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hk老師在詩詞壇推薦我讀這裏的一篇好文

可在下讀過之後不免又向“抬杠”。

昨天在跟高教授討論時他建議在下去讀這篇他比較推崇的文章，很抱歉，在下沒有耐心去尋找，多虧龍劍先生今天轉貼過來，在下讀過才恍然明白高教授文章中的一些偏頗的來源。

這篇文章給在下總的感覺便是想當然的東西太多，用似是而非、沒有證據支持的東西為基礎而建構了大廈，由於在下懶惰，這裏就先“斷章取義”、“舍本求末地”就兩個問題談談在下的看法。

首先西方語言中用以指帝製時代中國官僚的mandarin一詞，並非如作者說的是“滿大人”的音譯。很早以前，在沒有深入接觸音韻學之前，在下也作過這樣的猜想。這個詞的樣子確實容易讓人想到“滿大人”，但事實並非如此。

1.]首先，這個詞匯在明代的時候（1581）就出現在傳教士的語匯中了，所以不可能是“滿大人”之意，它來自葡萄牙語mandar（指揮），意思是指揮者，統帥，專門用來指東方國家的高級行政官員。而葡語這個詞有是他們最早接觸的亞洲民族馬來人的語言中的一個詞mantari的訛化。這個詞在馬來語中是“顧問”“出主意”的意思。這一點隨便查閱任何一個西方語言的權威詞典或百科全書都能查到。

其次，我們從音韻學上可以證偽。大家知道漢語中“人”這個字用拚音雖然寫成ren，不過是取其方便，我們采用拉丁字母表作為漢語拚音書寫體係，不便於另外增加字母以表達拉丁字母不能反應的漢語音素，於是便有了些權宜的用法。

R這個字母在西方語言中的發音是一個顫音或閃音，因而西方的傳教士不會用這個字母來轉寫漢語中‘人’的聲母，這個聲母是一個卷舌的濁擦音（通音），跟R在西方語言中的發音從語音學上說無論發音部位還是發音方式都相去甚遠，而西方的傳教士當時都遵循嚴格的西方語言學傳統來轉寫漢語語音，所以我們會在西方的舊書中發現，這個漢語聲母多是用“J”來表示的。

而音韻學家們的研究告訴我們，有清一代北方官話中“人”的發音與現代官話沒有大的區別，至少那個時候這個字的聲母不會是顫音或者閃音，因為可以肯定漢語從中古以來就不曾有過這樣的輔音。如果西方人當時用了“滿大人”一詞來指中國官員，它的形式大致應該是“mantajan"或者"mantajen”，而決不可能是mandarin。

"大"字的聲母是清音"t"而不是濁音，所以用d表示的可能性很小，因為d這個字母在拉丁、日耳曼、斯拉夫等西方語言中都表示濁音，這個情況就類似Peking 用P而不用 B，因後者在歐洲語言中隻能表示濁音。當然，類似上麵馬來語詞中的t訛化為 d也是有可能的，但-in卻無論如何不能表示-en。i在西方諸語言中表示前低元音，而漢語的e是個半高央元音。要知道當年從事轉寫的多是受過良好語言學教育、堪稱專家的傳教士，他們不會滿足於模棱兩可的。

2]，文中說“從沒人說日語、韓語、越南話就是漢語，事實上他們和漢語的差別並不比客家話和國語的差別來的大。”讀了這句話，在下的第一印象是，這位可真敢說。事實上這個說法是過於隨便，不太負責任的。日語、朝鮮語是當今世界上少數屬係未定的語言之二，在下以為原因是它們受了漢語巨大的影響而脫離了它們原來的屬係。確定一個語言的屬係要從句法、詞匯、語音多方麵考慮，而日語、朝鮮語的句法結構跟阿爾泰語言同構，也就是說它們是蒙古語、哈薩克語、土耳其語的親戚。在語音上也具有這些語言典型的元音和諧律的特點。

日、韓二語是黏著型語言，有精確的後置格助詞和複雜的旨在表達時、式、體、態的動詞變格，這些東西客家話是沒有的，客家話的句法結構與其它漢語方言沒有本質區別。

而越南語雖然在形態學上更象漢語，但其語音係統比漢語複雜得多，句法結構的某些方麵也與漢語大異其趣。比如修飾成分是後置的，這些語言雖然曆史上受到漢語在文化上的影響很大（詞匯），但這個影響不能改變它們的基本結構和語音特征，因而，它們無論如何不能稱為漢語的方言。

高本漢的“域外方言”之說是指這些語言中的漢字對音保留了較多的中古漢語特征而言。而粵、閩南、閩東北、客、贛、吳、徽、湘、晉、官話十大方言盡管在語音上相差甚遠，詞匯上也“土語”眾多，但基本的句法框架是一致的，況且語音的差別不是無規律的，共時的對應很有規律，曆時的演變也有跡可循，它們之間的差別遠不能跟它們與日、韓、越語的差別同日而語。

但是，本人同意漢語各大方言本可以看成不同語言的說法，因為曆史上從來沒有用純粹的語言學標準界定的語言，上海話與北京話的區別比意大利語與西班牙語的區別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要大，但西意成為兩種語言是政治和曆史決定的。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地亞語的區別就如同北京東城區跟西城區的區別一樣微不足道，但宗教、政治使得它們被看作兩種語言且使用不同的字母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