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紅衛兵也來了監獄，要求鬥爭這些革命的敵人，被監獄管理人員勸退了。有一個監獄女工人，不久後到監獄附近的延慶去，她留著馬尾辮，這在當時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表現，紅衛兵圍上來把她拿下，摁到理發店裏把馬尾給剪了，給她剃了個陰陽頭（頭上一半是頭發，一半剃光頭）。過去10年，徐存堯父親一直給他寄錢，但是最近給他來信說他在同濟大學的工資從每月186元減到40元，因為他被定性為反革命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的家被抄了兩次，東西被抄走，包括一架鋼琴，徐父一萬多元的存款也被沒收充公。他被迫參加了多次批鬥會，一次在樓上開批鬥會，紅衛兵把窗打開，讓徐父往下跳，徐父在絕望中隻能服從，就在他提起第二條腿要跨出窗口時，他突然意識到，如果他跳了，他的墓碑上會被標上“死不改悔的資產階級分子”，於是他又退回屋裏，結果被狠狠地打了一頓。【略去徐父文革中遭遇細節】
徐存堯仍然試圖與韓敘聯係，他讓一位進北京的工人給韓敘打電話，當工人在電話裏說：“我是代表徐存堯給您打電話”，韓敘整整一分鍾沒說話，然後說：“徐存堯隻能由他的現單位解決他的問題”，然後就掛上了電話。徐存堯所在的監獄工廠停工了，工人們每天看報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語錄，而徐存堯他們則對秘密文件讀得很仔細，這些秘密文件是在紅衛兵的鬥爭中敵對派別的紅衛兵從所占領的政府部門裏搶來的，然後作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的證據而公布出來。一份文件是毛主席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卻與公開發表的版本不同，裏麵提到秦始皇坑了360個儒士，而毛主席說在1950-1951肅清壞分子時，殺了36萬人。徐此時開始對毛澤東和文革有了疑問。他更加認真地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恩格斯關於辯證法的理論，以此來檢驗毛澤東思想，一個獄友向獄方報告了，獄方要徐集中精力學習毛澤東思想。但是徐繼續學習馬恩，他發現，恩格斯和黑格爾都指出社會矛盾的雙方可以互相統一和諧，而毛澤東認為隻會鬥爭鬥爭，所以他始終在尋找敵人，如果沒有，他就造一個出來。1969年，林彪下令疏散北京，徐存堯他們被送到河北隆堯縣幹農活，他恢複過去生活方式的夢想又一次破滅。在農村，意識形態的味道很淡薄，直到1976年上級不讓徐存堯參加周恩來悼念活動，才讓他猛然記起，自己是二等公民。他對周總理的深厚感情促使他花了微薄儲蓄中的一大部分買了一個收音機，來收聽關於紀念周恩來的廣播。
1970年，徐存堯獲得自1955年以來第一回上海的機會，當他在上海站下火車的時候，他有一種馬克吐溫《傻子出國記》的感覺，感覺自己成了外人，穿著打扮與上海已經格格不入了。上海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能在衣裝上顯示與眾不同的特質。他的家庭也自覺不自覺地讓他覺得低人一等，徐父和他的後母有一套大單元卻隻給徐存堯在走廊安了一張床，後母看到他的毛巾，厭惡地扭過頭去邊說，“你的毛巾真髒”，邊扔給他一條幹淨的。雖然總的來說，家裏對他還算不錯，但是他失去了以前的歸宿感，似乎他來自另一個世界，走在街上，他覺得整條街都在對他喊：“這個人是鄉下來的”。由於腦被紅衛兵打傷留下的後遺症，徐父的脾氣越來越壞，跟徐存堯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一次他實在忍不住，喊道，“我以後再也不回這個家了！”後母說服了他再留一個晚上。那天晚上，當他躺在床上的時候，徐父走過來，站在床邊默默地看著他，他的心又軟了。
回到農場，徐的日子也不好過，最大問題是生存，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他參加了挖水庫的工作，這樣拿到的工分比較多。溫飽問題解決了，他政治上還是一個壞分子，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北京方麵還是不太願意讓那些發配到外地的人員回京。1978年春，徐存堯偶然讀到一本老的《人民文學》，在裏麵看到禮賓司的一位前上級的名字，畢朔望。他寫信通過人民文學轉畢朔望，不久他就收到畢的回信，“這麽多年來，我和外交部的同事們都一直在想你，”他讓徐存堯到北京來看他，跟老同事見見，也許還能找個工作。徐喜出望外，收拾了一下就回到上海，把喜訊告訴了家裏，又買了新襯衫和褲子，還買了塊上海牌手表。到了北京，徐存堯就住在了畢家，跟他們家大大小小7口人擠在單元的四個房間裏。跟上級和同事的每次見麵，畢總是會說，“現在我們應該幫幫這個小兄弟了。”一次，禮賓司的某科長讓他翻譯羅斯福寫的一本書中的一章，翻完後，他對徐的英語水平大加讚賞，包括他的口語，他發“Pakistan”和其它單詞時的上流英語的發音，他說一定會盡力給徐找個工作。畢朔望送他上車回隆堯。1978年底，當地領導決定讓徐去隆堯一所中學教初中，徐問他們：“你們知道我的背景嗎？”領導說：“知道，但沒關係。”二十一年了，徐存堯感到他身上的壞分子的帽子終於要脫掉了，他當場接受了這個工作，可是當天，他所屬公社的中學也要他去教書，徐一時說不出話來，不僅他的帽子被摘了，大家甚至在爭著要他為他們工作。到了中學，學校分給他一間房子，那麽多年的監獄號房住宿，一下有了自己單獨的房子，他有點不適應，取暖的爐子風口沒弄好，當晚差點煤氣中毒。
徐存堯在中學教英語，月工資32元，他勤奮工作，農村條件艱苦他也不怕。1978年12月，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正式啟動，4個月後，畢朔望給徐存堯寫信，問他能不能為人民出版社編一本紀念白求恩的畫冊，出版社不能付他工資，隻能等到畫冊出版後再給他錢，畢說，這是徐打回北京的敲門磚。徐辭去中學工作，1979年4月28日回到北京，畢安排他跟國際書店的一位工人住在一起。與編輯見麵後，他就在這個屋子裏開始工作，感覺自己又回到了文明世界。翻譯工作完成後，畢朔望又介紹他到文化部下屬外文出版社的一個英語班當老師。畢夫人，說服了外交部黨委書記，在部裏正式宣布，徐存堯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畢夫人能這麽作，還是依賴周恩來的威信。徐被捕後，一次在瑞士大使舉行的宴會上，周恩來向禮賓司的負責人問徐存堯在哪裏，知道情況後周總理說，“你們怎麽能這樣對待徐存堯呢？”1979年，禮賓司領導給外交部寫材料，證明了周總理說的話，但是外交部還是不願意冒這個險給徐存堯徹底平反。畢夫人又去遊說外文出版社的社長，社長不願給徐轉正作為正式職工，隻能雇他作為臨時工，從1979年9月開始，每月60元工資，比他22年前在外交部的工資少了10元。
第一學期，徐存堯還不太自信，當他解釋不清楚“as”的用法的時候，感覺很丟麵子，他幾乎要辭職，但是學生們喜歡他的教學方法，在第一學期中間，學生們說服出版社社長，把徐存堯的戶口從縣裏轉到北京。然後學生們又幫他買衣服，幫他恢複自信。一天，他在抽屜裏發現了一顆皮蛋，有人對他有意思了。徐存堯此時名義上仍然是個罪犯，但他漸漸重新拾回作正常人的尊嚴。不久他了解到，他的一名學生，叫劉金鳳（Liu Jinfeng，音譯），是名土耳其語翻譯，喜歡上了他。劉離了婚，有兩個女兒，此後經常讓她女兒給徐送吃的，還邀請徐去她家玩。在畢朔望的催促下，1983年5月，徐與劉結婚了，畢朔望把自己的家讓徐劉住，自己住到作協宿舍去了。劉金鳳家裏是印尼華僑，響應新中國號召，1957年讓劉金鳳回國，（後來劉的遭遇不用多說了）。
家庭安穩了，徐存堯又開始想象，如果自己沒有被捕，現在他會是什麽樣子。朱啟禎，1989-1993年駐美國大使，當年徐存堯在禮賓司工作時，還是個外交信使；徐的另一位同事，當過駐西班牙大使；還有一位當年比徐級別低的同事，已經成為外交部副部長。徐並不後悔，他的哲學是，不要為過去後悔，不要夢想未來，關注眼前的現實，往回看是沒有用的。當年迫害他的人，不過是工具而已，很多人自己也是受害者，把徐的案子交給公安局的副部長，後來文革中被紅衛兵打死了。徐存堯和他全家開始了新的高品質生活，他妻子女兒用上了高級護膚品，到友誼商店買東西，徐抽萬寶路，三五牌香煙，穿箭牌襯衫，定製外衣，牛津皮鞋。徐說：“頹廢的生活在繼續，這才是上海人的生活！”徐的生活方式，還得到官方肯定，1992年，國務院表揚他，稱他“是一名專家，對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他送繼女去美國留學，畢業後在美國工作，並與1993年拿到了綠卡。1995年徐存堯提前退休，之後為紐約的彭博商業新聞當記者。
今日的徐存堯，仍然喜歡儒家學說，但他把現代化與儒家傳統相結合，並且毫無疑問注入了他自己人生經曆的體驗，他不是那種對上級唯唯喏喏的傳統文人，他說他過去沉默了太多年，現在要捍衛自己和家人的權利。一次他的工資單上差了一毛錢，他聲稱要辭職，直到領導道歉才完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