個人每天夜裏在後門的門廊裏“詘詘詘，詘詘詘……”談“美國之音”和台灣電台廣播的消息，說裏弄委員會領導的壞話，發造反派的牢騷，訴被歧視的怨恨……不知道被哪個小赤佬聽見了，到街道造反派那裏一檢舉揭發，當天就把法朗索瓦專了政，一番武鬥，打得他鼻青臉腫，不到半個鍾點就“竹筒倒豆子”，賣了自己，也賣了朋友，達明隨即被隔離。對於路先生來說，可以說是大禍臨頭。兒子的思想不就是他的思想嗎！不同的是老子守口如瓶，十餘年如一日，兒子則認為法朗索瓦完全可以信賴，萬無一失，所以對他則信口開河。路先生隨即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首先向自己所屬工廠造反派請罪認罪：痛悔自己革命警惕不高，教子不嚴，在堅決和兒子劃清界限的同時，保證動員兒子反戈一擊，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然後又向街道造反派請罪認罪……請求準許讓他見兒子一麵，做兒子的思想工作。由於態度誠懇而且卑微，打動了街道造反派的一號勤務員，慷慨特許他和達明見麵，讓他做分化瓦解工作。在造反派頭頭的監督下，路先生和兒子見了麵，那是一間陰濕的地下室，兒子已經嚇得麵無人色，再來一次刑訊就有可能將自己以及全家的反黨言行和盤托出了。路先生語重心長地規勸兒子無論如何要態度端正，實事求是地交待問題，沉痛深刻地認識錯誤……並且充分指出問題性質的嚴重性。並且反複述說共產黨毛主席對路家天高地厚的恩情……一席話說得路先生自己淚如湧泉，達明跟著也涕淚交流，造反派頭頭大受感動，認為他們的激動完全出於懺悔。而實際上路先生是出於緊迫，達明是出於恐懼。路先生對兒子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語雙關。他用眼神、用語氣、用手勢把自已所要表達的意思交待得清清楚楚。最後他再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道理，但這句話達明完全明白是一句反話，因為，路先生在家裏有幾條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秘密家訓”中的第一條就是：“牢記：坦白從嚴，牢底坐穿；抗拒從寬，無罪赦免。”第二條是：“牢記：一人招禍，一人承擔；咬緊牙關，嚴防株連。”所以達明在隔離中把自己擺在受了蒙蔽、受∫欺騙、受∫拉攏的地位，承認自己已經滑到反革命一邊。幸而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光輝的指引下，懸崖勒馬，有了回頭是岸的機會，今後，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觀，脫胎換骨，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如此這般地檢討一番……空洞的內容在痛心疾首的外表裝飾下順利得到造反派的首肯。由於路先生一係列的力挽狂瀾的措施，達明被定為盲從犯罪，態度端正，作為“爭取對象”解除了隔離。法朗索瓦自然而然就成了主犯，一直到文革後才結束囹圄之苦。
　　文革期間我在外地被隔離審查，七年和妻兒不能相見，當我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妻兒團聚的第二天深夜，路先生突然來訪。這是二十餘年從來未曾發生過的事情，使我既詫異而又不安。他這次對我既不稱先生，也不稱同誌，而是叫我老弟。他和我進行了一次語重心長地促膝長談，他對我說：
　　“老弟！我們貼隔壁鄰居二十餘年，你對我們的情況、我對你們的情況應該是有些了解的。今天我們是一對一，沒有旁證。如果萬一你出了事，我可以矢口否認；如果萬一我出了事，你可以矢口否認。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我們是怎麽過來的，你們是怎麽過來的，誰也瞞不了誰，不用細說。遠親不如近鄰，我實在按奈不住了，想跟你說說心裏話。你如果覺得毫無可取之處，就隻當是一陣風，左耳朵進，讓它右耳朵出。我早就想勸勸你了，總覺得很不合適。你是老資格的少年革命家，我是什麽？一個資本被沒收的資本家。惟一的長處是癡長你幾歲，我癡長的那幾歲，恰恰是你所沒有的。那時候你正在為革命散傳單，拋頭顱、灑熱血，衝鋒陷陣。中國文化中有許多足以求生自衛的東西，極其寶貴。也有很多高尚的東西，像暗夜的星光那樣誘惑你，讓你義無返顧地向它走去，在永遠沒法走近它的路上，遍布陷阱，當然，你會萬死不辭。你不知道人性中的普遍弱點，不懂得人際關係中的奧秘，不管是什麽社會，人際關係中的奧秘都是近似的。特別是利害，不管是權力還是金錢驅動下的複雜形態，你都很無知。譬如：忠言逆耳，這句話不但是對凡夫俗子，對至聖賢哲一樣適用。‘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世界上，許多無言的動物比人聰明得多。田螺給我的啟發最大，它們無疑是一種最弱小的軟體動物，你注意到沒有？它們從出生那天起，個個都不怕勞累的背著一個堅硬的殼。這二十多年來我也背著一個殼，很沉重，很不舒服，可沒有這個殼，我已經早就不存在了！老弟！我知道，你在漸漸了解了我的時候，很鄙視我，認為我是可恥的兩麵派。我知道，可我不以為意。因為我的的確確是兩麵派，而且是刻意為之的兩麵派。雖然你鄙視我，我仍然非常感激你，因為你隻是鄙視而已，沒有加害於我，你盡管處境很不佳，加害我還是很容易的。你很高尚，老弟！我很敬重你。可你為了人們對你的敬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由於你的高尚追求，你的妻子，你的兒子，你的嶽母就必須年年月月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整整七年，一年三百六十天，乘七，兩千五百多天，天天以淚洗麵，每天傍晚，我都能看見你的嶽母和你的小兒子站在弄堂口等最後一班郵差，顫兢兢地問一聲：有我們家的信嗎？即使有，你在信裏能說什麽呢？每一封信都經過嚴格審查，也許他們所奢望的僅僅是你還活著……這一方麵，你可能沒有我們知道得深切。那時候，你看不見他們，而我卻能天天看見他們。老弟！一得必有一失，我生下來就是生意人，很重視得失。得失相等，可以考慮。得太少、失太多就不能考慮了！你失去的東西太多太多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是曹操在討伐孫權時的感歎，他在全盛時期尚且如此，可見人生是很短的。我剛剛見到你時候，你是一臉稚氣，一臉英氣，一臉傲氣。現在呢？蒼老了！當然，我更加蒼老。‘人定勝天’是古人的一句狂言。人，即使是秦始皇麾下的龐大軍團也是無力回天的，他就是在瘋狂求長生的時候一命嗚呼的！‘神龜雖壽，猶有竟時。’竟，這是自然界恒常的一個方麵，有陰才有陽，有死才有生，有圓才有缺，有始才有終。我們可以有曹操的浪漫，不必有曹操的野心……今天我可以對你坦白交待，數十年來，我每天晚上都要啜飲一杯，隻一杯，最上等的法國白蘭地，XO，一天都沒間斷過。即使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饑餓，隻有你有可能隱隱約約地知道，我依然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雖然是縮在小小的螺殼裏，在上海四周就有人以樹皮草根充饑的日子裏，居然有人在悠閑地啜飲XO，如果被饑民發現並且知道它的價格和來路，我一定會被亂棍打死。1966年那個上海血腥的冬天，每一夜都有老朋友自殺身亡，其中有所謂資產階級，也有知識界的反動權威。我照樣喝！雖然很苦，苦酒也要喝！苦酒能讓我冷靜，冷靜能讓我清醒，清醒的人才能有效地自衛。每時每刻都有人在出生，都有人在死滅。那一刻也許剛好某一位偉人、聖人，也許是一個惡人出生或是斷氣，我依然是一杯好酒，不增，也不減。既可以慶祝死，又可以悼念亡。老弟！我並不是說現在已經可以暢所欲言，已經可以揭去假麵了！不！永遠不！今夜我是不是喝醉了呢？不！我永遠不會醉。我嚴格遵守著一個戒律：決不和除自我以外的另一個人談心。今天對你卻有了例外。因為：首先，我找的是曆經坎坷的你，而且你即使以任何高尚或卑劣的理由也不能傷害我了（我所說的傷害與老弟的品質無關，老弟的一生隻會在所謂理想的追求中迷亂）。請別誤會，我指的並不是我們的生存空間已經有了改變，不！人類生存空間的改變並不是像激進的革命家想象的那樣容易，很難很難！因為它不是客體所能決定的，關鍵在於人性的改變，我們民族有一句名言：‘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自己已經病入膏肓、不久於人世了……老弟！正因為如此，我才敢於在你麵前大無畏一回。你們革命者是在生命全盛的時候顯示人的大無畏精神，如我等懦夫，隻能在瀕臨死亡的時候……請原諒！今天我鬥膽在你麵前打開我這個密封了多年的瓶子。比起你來，你說成功者是你？還是我？”路先生沒等我回答，起身就走。“再見！”
　　等我想追出去的時候，他已經上了樓。我咀嚼著他那番話，慢慢踱到門外的小花園裏。小花園的鋼柵欄在大躍進時被拆除煉了“鋼”，後來重砌的磚圍牆在文革中再次被拆除，任何人都可以直達窗下，對我們這個反動家庭進行監督。現在又修起了新的圍牆，丁香的枝葉漸漸又茂盛起來。我在窗下新種了一簇青竹和一叢薔薇，青竹已經可以伴著貝多芬的《月光》緩緩擺動了，薔薇也開始扶著牆伸向窗台。此時此刻我反複想到的卻是：這高高的圍牆還會再次被拆除嗎？這高高的圍牆還會再次被拆除嗎？這高高的圍牆還會再次被拆除嗎？當我抬起頭仰望蒼穹的時候，看見上海的夜空上竟然會奇跡般閃爍著一顆藍色的星星，我已經不記得在什麽時候曾經見到過這樣誘人的星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