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徽州祠廟祭祖的形式及其變化

   作者：常建華 

    中文提要：本文主要依據明代族譜以及元、明人文集中的宗族文獻，研究宋元時期徽州祠廟祭祖問題。認為：宋元時期徽州宗族祭祖形式有三個特點，具體表現為：一是祭祖依附或與社祭結合，二是祭祖依附或與寺觀結合，三是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就祭祖總體特征的變化趨勢而言，是祭祖從依附或與地緣性社祭、宗教性寺觀祭祖結合而逐漸分離並走向衰敗，以及獨立性祠堂祭祖的漸興。

    關鍵詞：宋元時期 徽州宗族 祠廟祭祖 徽州汪氏 社廟
    

    引言

    宋元時期的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以前稱歙州）轄有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元成宗元貞元年升婺源縣為州），相當於今安徽黃山市附近地區與江西省婺源縣，地處山區和丘陵地帶。徽州的古老居民是山越人，漢末、兩晉之際、唐宋之際外部人口大量進入。由於徽州封閉的地理環境，戰亂較少，進入徽州的強宗大族保持了聚族而居的傳統，當地社會經過長時期的整合，至明代已經形成宗族社會，宗族祠廟祭祖得到相當的發展。

    明代的弘治《徽州府誌》、嘉靖《徽州府誌》、萬曆《祁門縣誌》對徽州的宗祠有比較係統的記載，我曾將這些方誌與文集、族譜資料結合，探討了明代徽州宗祠的發展問題。認為：“明朝士大夫對朱熹《家禮》特別是祭禮的提倡，貫穿有明一代，明中後期進一步深入民間。明代祁門宗祠的建設與發展，是以士大夫的推動為背景的。實際上這也反映了明代徽州乃至全國宗祠發展的動力。‘議大禮’的推恩令導致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家廟及祭祖製度的改革，特別是允許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觀上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機，強化了宗祠的普及。徽州地方誌對祀先之所的記載，由弘治時的祠堂變為嘉靖、萬曆時的宗祠，反映了宗族勢力的凸顯和宗族的製度化與組織化。” 弘治《徽州府誌》卷十《宮室》記載的15例祠堂中，雖然多是明代興建，但也有宋元祠堂的沿襲和舊祠的重建。我想了解宋元時期徽州祠廟祭祖的基本形態，以期從長時段觀察徽州地域社會宗族的演變。

    宋元時期徽州祠廟祭祖問題尚無專門研究，我主要依據明代族譜以及元、明人文集中的宗族文獻試作探討。

    一、徽州汪氏的祠廟祭祖

    徽州望族眾多，汪、程二姓最為著名。徽州學者程敏政說：“新安在萬山中，兵燹少經，號多舊族，汪程兩姓為尤著。程祖陳將軍忠壯公，汪祖唐總管越國公。” 又說：“徽郡惟汪氏姓最著、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諺。” 這兩個徽州古老的大族，宗族製度完善，祭祖祠廟發達，我們以其中的汪氏為例考察其在明代以前的祠廟祭祖問題，以期把握徽州宗族祠廟祭祖的發展進程。

    徽州汪氏比較可靠的曆史從汪華開始。隋末世變，徽州土著汪華起兵平婺源寇，攝歙州刺史，攻下宣、杭、睦、婺、饒五州，建號吳王。奉隋正朔，民不受兵十餘年。唐初歸順新朝，為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汪氏最早的祠堂是紀念汪華的廟宇。程敏政《休寧烏龍山汪越公廟田記》說：“唐歙州總管越國汪公，有廟在歙之烏聊山，始貞觀己亥，著於令甲，曆代因之，號其廟曰忠烈。屬邑之人走乞靈無虛日，又各即其地為行祠。其在休寧烏龍山者，莫知所從起……越公遠孫居汊川者曰永莊，以祠出眾力之所成，因時修葺，而闕世守之規非便，乃以成化丁酉於廟之左買地為屋三楹，置守者居之。又割田若幹畝贍其用，諏日告於廟下，以諗其族與其鄉之人。” 據此則烏聊山忠烈廟建於貞觀十三年（639年），由官府批準。也有記載“唐中世刺史薛邕遷越國公廟於此（烏聊山）” 。而汪華被賜“忠烈”事在南宋，所以另有記載忠烈廟建於宋代。歙縣《靈陽方氏譜·祠廟製》雲：“忠烈廟，宋時伯起翁開基設像，以祀汪王。” 徽州各地建有忠烈行祠，形成廟宇群，休寧烏龍山的忠烈行祠隻是其一，從成化時代的學者程敏政“莫知所自起”來看，其建置年代也很古老。雖然忠烈祠屬於名人特廟，而且帶有地域神的性質，但是對於汪氏來說，它無疑是一所祖廟。

    關於行祠之製，程敏政說：“古忠臣烈士有俊功大惠於世，有國者必崇祀之，著於令，有家者常祀之外，亦別有先祖一祀。著於禮，禮法並行不可偏廢，而況有俊功大惠於世者，置弗祀者可乎？專祠矣而複祀於家則褻，置弗祀則簡。於是中古以來，有行祠之設，卜地為之，其之視公祠則殺，視家禮則隆，亦猶民間不敢僭稱社稷而曰義社也。” 國家建廟紀念有功於國家的“忠臣烈士”是一種“專祠”，也是“公祠”。對於被紀念者的家族來說，這種專祠則是一種先祖的祭祀，因此又卜地設置“行祠”，介乎公祠與家禮之間。從形式上看，行祠是作為“公祠”之“專祠”的分祠存在的，實際上行祠除了具有地域性外，主要是作為子孫立祠祭祀始祖或先祖存在的，是一種宗祠。

    汪氏始祖有一些墓祠。所謂墓祠，就是建於墓旁的祠堂，以此歲時節日上塚祭祀先人及合族，墓祠又稱塚祠，一般多以堂、亭、庵、精舍命名。汪氏墓祠之一位於歙縣吳清山。汪氏有始祖文和，相傳為漢龍驤將軍，又為會稽令，因愛會稽山水而家於此。其孫澈，漢封新都侯，始遷徽。來孫道獻為晉黟縣令。汪華為道獻之後裔。汪澈、汪道獻的墓在歙縣東七裏的吳清山，因越國公功勳在天祐三年（906年）於墓前建祠，祠中奉這三位祖先圖像。另外唐永徽間，汪華還葬歙縣雲嵐山，“父老建祠屍祝之，自唐迄明，將事唯謹”。 其中元末“婺源裔孫元帥”汪同“捐田奉祀甚盛”。

    休寧藏溪汪氏在宋代由汪時若、汪士良等建祠堂，“以奉其先”。

    汪氏的曆史由後人追述到魯成公次子名汪，封潁川侯，汪侯被視為汪氏始祖。實際上汪氏可信的曆史是從隋末的汪華開始的。據說汪華有9子，加上其弟，諸支分衍徽州以至其它地區。七子汪爽的後裔，13代汪道安在唐代以兵馬使鎮婺源，道安有子2人：源、濆，治第大田。源、濆相繼去世，葬宅畔，汪氏“遂以所居宅基構祠其上，延僧焚修，遂成大田寺，汪氏為檀者家焉。強（源之子）之曾孫繼葬寺後，玄孫景葬寺楓林，鬆柏掩映，歲時會祀。……元至正壬辰盜作，祠毀碑失，洪武三年東子孫之居水東、環溪石田，浮沙者，複新輪奐，以妥先靈。” 這本是婺源汪氏的一所墓祠，因“延僧焚修”墓祠變成佛寺，後世子孫會祀於此，具有宗族祠堂的性質。道安鎮守婺源三浯鎮，人賴以安，“既歿，鎮人追思不忘，構祠報祀，署曰端公，以官稱也。” 道安孫、濆子中元遷婺源大畈，大畈汪氏以道安為始祖，立祠感恩院，“肖公像於感恩之祠”，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兵變，感恩院災，子孫籌劃立祠裏中，明初於“裏社之東偏買地鼎新祠宇，歲時率族人祭奠其中。……為屋四楹，中奉公像，旁列公以後諸先祖，鹹從祀焉。” 端公祠有一個從地域神向族神、從寺觀立祠到獨立建祠的發展過程。

    大畈汪氏設立大小宗祠進行宗族建設，休寧人趙汸（1319-1369）在《知本堂記》敘述了具體情況，趙汸卒於洪武二年（1369年），享年51歲，他講的是汪氏在元季的情形。他指出：

    宗法之廢久矣，近代盛時，雖號為世家大族者，其子孫往往散越無以相維與凡民等，而況於衰亂之世乎……同郡汪侯仲玉早歲嚐有誌於斯，中遭多難，雖軍務填委，未嚐一日而忘。乃即星源大畈裏中創重屋為楹間者五，其上通三間以為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來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餘世。又為廟於屋南，像其祖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孫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齋舍，延師其中，聚族人子弟教之。廟有廡有門，時享月薦，買田以給月費者若幹畝，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屬尊而年長者主祀事焉。別為專祠於大畈西浯村先人故居，曰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其田與祭則繼高祖者主之焉。蓋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則小宗之遺意也。夫宗法之不能複，故自前世以來病之，侯之意蓋欲因四時之享，以寓合族之意，使其族人之登斯堂者思世家之遠，如彼有功德者之成又如此，則必不肯一日自同於凡民子弟之學……自禍亂以來，所在大族殲夷不能相保，何可勝數。大畈之族以侯力獨完，又作斯堂以尊祖敬宗教示將來，其所以遺夫族人子孫者，可謂遠矣。故為書之。侯名同。始得姓者魯成公子諱汪又嚐食采潁川，初渡江者漢龍驤將軍諱文和，始居大畈者諱中元，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國封昭忠廣仁威烈靈顯王。配食者曰團練使積官禦史大夫諱濆，神號端公，中元其仲子也，曰順義軍使檢校司空諱武，皆以靖寇捍患有功；曰宋西京文學四友先生諱存有經學行義，曰端明殿學士招討製置使立信以忠節顯，皆其譜實雲。

    知本堂在徽州有不小的名氣，弘治《徽州府誌》卷十《宮室》記載了15個祀先建築，約有3所是元代遺存，婺源汪氏的知本堂即其一，可見是比較古老而著名的。弘治《徽州府誌》在知本堂下有注文說明，我們將這一說明結合趙汸記文，對汪氏的建祠祭祖做一分析。婺源汪氏宗祠是大小宗祠具備的完整體製，其大宗祠知本堂是一組建築，獨立建於始遷地大畈裏。北麵通三間的大室，奉始得姓之祖汪侯神主，中居初渡江者漢龍驤將軍文和及始來大畈祖中元，左右昭穆序列十餘世。正奉得姓祖、渡江祖、始遷祖，左右的屬於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的先祖。這是典型的大宗祠。南麵建廟，為顯祖唐越國公汪華立像，以中元父禦史大夫濆及順義軍使檢討司空武、西京文學四友先生存、端明學士招討製置使立信這四位有功德的子孫配。因為汪華有封爵在祀典，所以可立像為廟，這是特祀之廟。由於是子孫所建，實為宗祠。知本堂附有族學、祭田，由族之尊長主持祭祖事務，體製完整。汪氏又在先人故居別為專祠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祖先。永思堂的祭田與祭祀由繼高祖者主持，是為小宗祠堂。知本堂是汪同所建，汪同曾任“徽州路府判兼僉浙東帥府事” 、“樞密院判”，在亂世“大族殲夷不能相保”的形式下，憑借政治、軍事權勢使本族“獨完”，而且建立大宗祠。在趙汸看來這是複興宗法的行為，汪同借四時之享，以寓合族之意，使其族人思世家之遠，從而力學向上，保持世家大族的地位，是以尊祖敬宗教示將來的深謀遠慮。

    休寧西門汪氏出於婺源大畈，再遷至該縣回嶺，宋初汪接又至休寧西門，子孫日蕃，支分派衍。休寧東山舊有越國公廟，肇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 明弘治中廟壞重修，並創新祠，亦名知本堂。 可見汪氏宗祠具有越國公廟和祠堂合一的特點。

    汪爽後裔汪高遷居婺源回嶺。回嶺汪氏在元末於祖塋建墓祠，請李祁（1299-？）作《汪氏永思堂記》，該記文說：

    永思堂者，婺源回嶺汪氏祀先之堂也。其規為創製，皆出士章之母俞夫人。堂既成，凡舊嚐供墓之山澤田地，其歲租悉入焉。先世忌日，率子若孫行祭禮於中，複入田二百畝收其利。每當歲清明節，大會族人致祭，祭訖分遣拜掃諸塋在他遠者，以二百畝之利給其費。通計有餘，則延師以訓族子弟，使皆知學。選能幹者司簿書，稽較出入無妄用焉。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至忌日以祀其私親者鹹聽。堂建於裏之古溪，士章祖塋在焉。

    從清明在永思堂大會族人致祭，祭訖分遣拜掃諸塋，推斷建於祖塋的永思堂當是祭祀始遷祖，另外從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以祀其私親的記事也可證明此點。汪氏還有專門的族田，所入供祭外，用於資助族學。所以永思堂是一座宗祠。關於汪氏永思堂和族田，《汪氏節婦傳》還有補充資料：“夫人姓俞氏，世為新安婺源人，主簿奇翁孫女也。嫁同邑汪惟德。……汪氏世有贍瑩田及地產合三百餘畝，世變，夫人慮他子孫不能久守，無以供祠祭，將備價買入己戶，歲輸賦而租入不以私己。更割田二百畝益之，作永思堂。” 在元末的“世變”關頭，俞夫人不僅建祠、置田、設學，還命士章增修族譜。反映出回嶺汪氏的宗族建設是針對戰亂采取的聚族保族的措施。李祁《汪氏族譜序》說，新安汪氏“分居他縣仕有元者，惟回嶺為最多” 。可見徽州汪氏中回嶺汪氏在元代顯赫一時，而其宗族建設主要在元末74代士章及其母親時進行。

    婺源鳳亭汪氏係汪華弟開國公後裔，在元代建有墓祠。鄭玉（1298—1358）《風亭裏汪氏墓亭記》 有詳細記載：

    婺源汪輝謂予曰：“匯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鳳亭裏，十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匯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裏中鳳嶺。環嶺左右，皆其子孫之居，以其墓之近於家也。昔者，歲正之朝，族人子弟會拜族長之家，然後以鼓樂前導，省謁墓下，還宴於家，明日次謁先世諸墓遍而後止，故墳墓無所遺失。近年以來，省墓之禮既廢，墳墓之失隨之矣。鳳嶺之墓或創為宮室，或開為道路，或犯以犁鋤，五患幾於備矣。侵淩之禍。至有不忍言者，匯之父母方謀於家，圖為興複，族兄樣聞之曰：‘是亦吾之誌也。’乃合辭以告於族之長，族長首助以錢，力讚其事，然後遍告族之人。聞者以喜，侵者誒愧。於是宮室以撤，道路以塞，犁鋤不敢犯，而侵疆盡複矣。又懼久而複有斯禍，圍以垣墉，周五十丈，負土封之，累石砌之，創屋四楹以為拜掃之所，族人讓德又建重門焉。先生幸賜之言，使刻墓上，俾吾萬世子孫嗣而葺之，無或廢墜，豈惟宗祊之幸，實風教之幸也。”予聞葬者必誠必信之道，古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夏屋若斧者，所以表而識之，欲其既堅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聖人為泫然流涕，況於侵淩驚犯乎？然非有拜掃之禮，世次既遠不至於遺忘者幾希矣。故墓祭非古也，自近世以來，莫之能廢也……匯之父名明初，其族長名元偉，於匯為曾祖雲。

    該墓祠四楹，祭祀二十世祖、八世祖等，子孫環居祖墓，墓亭即宗祠。族中還有族長，元旦族人子弟會拜族長之家，然後進行墓祭，宗族的凝聚力較強。

    婺源汪氏還有一座澤存祠，不過由於資料簡略，我們目前不能斷定其屬於那一支派。李祁《澤存祠記》 說：

    徽之屬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其一也。汪之上世祖武經大夫介然，當宋紹興初……其七世孫周將構祠於大夫之墓，以虔祭掃，且以藏大夫之手澤，故名之以澤存。

    汪周所建澤存祠，祭祀七世祖宋武經大夫汪介然，也具有宗祠性質。

    總之，最先紀念汪華的祠廟唐宋時期建於歙縣，屬於紀念專人的特廟，後來在休寧等地建立行祠，形成忠烈廟係統。歙縣在唐宋時代還建有汪華的墓廟。從文獻資料看，元代汪氏開始建宗祠，集中在婺源大畈、回嶺、鳳亭等支派。在我們找到的元代汪氏的4個祠廟事例中，有3例是墓祠，另一例的大畈知本堂擇地興建、永思堂設於先人故居。這些祠堂不僅有祭田，大畈和回嶺二支還設族學，祠堂與祭田的功能多樣化。建祠也不僅隻是為了祭祖，而是著眼於宗族的製度化建設。鳳亭汪氏墓祠更是在族長的組織下進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大畈汪氏祠堂是大小宗祠堂俱備，大宗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華特祠結合的大建築，建祠的目的是合族。所以元代婺源汪氏的建祠祭祖，帶有宗族組織化的製度性建設性質。由於紀念汪華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認同，徽州汪氏祠堂的一個特點就是都祭祀始祖汪華，具有始祖祠的性質。

    二、徽州其他姓氏的祠廟祭祖

    宋元時代雖然家廟製度不立，但是祠祭祖先仍有一定的廣泛性 。就徽州而言，宗族祭祖主要有墓祠、社廟、功德寺、墳庵、寺觀立祠以及家祠幾種形式，各種形式之間互有交叉。（一）族祠與社廟

    徽州宗族祭祖與社祭有密切關係，歙縣篁墩程靈洗的世忠廟，就源於社祭祖先。靈洗死後，“裏人壇其墓下以祭，裏之社與壇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癘禱之即應。” 據此則梁、陳時代以壇祭祀靈洗，並以靈洗配社祭祀。南宋寧宗嘉定（1208-1224）年間，程珌等在墓旁買地建廟，朝廷賜廟額：世忠，納入祀典。篁墩附近的東密岩距汊口程氏最近，程珌於是“倡休、歙族人捐田入篁墩廟，每歲合一鄉六社之人迎神至汊口祀。” 篁墩的世忠廟是被作為社廟和族廟存在的，或者說它具有社廟和族廟合一的特點，而最初社廟為主、祭祖為輔的性質更為明顯。徽州汪氏與鄭氏祖先越國公、司徒公也是先由社祭後為祠廟祭祀的。明正德十四年（1520年）歙縣人唐杲《祁門奇峰鄭氏祠堂記》引鄭氏族人的說法：始祖唐司徒公“當逆巢之亂，有保障八州功，鄉人德之，歿祀之於社，與越國公華比主不遷焉。” 鄭氏後建有家廟，毀於元季兵燹之餘，正德時重建，祠之神主為始祖唐司徒公。

    休寧的陳櫟（1252-1334）是元代徽州的著名學者，他的始遷祖鬲山府君既是族神也是所在村落的地域神，建有墓廟祭祀他。陳櫟介紹說：

    始祖鬲山府君諱禧，唐僖宗時避廣明之亂，自桐廬郡溯流而上，至新安郡休寧之西曰藤溪裏，愛其溪山之清奇因家焉。其後子孫益蕃，一村無二姓，故人稱是村曰陳村。府君之始遷也，泛宅浮家，托於魚釣，積德敦義，鄉稱善人。沒葬於縣之南地曰鬲山，歲益久，一方之民神之，乃創廟墓旁，屍而祝之，凡水旱必禱焉。東作不祀府君不敢興，西成不祀府君不敢食，子孫之祀之有不如鬲山之民之祀者，視桐鄉之於朱邑庶幾焉。且諸鄉大姓之祖有廟食者矣，程忠壯公是也；有墓祭者矣，孫王墓是也。彼其生也，或貴為大將，或南麵稱孤，沒而為神，因其所宜也。若府君生無位於時，托為煙波之釣叟，沒乃神於後，永為樹藝之田祖，其亦靈異也已。民報事兮，天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鬲山成塵、溪水絕，府君之祠始應歇耳。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府君為虞之子孫，其亦蒙盛德之餘澤而百世祀之者也歟。

    鬲山府君墓祠係鄉民創廟墓旁，由於陳村居民主要是陳氏，不難想象，該廟的建設當以陳氏為主。鬲山府君既是陳氏祖先，又是地域神。作為地方神，其神性是田祖，即掌管東作西成的社稷神，一般也稱之為社神。因此，墓旁的建築稱廟，體現的是社廟的特點，建於墓旁又具有墓祠的性質，為社廟與墓祠的合一。但立廟的出發點似以祭社為主，即祭祖是依附於祭社的。從明初陳氏建家祠祭祀始祖鬲山府君來看，也可證明我們的推測。這所廟的設置時間，可能是在唐宋時期，並一直延續至元代陳櫟生活年代。

    歙縣沙溪淩氏是一個大族。據吳子玉《沙溪淩氏祠堂記》說，唐高宗顯慶（656-661）間該族安公判歙州而家於此，唐僖宗光啟（885-888）間（原文誤將光啟作為宋朝年號）“榮祿公遇仙者流，授方投井成醴泉，裏人為立社，則名之曰：皇富公社。” 安公、榮祿公等一直“俎豆不失”，至明代有宗祠祭祀。可以推測，在淩氏沒有宗族祠堂的時代，其祭祀榮祿公等祖先當是在皇富公社舉行的，即族祭依附或結合於社祭。

    祁門孚溪李氏先祠是一所墓祠，並兼有社廟的性質。程敏政《祁門孚溪李氏先祠石橋記》說：

    徽李氏之居祁門者號孚溪，特盛。有先祠焉，合其族而祀之。前橋圮久不治。弘治辛亥歲五月乃克新之。其族之人具顛末以來告曰：吾族之先有諱徹者，蓋諸李之祖，徹後八世曰府君秀實，再入孚溪而光大之，以垂裕我後人。計其生在宋太宗祥符間，有子六、孫二十有五、曾孫一百有二，其胤實繁而未分。逮元至正庚申，裔孫曰見山，始倡建祠於府君墓左，奉祀事而配以社。規條戒約所以世守者，既備且嚴，蓋於今百三十年，祠亦中毀而再新矣。

    建於元至正年間的李氏先祠祭祀宋代始遷祖，屬於合族祠堂，但是“奉祀事而配以社”，將社祭附於墓祠，從而使墓祠兼有社廟的性質。但這是先有祠後有社的事例，與前麵所說的陳氏鬲山府君相反。之所以如此，在於陳氏的事例產生於唐宋，那時宗祠尚未出現，故祭祖依附祭社。而李氏事例所在的元末，宗祠開始興起，但是當時人們的祭社觀念還比較強，所以將社祭附於先祠。類似者還有休寧山鬥程氏，在明成化四年（1468年）建成祭祀程靈洗的世忠行祠，正堂之外有為堂“各三間，以奉鄉社”。 鄉社處於行祠配的地位。

    鄭力民先生在探討徽州宗族社會時，敏銳地抓住了廣泛存在於徽州各地的社屋，探討其與宗族的關係，認為徽州社屋的文化內涵經曆了一個由側重族社而為村社的演化過程。他指出：“在宋明之間一段有社無祠的時期內，徽州各姓包括祭祖在內的種種族事活動即是在社中進行，或以社的名義舉辦，從而這時的社即兼有後之祠的功能。” 我所揭示的上述事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證明鄭力民的觀點，隻是他把徽州宗祠興起作為明代中後期的現象，我則強調明代中後期是徽州宗祠大規模興起之時，而徽州宗祠的出現並且與社祭發生兼容可以追溯到宋元時代。我們既要看到宋元與明清時期徽州社會的不同特征，也要注意這兩個時期徽州社會的內部變化過程和同質性。

    墓祠祭祖還有休寧縣南陪郭程氏，於至正八年（1348年）建永思亭。朱升作記文介紹說：“休寧陪郭程君和卿與其從父饒州路銅冶場提領貴老，立亭祖墓之旁，題曰‘永思’，以饗其先。又置膳塋之田，定合族之約，俾後人世守之。” 程氏建祠的重要目的是合族。徽州吳氏先墓位於存山，吳氏建有墓祠思存堂。

    （二）功德寺、墳庵與寺觀立祠

    宋元時期徽州宗族祭祖往往依附或者結合於佛道及其寺觀。弘治《徽州府誌》卷十《寺觀》在介紹當地著名寺觀時，提到一些寺觀與祭祖有關事情，為了便於了解，我們將其列表如下：

    弘治《徽州府誌·寺觀》所載祭祖事例表

    縣別 序號 名稱 記事

    歙縣 1 崇福寺 宋察判汪時中建，母金氏夫人祠墓在焉。

    休寧 2 齊祈寺 在二十一都，唐會昌中建，宋慶元乙卯僧淨曇遷於夾山，西廡有率口程氏祠。

    3 審坑庵 在縣東南四十裏，舊名天王堂。宋淳祐四年孫萬登建大佛、鍾樓、華嚴閣，又東偏講堂奉孫吳二氏神主。元主簿曹涇記。

    4 著存觀 在縣西五十裏，宋璫溪金桐岡竹所為父進士金革墓前建，程純祖記。

    婺源 5 宏山庵 在三十一都，宋紹興庚午僧彌壽、邑人胡十三建，元皇慶癸醜德興桐川胡文英？建墓祠，胡雲峰記。至正壬辰兵毀，國朝洪武間僧法真重建。

    祁門 6 忠國顯親下院 在邑北五裏萬石，舊名霄漢資聖院，唐乾寧三年建，宋大中祥符八年丞相汪伯彥之祖重建，敕功承恩，建炎初伯彥請於朝，敕改今名，而築祠寫真祀於寺……徐季洪序其事，刻之石。

    7 報慈庵 在六都，宋紹興十七年建，裏人程伯原之母乃丞相汪伯彥秦國夫人之女，創是庵以奉丞相。

    8 祖成庵 在十二都……宋裏人汪伯俞建寺，寫二公像以祀之。

    績溪 9 崇真道院 在縣東南仁裏，宋元祐甲寅裏人程縣尹文彬建，捐田地八十二畝，以助修理，後毀。國朝正統丁卯程朝宗、程思儀等陳其事於縣，乃令徙於新興寺，側有程氏先祠在焉。

    10 乳溪道院 在仁慈鄉一都，元元貞乙未市民胡信建，後廢。國朝洪武初胡仲彰重建，舒頔作記，有胡氏先祠在焉。

    表中屬於墓祠或墳庵的有序號1、4、5、7諸例，屬於功德寺的有序號6的事例，屬於寺觀立祠的有序號2、3、8、9、10諸例。下麵再結合表中沒有的事例分類說明。

    所謂功德寺，就是由皇帝敕賜達官貴人的寺院，用來以佛教儀式薦福祖父亡靈，設置者需自辦田產並造寺，然後申請朝廷賜寺額。功德寺出現於唐，盛於宋。表中序號6的祁門忠國顯親下院，是在南宋初年作為功德院的。汪氏在寺中建祠設置畫像。宋代歙縣程氏的功德寺也是墓祠，程敏政《宋丞相程文清公墓祠記》說：

    歙之古城關有昭孝積慶寺，宋丞相程文清公元鳳之祠墓在焉。初公之葬也，建寺營墳，皆出朝典，一時哀榮之盛，故老猶能道之，蓋於今二百年矣。寺既毀於元季，贍墳田亦為前住僧所私鬻。公六世孫孟、億兩人者，大懼祠之寢廢，乃捐己資，贖田歸寺，又與令住僧常貴募財力鳩工。寺為正堂三間，左右掖室二間。以舊祠湫隘歲時不能容子孫之展謁，增葺五間，門廡、畜廩、賓舍、僧房次第告完，繚以樊牆，塗以丹堊。

    程文清為南宋理宗、度宗時人，昭孝積慶寺是他的功德寺，建於墳旁，也具有墓祠的性質。該寺毀於元季，明代增葺，則變功德寺為典型的墓祠了，由於新祠是為了子孫歲時展謁，成為宗祠。

    墳庵，通常是委托僧道於墓旁房屋守墓也便於墓祭，由於庵逐漸由守墓向祭祖轉化，也就成了墓祠，同時庵還具有寺的性質。所以墳庵和墓祠有時不易區分。墳庵在宋元時代是比較盛行的，明初朱吉（1342-1422）說：“近世大夫士立家廟外，或有於墓所建庵，延釋流之香火之奉春秋拜掃以追時思。” 反映了墓所建庵祭祖的情形。上表中有四例是墓祠或墳庵，其中三例是宋代的，一例是元代的。關於序號7的祁門程氏報慈庵，程敏政《祁門善和程氏重修報慈庵祠宇記》有更詳細的介紹，他說南宋初年伯源（即伯原）兄弟“立墓祠以奉祀”，“嚐推始遷之義列祀中奉以下諸祖於報慈，入田以飯僧，每歲清明蕆事則燕享以合族，蓋三百年矣。” 報慈庵作為墓祠用來合族，成化時該族重修是祠。歙縣的善應庵，“買田十畝，築室十間，田以供粢盛，屋以祀其先。” 規模可觀。

    寺觀立祠就是在佛寺道觀立祠祭祖，它有多種形式。上表中的五例，至少有三例是宋代於寺觀立祠祭祖。序號2的休寧率口程氏在齊祈寺西廡建祠祭祖，汪循《柏山祠堂記》也記載了該祠：“宋三三宣議府君諱敦臨姓程氏，既定卜居於率口，複捐資輯眾，徙裏中齊祈梵刹於柏山。既沒，釋者淨曇德公，乃相與築祠肖像於刹西偏，昭祀不忘。公嗣遂割祭田若幹畝，畀之以為常祀。”並評論寺觀立祠說：“予惟祠堂作於《家禮》也，中世以來，才智有力者每假營創而因以寓於浮屠老子之宮，其意以為家之造廢不常，有朝富貴而暮丘墟者，不足恃。足恃以延吾祀者，不若舊院名刹，事變不遷，能久於世也。” 他把寺觀立祠作為“中世”祭祖的特點，指出其原因在於借寺觀以存祠祭祖先。這是因程敦臨有功於寺院，所以寺院為他築祠肖像，程氏進一步為寺院割祭田。此外，祁門程村程氏始遷祖琬“三世孫壽，當宋時為貴溪學官，始以儒學發身而迪其人，壽五世孫天祿始入田於頤真道院，以奉其先之祀。” 程氏因向道院施田而附設祠堂祭祖。

    休寧等慈庵僧人碧庵上人出率溪何氏，13歲出家，“銖累分積，買田十畝，以兄次子本中純孝嗜學可托也，祝之，收所入永為烝嚐資。又買田入庵之常住，囑其徒為奉先祀，畝數亦如之……自大德九年秋九月肇此謀，到十年春正官有旨，僧蓄置田土，許歸並元籍中，甫克文冊，謂竟其誌，詎知事不然，誌猶未竟，……又自建鍾樓於門之東偏，妥何氏神主其下，前所雲囑其徒為奉先者，始有定所。” 鍾樓中設何氏神主。徽州道士張應元“被旨授興道觀提點以歸，……遂捐己資，買田若幹畝，入本觀供聶仙焚修，又斥其資二十五畝有奇，助玄妙道眾半歲午膳，於以祠事其先人，原與茲山為久長……後人見其祠而思其賢，視公之祖、父，不啻如自己所出。則晨香夕燈，歲時祭享，毋以世遠而遂亡其初，則今日舍田建祠者，非無所為然也。” 張道士和碧庵上人都是出家人，在自己所屬的寺觀置田為先人進行祠祭。

    婺源永川俞氏在南宋建道院設祠堂，屢興屢廢，持續到明代。據《東園公撰龍潭道院記》說：“我龍潭道院之建，蓋始於宋鹹淳二年，予世祖顧軒公卜居於洪村羊棧園之仙人池，去本鄉十裏許，恐拱把之木不勝傍居者翦伐，遂辟址構院。三清殿巍然北向，西將壇、必興樓、一經堂西坐而東麵，而廚房、致思祠、雙桂堂東坐而西麵。殿宇崔嵬，規模軒廠（廠，當作“敞”），複割田供祭，兼膳羽士，以寒食、忌日循式致奠。”俞氏於南宋度宗鹹淳二年（1266年）建道院，設致思祠於寒食、忌日祭祖。記文接著說，元至正四年（1344年）“寇犯星源基址，幾為林莽”。豐州路儒學教授邦衡公致政歸，“遂出餘俸，重葺靈宇，就原址擴建祠堂複舊致思之名，而斯觀巍然一新，□勝曩昔矣。”然而到了至正十二年（1352 年）觀宇又為兵燹所毀，明洪武初年，宗興公修複。該族另有宗祠仁本祠，建祠年代不詳，從《仁本祠重飭序》 的行文看，建祠時間較早。

    （三） 家祠

    徽州許氏建祠堂祭祀四代祖先 ，應當是一所家祠。宋元時期出現了家祠向宗祠轉變的情形。

    結語

    宋元時期徽州宗族的祭祖形式比較多元化。元代婺源汪氏的建祠祭祖，已帶有宗族組織化的製度性建設性質。特別是婺源大畈汪氏祠堂，大小宗祠堂俱備，大宗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華特祠結合的大建築，建祠的目的是合族。由於紀念汪華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認同，徽州汪氏祠堂的一個特點就是都祭祀始祖汪華，具有始祖祠的性質。宋元時期宗族祭祖形式的特點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祭祖依附或與社祭結合，二是祭祖依附或與寺觀結合，三是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就祭祖總體特征的變化趨勢而言，是祭祖從依附或與地緣性社祭、宗教性寺觀祭祖結合而逐漸分離並走向衰落以及獨立性祠堂祭祖的漸興。明代宗族祠廟祭祖的長足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視為宋元祭祖變化趨勢的繼續。宗族祠廟祭祖的演變反映了社會文化的變遷，即佛教社會文化由強變弱、儒家社會文化由弱變強，這兩種變化消長的關鍵點是宋代程朱理學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