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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1960年代加拿大記者印象中國(續)

(2016-04-13 12:37:16) 下一個

  當中國領導人對亞非領導人施展他們令人印象深刻的友好感情時,他們會發表響亮的關於友誼,平等,主權和不幹涉內政的講話,但是中國在亞洲非洲的行為卻常常暴露這些感情的虛偽性,這很難不讓人覺得,即使今天,中國還是把這些來訪者當成是進貢的臣屬之國。當西哈努克王子每年到北京朝奉,讚揚中國的成就並向中國表忠心,這種傳統的模式很明顯。
當中國要拒絕某些與中國有爭議的國家或個人的交往意圖的時候,傳統模式也會表現出來,舊的傲慢會以他們語言裏的粗魯的暴力來表達。當中國拒絕欲尋求越南問題和平解決的前英國外交大臣高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的簽證申請的時候,人民日報宣稱,中國向他關上了大門。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則被告知,北京不歡迎他,“顯然,他敲錯了門。”在討論向安理會提交所謂新殖民主義國家馬來西亞問題時,中國說:“這就像在你頭上拉屎,同時把刀對著你脖子。”赫魯曉夫被稱為小醜,威爾遜(英國首相)是蠢貨(nitwit),其政府是美國心甘情願的皮條客,林登約翰遜是傻子(driveler),新的蘇聯領導人則是“魔鬼”,一小撮“可憐蟲”(wretches)。
  中文專家為這些過激言辭辯解的借口是,中國文學傳統之一就是在表達某種心情的時候,傾向於加重語氣,這類激烈的詞語不能按字麵去理解。但是另一方麵,一位來訪的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人民日報的一位編輯,他得到的回答是很真誠的保證,這些侮辱性的語言不是隨便挑選的,而是經過認真的討論,這些形容詞有很仔細排列的等級,“比如,我們決不會稱英國首相是‘匪徒’,那個稱呼是專門留給美國總統的。”
  我懷疑,這種粗魯的語言的最好解釋,還是出於同樣的優越感,對於蠻人,自然應該用野蠻的語言。1844年廣州的一些橫幅就能說明問題:“我們的恨已經白熱化,假如我們不徹底消滅你們這幫豬狗,我們就不是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我們一定要殺死你們,割你們的頭,把你們燒成灰燼,剝你們的皮,吃你們的肉,讓你們知道我們的厲害。”
  “我們可以使用文明語言,但是既然你們這些禽獸不通文字,因此我們隻能使用粗俗語言來教訓你們。”
  直到1965年初期,中國似乎在爭取亞非世界和共產黨國家領導人的活動中,取得了一個勝利又一個勝利,共產黨國家還未從蘇聯赫魯曉夫突然下台(這映證了中國很久以前的一個預言)的震蕩中恢複,傾向中國的黨派不斷增加。原子彈爆炸和早先周恩來總理在非洲的成功巡回訪問,都似乎在顯示中國就要把亞非國家聯合成一個軍事集團,這個集團在北京的領導下,要與美國和蘇聯對抗。
忽然一下,天塌了下來,1965年接下來見證了一係列的倒退,阿爾及利亞Ben Bella倒台,第二屆亞非大會的失敗,周恩來後來的不成功的訪問,以及非洲領導人對發動革命的反感,印巴戰爭中中國的錯誤幹涉,印度尼西亞親共力量的失利,以及與古巴的分歧。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中國共產黨出於守勢,而蘇聯在新的領導人表現出比赫魯曉夫更明智的舉措之後,爭取回來失去的陣地和失去的盟友。
  關於這些失利,有很多理由,包括美國在越南打下去的決心(這至少顯示美國並不一定是北京宣稱的紙老虎),和莫斯科更加熟練的戰術。某種程度上,也要把中國在亞非地區的太直接了當的方法考慮進去,比如,周恩來經常被重複的說法,“非洲的革命形勢已經成熟”,這句話甚至讓肯尼亞的老革命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都覺得不安。中國的損失,部分來自於他們缺乏外部世界的經驗,除了周恩來和陳毅,最高領導人中幾乎無人到過比莫斯科更遠的地方,還有部分原因是海外外交官其他工作人員的錯誤報告。中國人在海外過著孤立的生活,很少離開他們的住處。值得懷疑的是,來自外國的中國外交官的報告,可能在模仿前朝欽差大臣和其他地方官員的的先例,他們總是隻說天子想聽的,而不是實際發生的,害怕引來龍顏震怒。
但是,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失利似乎還與中國傳統的對外部世界的觀念有關聯,中國人在曆史上從來沒有與外人合作的框架。曆史上,他們隻知道一種外交關係:向北京進貢的臣屬國,他們習慣於一次隻與一個國家打交道;即使在今天,除了國慶節,中國官員參加外交聚會的一個約定俗成的規則是,他們隻參加沒有第三國人員到場的聚會,如果某位外交官打破了這個常規,他會發現他的中國客人悶悶不樂,以後也幾乎不會再接受他的邀請了。
  中國人不習慣於有來有往的合作外交,他們最高興的似乎是類似於西哈努克親王那樣的符合傳統模式的國家首相。當他們救世主式的共產主義爭取主宰亞非和共產黨領土的時候,他們不願意折衷他們的好戰教條,也不能接受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一心想把任何聯盟變成接受北京領導的君臣關係。
  與蘇聯的關係肯定也是如此,在他們28年的權力爭鬥中,中國共產黨從俄國人那收到的幫助微乎其微。更關鍵的是,他們經常發現自己的利益被斯大林出賣以達到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剛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在1949-1950年期間把自己的命運與蘇聯聯係在一起,是因為從經濟需要出發並考慮到大多數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敵意,他們那時沒什麽其它選擇。
  有意義的是,這是曆史上中國政府第一次選擇這樣的聯盟,隨後的事件並沒有給中國人太多理由,來證明這個實驗的合理性。從一開始蘇聯方麵的經濟軍事援助的條件就很苛刻,當中國被迫加入朝鮮戰爭(當聯合國軍向鴨綠江逼近,威脅到中國國家利益的時候),蘇聯僅提供了要價昂貴的武器和裝備,1958年的離岸群島(Offshore Islands,是指金門馬祖嗎?)危機中,蘇聯也隻提供無足輕重的支持。赫魯曉夫在美國戴維營與艾森豪維爾的會談中的表現,在中國人眼裏是嚴重背叛了中蘇聯盟。最後在1960年,蘇聯突然切斷了經濟援助,撤回專家,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打擊。
這個經曆,讓中國人不再對盟友存如何幻想。進一步地,因為他們的中央之國的世界觀,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肯定對在一個基本上是源於歐洲的蠻夷運動中處於從屬地位感到不自在。早在1920年代後期,毛澤東就很灑脫地不顧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和莫斯科的指示,堅持中國革命必須以農民為基礎,而不是城市無產階級。1949-51年期間,其他中國領導人宣稱毛澤東發展了馬列思想寶庫,中國革命而不是蘇聯,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真正模式。
  今天,這種中央帝國世界觀的心態,存在於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和亞非世界每一個激進戰略的背後。 一方麵,,中國領導人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的革命,沒有什麽外來幫助,他們衷心相信毛澤東思想豐富了馬列主義,為世界提供了一種不可避免的革命模式;另一方麵,他們也是懷有民族主義抱負的中國人,具有傳統的文化和民族優越感,和重振中央帝國雄風的決心,讓世界感受中國的威力。在與蘇聯的論戰中,中國一直遣責“大國沙文主義”,同時也表達了對平等互利原則的殷切期望。但是,越來越多的亞非國家從中國強硬外交的失措中看到好戰的共產主義與傳統的種族傲慢的雙重危險。
  盡管如此,要重提“黃禍”的恐懼是愚蠢的,要象某些西方領導人那樣談論中國的霸權野心也是可笑的。這類觀點僅僅是中國謾罵“美帝國主義”的翻版而已。對於西方來說,重要的是對當前北京的舉措中區分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成份,還要研究共產黨在實際中作的,與他們發出的威脅進行對比。比如,當中國宣布世界革命的產生,以及農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圍城市(西歐和北美)的時候,這並不是中國侵略或擴張的藍圖,雖然中國確實支持那些地區人民的革命運動。相反,這是以儒教傳統來表達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無論在實踐中是否可行,目的是影響其他人。另一方麵,當中國宣布,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他們對基本的一個民族主義的目標,在這一點上他們絕不妥協。
  關鍵是,要區分中國人所說的(非常強硬)和他們實際所作的(一般都很警慎)。1949年以來,中國人並不是特別激進或具擴張性。當他們使用武力(比如在朝鮮,西藏和台灣)的時候,都是在界定很清晰的範圍之內,而且僅僅是當他們感到他們的國家利益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的時候。中國人非常清楚他們自己的利益,這可以從他們一直以來對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香港(他們從香港賺取大量的外匯)的容忍中看出來,也可以從他們與非共產黨的巴基斯坦,柬埔寨或緬甸的友好關係中看出來。他們也非常清楚他們的經濟和軍事能力都是有限的。他們也許在遠境的外交關係上走了錯著,但是至少在邊境周邊,中國在使用武力上是很現實和克製的。
  如果說冷戰思維已經過時的話,同樣關鍵的是應該擯棄任何不現實的,對過去的中國的感情上的牽掛。美國領導人似乎尤其總是用共產黨陰謀的角度來評價中國,說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壓迫那些可愛的人民,人民的基本觀念還是反對共產黨的傳統儒家的孝悌,家庭責任和保守等特質。從某種非常真實的意義來說,官方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恰恰是中國所持有的“我們熱愛偉大的美國人民,我們反對狹隘的美國統治階級”這樣一種心態的反麵。假如對美國人來說,這種說法有點奇怪的話,中國人也會對林登約翰遜1964年的一個講話裏所謂“我們的老朋友,那些中國大陸上的智慧勇敢的中國人民”感到不可思議。

【訪問上海】
  就在英製勳爵飛機從雲層中下降的時候,空姐在告訴我們扣上安全帶後,開始了一段長長的宣講。“我們現在開始接近上海。這是帝國主義最早壓迫中國人民的地方。。。。”
  後來我的一位很熱心的翻譯給我指點那個公園,就是號稱掛有臭名昭著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招牌的公園(一些老人堅持說真正的牌子上的文字並沒有那麽顯白)。翻譯還很肯定地說,解放前,沒有中國婦女敢於在夜裏到外灘散步,因為害怕被喝醉的美國水兵強奸。
  (上海)變化最明顯的莫過於寬敞的外灘上四層樓高的世界最長的酒吧裏的吧台。曾經是上海超級私密的上海俱樂部,銀行家,外交家和其他東方精英聚會的最佳地點。今天,吧台(100英尺長)還完好無損,但是帝國主義分子已經被趕走了,這幢建築現在是中外海員交際處。


  革命早期,毛澤東和他的同誌們有一種強烈的浪漫主義特征,表現在他們遵循一種激進的言辭和簡單的生活的教理。他們開始的態度是自由主義,甚至可以說是波西米亞式的,1919年毛澤東的一篇批判包辦婚姻的文章中,他向“自由戀愛的浪潮”致敬;1927年,毛澤東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中描述他老家農民的習慣時寫道:“他們也享受相當大的性自由,在貧農中,三角戀和多重關係幾乎是普遍現象。”但是今天這些段落都被從毛澤東選集中刪去了。中國領導人現在不是鼓勵性自由,而是命令壓製和淨化這種衝動。
【婦女】
  那些穿著毫無體型可言的婦女似乎是奧威爾小說中反性聯盟的成員,否則還能怎麽解釋對她們可愛的,漆黑烏亮的頭發的毀傷?要麽剪成最簡單的短發,或者收在從寬鬆的帽子裏搭下來的馬尾辮裏。婦女穿著跟男人一樣,走路也象男人,有時你隻能從馬尾辮上分辨男女。一位亞洲來訪的貴賓對此感到震驚,不禁問道:“你們對婦女的乳房幹了什麽,把它們都剪掉了嗎?”當然,這樣說不公平,因為中國女孩子的哺乳器官的發育本來就不顯著。很多外國人關於中國女性的概念來自古代畫卷上的柔軟的美人,京劇中服飾豔麗的女英雄,或是香港新加坡套在絲綢衣服中的吧女,這種觀念即是浪漫的,也是不現實的。
  在長春,中國的第二大電影製片廠,我遇到了中國的影星,她名叫金迪,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微笑,卻穿著鬆鬆垮垮的罩衫長褲,看去和其她中國姑娘一樣。遠不像西方影星的那種奢侈誇張的生活方式,她剛剛從一個很貧困的農存生活了六個月回來。我向她描述了西方影星,比如伊利薩白泰勒,出去會被粉絲包圍,金迪漂亮的臉上帶著一絲厭惡的表情聽著。。。。
【在北京大學宿舍裏,作者采訪6個男孩女孩】
  我說,在西方本科大學生在約會上花很多時間,你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
  他們說他們知道約會,一位最安靜也最嚴肅的男孩說,實際上,如果他們想約會的話,他們可以約會。
  “約會的兩人會被別人嘲笑或被處罰嗎?”
  他很肯定地答道:“不會!”
  但是其他人說的有點不同,另一名男孩說:“我們不約會是因為我們要節約我們的精力。首先我們要有知識,然後畢業了為人民服務。”
  一位表情嚴峻,帶著眼鏡的女孩說:“我們住在這裏象兄弟姐妹一樣。”
  年輕的大學行政主任有點坐不住了,他發現我得到的印象並不全是正麵的。他對最漂亮的那位女孩說:“再怎麽說,我敢肯定你有一個秘密情人。”
  她睜著一雙美麗的黑眼睛驚歎道:“噢!”邊說邊晃著一條發黑如絲的馬尾辮,她看上去嚇著了,可是接著又咯咯地笑起來,但是什麽也沒說。這也許是真的,但她沒承認。
官方對約會持懷疑態度,因為這會讓年輕的同誌偏離無產階級道路。

  【結婚】不鼓勵貴重禮物,北京電台帶著讚賞的語調廣播了一個故事,說的是河南某婦女民兵營女民兵譚勘文的婚禮,勘文不要任何貴重的禮品,她隻要“毛澤東選集和一個痰盂,再要一枝木製步槍。”

  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能融通馬克思主義和馬爾薩斯主義,所以也就很少承認低調的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控製人口增長。在有一千萬人口的上海市,一個年輕官員向我保證,中國實踐上並沒有人口過剩。她的人口密度比英國和很多其它西方國家要小很多,而且在西北部地區,有很大的原始地帶可以容納百萬人口。他說:“我們鼓勵人口控製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告訴他們,兩個孩子是最理想的,再多就會影響母親的健康。”其他官員否認中國進口糧食--每年六百萬噸以上,因為人口增長的需要超過了國內糧食供應。官員們說,對於中國來說,進口小麥,出口大米更劃算,因為大米比小麥貴將近一倍,而且,進口了小麥,人民公社就可以將更多的土地用於種植棉花,這是他們最賺錢的作物。

  【歡迎外國領導人(蘇丹的伊布拉罕阿布德)】我們到達機場的時候,時間還早,這是一個新的,米黃色建築,龐大而又空曠,跟西方機場那種通常的擁擠和吵鬧相比顯得沒有生命力。
中國領導人出現了,我幾乎伸手就可以碰到隨便哪一位,我對安全措施的缺乏感到震驚,尤其是與西方保護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的那種橫掃一切的舉動。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國領導人不怕暗殺,敢於無所畏懼地在他們的人民中來去。如今我還是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而在那時我很快就意識到,防範措施其實是存在的,不久我就看到了陪伴領導人的便衣警察(不管怎麽樣,警察總是看上去像警察,無論在哪個國家)。與禮賓官員一樣,這些警衛人員熟悉每一個在北京的外國人的麵孔,所以很容易發現不善來者(雖然有一次我們把一個好奇的瑞士遊客偷偷帶入機場的記者區,他距周恩來和柯西金總理隻有一口痰的距離)。在阿布德將軍沿著外交官的行列走下去的時候,我注視著站在一起的中國領導人,劉少奇直直地站著,僵硬,麵無笑容,很鎮定的形象,與他的名聲很一致,嚴厲,沒有伸縮性的意識形態主義者;周恩來則顯得生動得多了:他的濃眉下的表情不斷變化,他的目光射向四方,我看到他的腳在跟著樂隊點著拍子。
  這套儀式幾乎從來不變,隻有偶爾的某位來訪總統或總理受到比全套禮儀要少的歡迎,縮水的歡迎儀式,總是意味著某種政治上的區別,有經驗的北京觀察家們學會了通過在林蔭大道上歡迎隊伍的長度和第一次國宴上菜的盤數來預測政治氣候。在中國媒體上公開出現攻擊持中立態度的老撾首相Souvana Phouma親王之前很久,就有跡象北京方麵已經不再支持他了,當他在1963年初訪問北京時,通往機場的道路上沒有歡迎人群,當晚宴會上隻有五道菜,還沒有魚翅湯。
  任何領導人,除非是超人,都不可能沒有一點虛榮心,所以麵對這種盛大的歡迎儀式,都不會無動於衷。當他從機場出來,就在將要轉上寬敞的林蔭大道的時候,他看到的第一個景象是他自己畫像的巨型牌子,約莫30英尺高,而且總是畫得很象。再過去5英裏,歡迎群眾的喊叫聲還未消失,當他的車拐進國賓館的車道的時候,他注意到的最後一件事是另一個畫像,甚至比第一個還大。毫無疑問,他會看到當天北京的報紙,每一份的第一頁,左上角都有他的照片,還有社論用誇張的語言大唱他的讚歌。除了個人虛榮心之外,對於任何領導人來說,在世界上最大國家的首都被如此大規模的歡迎,受毛澤東接見,不斷被告知億萬中國人民是他的堅強後盾,可不是件小事。對於某些非洲小國的領導人來說,尤其如此。這些領導人可能之前在白宮或白金漢宮受到過敷衍了事的歡迎。事實上,很多亞洲非洲領導人私下很真誠地說過,他們以往從來沒有如此深深地被感動和感激過。很多人還坦率承認,他們希望自己國家的人民也能具有這樣的訓練和紀律。
  從實用角度來說,一個來自美國或蘇聯的大型援助項目抵得上成百個這樣的歡迎儀式,尤其是,中國無法提供可與之匹敵的項目,即使是中國提供的小型援助項目,也經常出現困難或者不能按時交貨。他們也知道,中國所宣稱的所謂後盾,往往隻是袖手旁觀。亞非國家中關於中國支持顛覆活動的反感也在增加。盡管受到熱烈歡迎,每一位民族主義的領導人都知道北京打算以本地的共產黨來推翻他的政權。但是,諸如此類的想法都被北京機場跑道上的歡迎儀式掃到角落裏去了,低估北京方麵嫻熟地操縱百萬民眾對來訪領導人所施加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的得分,是很不明智的。 到了後來,共產黨政府的群眾掌控技巧更加完善之後,他們把人民的海洋整編成我所見過的最驚人的遊行。
  一次遊行之後,兩名西德記者就他們的觀感爭了起來,每個人都承認有一種特別的感受,都聯想到希特勒在紐倫堡的集會。其中一人痛恨所以的集權體製,他說他對這樣巨大規模的活動感到害怕和厭惡,另一人對中國比較同情,說這與希特勒的遊行示威沒有可比性,因為北京的遊行更加放鬆,更少暴力傾向,還有女性參加,似乎並未顯示特殊的民間神秘色彩的感情暴發。隻有一個習慣於最嚴格和經常的管控的民族才能完成這樣的技藝,我相信,這一點是從這種令人難以置信,印象深刻的遊行中得出的主要結論。
  從巴黎到雅加達,我看過很多情緒激動又憤怒的暴亂,相比之下,北京的抗議活動雖然也是大規模的,還有軍事化傾向,但是實際上並不比一次周日教會學校的野餐更加過火,我發現示威者們很放鬆,沒有脾氣。對大多數人來說,喊口號,揮拳頭隻是他們早就習慣的一個例行活動,大多數人是青年人,我懷疑他們對能逃離日複一日單調沉悶的常規而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感到高興。
  中國人有一種相當成熟的公關意識。他們知道他們的抗議示威活動雖然不能給居住北京,對此早已習慣的外國人有什麽觸動,但是卻能在世界上占到頭條新聞。最主要的,他們給人一個印象,中國在危機中積極活動,因此他們印證了中國已儕身大國行列的宣言,他們要在每一個重要對抗中讓人聽到並注意他們的聲音。當然,這些抗議活動往往不過是中國試圖掩蓋其對最終結果無能為力的掩飾。這些抗議活動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它們越來越不吸引人,就象喊“狼來了!”的男孩一樣,相信的人越來越少。盡管如此,我懷疑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這些抗議示威,以及所有其它的大型群眾活動,都在國內政治上有重要意義。他們最喜歡的一個技巧是製造一種戰鬥氛圍,以此用不斷的鼓動來訓練他們的人民,在這一點上,他們遵守其它極權國家的模式。不管這些大型集會遊行對外部世界的效果如何,它們能鼓動國內人民,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政府的目標上,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轉移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的困難的抱怨。


【下麵的照片,來自另一本書:《China Hands: the Globe and Mail in Peking》,泰勒是該書的編者,書裏寫了曆屆環球郵報駐京記者的記錄,1984年出版】

書名頁。

難民進入香港前,等待麵試。

這是查理斯泰勒,從Shumchum過境進入中國,所謂Shumchum,應該就是深圳,60年代隻是一個村莊的規模。

紅衛兵在蘇聯大使館門上掛蘇聯領導人的紙象。

上,北京市民在故宮附近讀大字報,下是北京的遊行示威

1960年代,中國和英國發生過外交糾紛,中國使領館人員與英國警察發生衝突,有中方人員被拘留,於是中方采取報複行動,除了人民“自發”遊行示威,抗議英國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外,中國方麵軟禁了英國駐京記者Anthony Grey,這是Grey在其北京住處門外。Grey後來寫過一本書,我前麵的博文曾提及。有意思的一位衣著老式的中國老人柱著拐杖,創入鏡頭。

這是比較和平的景象,鄧小平和李先念,時間是1970年代鄧小平複出後,看樣子應該是在機場等待歡迎外國領導人。

不用多解釋,周恩來總理歡迎你克鬆總統,後來是應該王海容,不象唐聞生。

比較生活化的鏡頭,加拿大激進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領導Robert

 Stanfield訪問中國時在定製一件中山裝(Mao's suit),兩口子似乎都挺大年紀了,太太背有點駝了。

又是一張有意思,不過是政治意思的照片,左起,康生,原圖英文說他是中國的貝利亞(還有人記得貝利亞嗎?蘇聯的希姆萊,斯大林的打手,屠夫),周恩來,陳伯達,姚文元(英文說他是毛澤東的女婿son-in-law,顯然搞錯了。1970年代中國有很多小道消息,但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說法)

華主席,汪東興,這應該是1976,1977年前後的照片。

英文說是軍人在天安門廣場準備參加毛澤東的葬禮。但是為什麽都沒戴黑臂套呢?另外,正對鏡頭的女戰士,看著象是在微笑。

書中環球郵報駐京記者名單:

Frederick Nassol,1959-1962

Charles Taylor, 1962-1965

David Oancia, 1965-1968

Colin McCullough, 1968-1969

Norman Webster,1969-1971

John Burns, 1971-1975

Ross H. Munro, 1975-1977

John Fraser, 1977-1979
Bryan Johnson, 1979-1981

Stanley Oziewicz, 1981-1983

AllenAbel,1983 -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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