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故事（二）

徐存堯知道母親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絕。不久後，徐被移送北京第一監獄，條件比拘留所好，他們11個人住一個號子，還可以看電影和犯人自己編排的娛樂節目。徐除了參加糊火柴盒的勞動外，時間主要花在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過了不長的時間，檢查院的人跟他說，外交部對他還是寄予希望，希望他能悔改，並且不要把專業--英語忘了。說他很可能被判兩年，一旦定罪以後，會允許給他從外麵帶英語書進來。可惜不久反右開始，犯人的定刑也變得加重，一個小偷本來可以判兩年的被判了五年，徐的審判很簡短，外交部也沒有派人參加，因為徐本人已經全部交代了，所以事實清楚。當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時候，徐並沒有特別意外，本來他以為會判更重，他想，十年後我才32歲，還是年輕人。

判刑後，徐和其他犯人被送到東北中蘇邊境的興凱湖農場，在這裏，徐意識到，他今生不會離開勞改的環境了，哪怕刑滿，他也隻能在勞改農場工作，成為所謂的二等公民。1958年開始，犯人的飲食開始配給，還要去挖河道，徐存堯身體變得越來越弱。犯人中，很多是工人農民，徐跟他們比起來顯得笨手笨腳，不會幹活，於是領導分配他去幹比較輕的勞動，但是他所在的小隊的總工作量不變，這樣，其他犯人就責怪徐存堯影響了整個小隊的進度。徐也越來越絕望，他決定冒個險，給以前的一位外國朋友，北京印度大使館的三秘寫信求救，讓三秘告訴大使，如果大使跟中方替徐求情，也許中國方麵能給外國人一個麵子，減輕徐的刑期。監獄裏犯人寫信都會被檢查，所以徐讓一名就要刑滿出獄的犯人幫他帶信，他以一件母親為他作的狐皮大衣為報酬。但是，就在那名犯人出獄前，徐發現那封信和他非常珍愛的一支派克金筆都不見了。徐存堯被關入禁閉室，四個月後被放出來，又被要求寫坦白。1958年底開始，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已經開始顯現，犯人的糧食配給也開始減少。幸運的是，1958年12月某天，監獄的一位官員葉長青（Ye Changqing）把徐存堯叫到辦公室，讓他擔任監獄的會計，現任會計原是北京飯店的警衛，因為開槍誤殺某人被判了兩年半，現在期滿釋放了，所以要再找個會記。這個任命有著Joseph Heller小說似的諷刺意味（22條軍規？），一個因挪用公款的犯人來當會計。除了管錢，犯人的食物配給和給在外麵幹活的犯人送飯也歸他管。1959年，三年自然災害開始，雖然農場豐收，領導還是開始把糧食與槐樹葉混著做飯，犯人有不少得了水腫。徐說如果他不是管食物的話，可能他就死於那段時間了。也是因為食物缺乏，為了爭奪有限的食物，犯人之間開始互相告密，徐存堯說，直到今天，他都不信任中國人，也不會向任何人敞開自己的心靈，就是那時養成的。 “你周圍的人正是你最危險的敵人”。

1962年早期，徐聽到消息，中蘇關係惡化，因為勞改農場靠近中蘇邊境，上級準備把曾經掌管過機密文件的人送回北京，以免他們落入蘇聯人手裏，他感到了一點希望。到了4月，監獄讓他辦會計交接，然後真的，他與另外13名犯人被送往北京！在火車上對他們的監管也鬆了很多，徐存堯對自己居然能度過了這幾年的生活感到幸運。他想起了小說《牛虻》裏主人公在獄中寫給情人的詩：【隨便翻譯的，沒有參考中文版原書】

那時的我         Then am I

一隻快樂的虻   A happy fly 

或者活著          If I live

哪怕死去          Or if I die

徐存堯說，他自己就象一隻蒼蠅一樣，無法控製自己的未來，所以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不去管明天，管好當下的事。他們被安置在北京郊區的一個監獄醫院裏。徐甚至覺得此舉有點詩意，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問題是思想上的問題，是來自上海的國際化思想與中國傳統衝突所造成，所以應該由一個心理學家而不是勞改隊解決。到醫院的第二天，給他作檢查的醫生看到他的名字後問他，“你以前是外交部的吧？”原來這位醫生本人曾是駐巴基斯坦的三秘，因為貪汙被判了兩年，妻子被送到大慶。北京監獄認為象徐這樣在北大荒幹過苦活的一定身體很差，26歲的徐實際上很健康，但他利用這點關心，給自己找了個閑差，就象小說《飛越瘋人院》裏描寫的那樣。他被派去當護士，把藥名的拉丁文翻譯成中文，開藥方等。他還負責給犯人寫病曆，管理食物配給，他可以自由地在醫院裏走動。那位醫生，經常給他從城裏帶點心和香煙。徐說，他倆渡過了一段美好時光。

輕送的工作，讓徐又憧憬起失去的優雅生活，一天，在菜園裏除草的時候，他聽到一位員工哼起了《卡門》，這是他四年裏第一次聽到西方音樂，他靠在鋤頭上聽呆了，對過去禮賓司官員的生活的思念湧上他的心頭。他給韓敘寫了封信，某個星期天，在一個月兩次的家屬探監的時間裏，徐存堯被叫到會見室裏，韓敘坐在那裏，兩人談了約15分鍾，韓敘對他說：“我聽說你在東北的時候，沒能改正自己的缺點”，他指的是徐試圖與印度外交官聯係，“我希望你能徹底改造自己。”話雖這麽說，韓敘能來看徐已經是很有勇氣的了，也說明他關心徐，幾年後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攻擊韓敘，沒有得到部裏批準就去看徐存堯，沒有跟犯罪分子劃清界線。

不久後，徐存堯和其他十幾個犯人被分到走廊盡頭的一個房間，監獄方要求他們互相不許交談私人的事，但是不久後，大家都知道各自的情況，其中一位是公安部的，他未經批準給南斯拉夫大使館寫了一封信，在受審查時，他搶了一輛吉普，直到沒油了才投降。還有一人是賀龍的前司機。組裏還有些人是學者，有一人是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專業畢業的，徐在這種環境的激勵下，認真學習辯證主義，唯物主義理論，還記筆記。

1966年文革開始，徐存堯越來越期待著期滿釋放，他經常作夢，夢到自己回到過去的那種生活，還夢到韓敘開車來接他回去。在他期滿的時候，監獄裏隻是讓他換了個屋子，他並沒有能離開監獄，隻是變成了監獄的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