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悲傷和勇氣- by 許知遠
去年8月到9月,我與幾個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線是不確切存在、卻充滿了象征意義的。從黑龍江的愛暉出發,一直到雲南的騰衝。在地圖上,這是一條斜線,一位叫胡煥庸的人口地理學家在1935年創造了這條線——愛暉—騰衝線,它也被稱作“胡煥庸線”。以此線為界,約有94%的人口居住在約占全國土地麵積40%左右的東南部地區,6%的人口居住在60%左右的西北部地區。
出生於1901年的胡煥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後在東南大學和巴黎大學接受教育,像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他學習現代知識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也被當作拯救古老中國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國家,你能夠幫助她嗎?魯迅不是在1927年說我們是“無聲的中國”——“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這些應說的話……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胡煥庸相信人口與地理是了解中國的重要角度,地圖上這條斜線不正說明了為何中國是如此的擁擠,人口的壓力這樣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於我們對現實的判斷,也能從我們昔日的經驗中獲取某種精神與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語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的寫作《吾國吾民》——中國曆史悠長,曾經無比輝煌,也有很多弱點,但它充滿了韌性,總是能從挫折中複原;所以曆史學家雷海宗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完成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將1937年的抗日戰爭,比作將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戰,上一次戰爭標誌著中國的再生,以南方為代表的新文化主導了中國,而抗日戰爭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他多少相信這次戰爭是一劑瀉藥,幫助中國擺脫痼疾,重新獲得勃勃生氣。
這些片段總是讓我動容。他們讓我看到了一個國家、一代人在麵對巨大挑戰時所做出的反應的熱忱、豐富與深沉。他們的洞察力超越了時間,以至於70年後,仍滋養著新一代人。
今天,盡管經過多次移民,我們的人口分布仍遵循著胡煥庸線的劃分,而70年過去了,沒有著作比《吾國吾民》更誠實與美妙的解說中國,其中很多判斷似乎是為這個時代而作。
地圖上的斜線,不可能成為真實道路。我們的旅行大致沿著它進行,乘坐長途公共汽車我們經過東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濃重的煙塵中穿行,在秦嶺中繞來繞去後抵達了風物不同的漢中,然後從川北的綿陽到成都平原,最終進入雲南……我們路過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談話,我迅速忘記了試圖通過這條胡煥庸線來了解中國本質的宏大願望,但是和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觸,卻帶給我某種更細微的觸動——他們每個人都經曆著時代的迅速變遷、種種的社會運動,20世紀的中國被各種災難與實驗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們必須頑強的在其中尋找平衡,為自己創造更大的空間。那個古老中國很多特性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他們勤勞、忍耐、富有韌性、隨遇而安,另一方麵,最近一個時期的氣質也改變了他們,他們渴望各種“新生活”、不害怕流動性,甚至膽大妄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這次旅行或許浮光掠影,觀察或許不夠深入,我試著打破在我的頭腦正在形成的某種僵化。生活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裏,你很可能被書籍、互聯網、咖啡館裏的談話所封閉起來。你以為自己無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隻是接受了某種狹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於沒有親身的體驗,你的知識與理解則流於抽象與蒼白;你或許有一個宏觀的框架,卻沒有細節可以補充。雙眼、雙手與雙腳的感受,與電子屏幕很不同。
一個人與一個國家的感情,不是來自於抽象的名詞,而是來自於具體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對往事的追憶。在很多時刻,一個人對於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為他曾愛上那裏的一個姑娘,他的年少時光是在那滴水的屋簷下度過的。也因此,每個人對於他的國家的感受也該是不同的,它既具體又複雜,或單純或濃烈,一個國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樹和她的樹葉,樹葉吸收類似的養料,樹葉的形狀相像,卻永遠不會有相同的兩片葉子。
二
綿陽的北川縣是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記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縣的縣誌辦公室內,和一位縣誌編纂者的閑談。那是個氣氛沉悶的辦公室,有著典型的機關氣氛,黃色的寫字台,綠色的文件櫃,鼻梁上架著眼鏡的年輕文員正安靜打著字。那位縣誌編纂者——真抱歉,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則和我們談著北川縣的變遷。他就是那種我在旅行中經常遭遇的中年地方知識分子的模樣,一開始羞澀、謹慎,但當談話展開時,逐漸變得興奮、並對自己的知識充滿驕傲。他說起了自己如何在紋革之後考上大學,如何放棄了在綿陽中學教書的好機會,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剛剛編輯出版的厚厚的地方誌,似乎是對他被迫偏安這種小縣城的境遇的某種補償。在談話時,我偶爾向窗外看去,幾個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們的藤椅和她們的年齡一樣老。然後,這位業餘卻熱忱的曆史學者,還帶我們到辦公室對麵的新政府大樓的廣場前,一座大禹的銅雕像正矗立在那兒。這是座新的縣城,帶有中國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價的簇新,看不到曆史的痕跡。
和途經的很多小縣城一樣,我覺得自己可能永遠不會再來了。但是5月16日的下午,我又來了。
在從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我想起這位喜好寫散文、讀曆史的仁兄。在途經安縣時,我們的車被攔下。攔車的是一對中年夫婦,男人穿一件深藍色的外套,小平頭,而女人則是碎花紫色底的襯衫,腦後紮著馬尾辮。他們的表情既平靜又焦灼,黑黑的皮膚上皺紋深深。我不能完全聽懂他們的四川話,大意是,他們住在北川縣的一個山裏村莊,地震發生後,他們被轉移到綿陽的體育場。但是,他們的18歲女二是正在北川中學讀高二。昨天,他們找遍了綿陽的醫院,不管是生者還是死者的名單中,都沒有女兒的名字。現在,他們想到北川中學的現場,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說到女兒時,中年女人平靜的麵孔突然扭曲起來,她開始哭泣。但哭泣的時間持續的很短,隨即轉為平靜了。一路上,她的臉上毫無表情,一言不發,眼睛隻是盯著遠方,迎麵的風吹來時,她的眼睛眯起來。
通往北川的道路擁擠異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車,徒步向上走。最終,我們抵達了北川中學。進入用黃色瓷磚砌成的窄窄校門,我們看到了一片忙碌與混亂,連成一片的藍色帳篷,綠色的軍人、白色的醫護、橙色的消防隊員、深藍色的專業救護隊,還有各種顏色不等的受傷者、誌願者……它也是北川縣的救災指揮中心。
校園中心是一大片廢墟,4天前,它還是一座6層高的樓房,一群少年還在它前麵的操場上嬉戲。如今,五台吊車正巍然矗立在那裏。我走到廢墟的邊緣,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塊上,發現在灰色的硬梆梆的碎片之間,是各式各樣的課本。“優化的設計”、“思想品德課本”、“中國曆史填充圖冊”,我不知道如今課本已是這樣的大開本的。有兩隊救援者正在忙碌,一個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圍觀者散落在周圍,他們中的很多是在等待廢墟下的親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現。人們都帶著口罩,既是為了過濾掉灰塵,更是為了隔離蔓延在空氣裏的屍體的腐臭。
距離地震已超過96個小時,也就是幸存者生還的可能性已迅速減小。救援者的動作緩慢,如果你在現場,就會發現在水泥板中將一個人救出是多麽的困難,大型機械經常幫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難與緩慢。我的同事在一個廢墟中心處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屍體,柔軟的肉體被包圍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隊夫婦,他們也徒步走上來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臉茫然。他們那樣無助的看著廢墟,他們該向誰去詢問,我的女兒在哪裏?她在廢墟下?還是已被收走?現場混亂,被挖出的屍體麵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是那麽多,誰也幫不了他們。
我身旁,一個穿著淺綠色的T恤、瘦瘦的小夥子摘下口罩,問我是不是記者,然後突然開始給我講他的故事。四年前,他畢業於北川中學,現在綿陽的一所大學裏讀書。他的父親被埋在縣城裏,生還無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沒了”,他突然感慨說,“從幼兒園到高中,不知以後怎麽辦。”
從北川中學出來,延盤山公路而下。從山上滾落的巨大石頭不斷出現在眼前,從它們旁邊繞過時,令人不寒而栗。遠遠的我開始看到縣城的廢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積木。路上,是形神渙散的災民,他們正趕往北川中學附近,然後等待被運往綿陽。還有一小隊一小隊的軍人,他們年輕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著老人,或抱著走不動路的小孩子。
當我走到縣城時,遠望像是倒塌的積木的房屋,甚至開始變得更不真實了。它是意料中的麵目全非,但是當它真的擺在眼前時,仍有一股超現實的味道,它們的大部分隻能看到殘餘的一角,或幹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亂的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對完整的樓房則大角度的傾斜著,保持著暫時的平衡,仿佛一陣風吹來,它們就將轟然倒塌。到處都是巨大的黃色山石,在其中的一個下麵,我看到了壓成了片狀的汽車,另兩個巨石之間的微小縫隙裏,是一個小孩子的腳,上麵是紅色的小鞋子。在縣城中心的北川中學新校區,則完全看不昔日的痕跡,上麵堆了一層又一層的巨石。唯一可見的是仍舊飄揚的國旗、一個歪斜的藍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去年8月我走過的街道早已難辨。最終,我找到了那個下午聊天的辦公室,它已嚴重坍塌。而在它對麵的嶄新的縣政府也隻剩下廢墟了,廣場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舊昨日的堅毅神情。廣場上礦泉水瓶、廢紙、各式垃圾、還有帶著血色的棉絮——它是用來裹屍體的。“昨天,這裏排著幾十具屍體”,一個攝影記者走到我身邊說。
縣城空空蕩蕩的,散發出一種巨大的悲痛和疲憊之後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個方向,偶爾有一具屍體被抬過,一位消毒人員正在上麵噴灑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營救,但是一種巨大的無力感在空氣裏飄蕩。人們擔心不遠處的堰塞湖可能會崩潰,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地方誌的作者的蹤影,也不知道他日後的繼任者該怎樣記錄北川縣在2008年5月12日這一天?
三
自從5月12日以來,我的情緒一直在搖擺。一開始,我無意加入那個迅速蔓延的悲痛與同情的潮流,因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達和證明給別人看的。我甚至猶豫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是否應該立刻衝到一線,一方麵現場經常讓我感到無力,另一方麵我也警惕自己成為一名職業“經驗收集者”——看,在那個重要曆史時刻,我在現場。我像所有人一樣被電視畫麵與互聯網上的照片所觸動,卻不清楚我該怎樣理解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時,我已經聽說了很多關於災區的駭人場麵。我的年輕同事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麽多屍體。在深夜,他們坐在廢墟旁,看著少年們的屍身被一具具挖出來,排列在他們身旁,夜晚的空氣裏有濃重的腐臭氣息。
我不知道他們內心被怎樣觸動,這場景會對他們未來的人生路產生何種影響,這是他們一直歡樂、平穩的人生中遭遇到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這感受一定是複雜的,它不會僅僅是悲痛與同情……我記得5月15日的都江堰的傍晚,有著災後的寧靜,一個帶著口罩的女人麵對著一所樓房的瓦礫平淡的對我說,她的妹妹就在下麵,已經三天了,而救援隊暫緩了工作,看起來希望不大;而在另一處臨時帳篷旁,一家人興奮的給我們講解他們幸運的離開映秀鎮的過程,外公與外婆卻滯留在那裏,但他們說起親人,卻仿佛在說起不相幹的人;而隔壁帳篷裏正傳出的麻將聲……我們對於死亡有一種特殊的態度、甚至是豁達,在很多地區,除去顏色,葬禮和婚宴沒有太多的區分。不是說我們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民族,而是我們有自己的方式,這方式則與漫長的傳統、特殊環境有關。
對我而言,讓我心頭最為酸楚的,不是那廢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隻兒童的腳,而是那個前往北川中學尋找女兒的中年夫婦。他們的表情大部分時刻是平靜的,有一種在鄉村可以普遍見到的木然,那與艱辛、單調的生活有關。他們有大女兒在上海工作,北川中學的小女兒也在準備考大學。教育是他們改變生活境遇的最可依賴的方式。這對夫婦話很少,可能是過去兩天的焦慮已讓他們無話可講,也可能語言從來不是他們的表達方式。當因為封路,我們的車堵在路上時,他們一句抱怨都沒有,隻是那裏安靜等著。而到了現場,他們看起來那麽茫然、無力。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的普通人不就是以個體的沉默、忍耐來承受社會的變遷與係統的失效的嗎?
當我再度回到北京,通過電視機與網絡來了解災情時,對北川縣城與這對夫婦的生動記憶,開始被各種信息所衝淡與淹沒。在電視與互聯網上,那些畫麵依舊: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礫、綠色軍服的士兵、橙紅色的製服的救援隊、踴躍的誌願者、擔架上受傷者、溫家寶總理焦慮的麵容和動情的講話、還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場景與故事——一位老師用自己身體壓住四位學生;一位醫生一心在救助傷員、卻無力去尋找自己被壓在廢墟中的孩子……“眾誌成城”、“萬眾一心”、“心連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些口號,此起彼伏,還有在網絡上流傳的詩篇——如果它也被稱作詩的話——被一遍遍的朗誦。
災難的情緒進入人們的客廳,在餐桌上出現,在公司的格子間裏,在出租車上,飄蕩在空氣裏,人們的歎息中蘊涵著某種亢奮……它的高潮一幕在5月19日下午2點38分開始的全國性默哀出現。
那時,我在北京東區的萬達廣場,在林立的高樓中的空地上,來自一家證券公司的員工正整齊的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則散落在周圍。那種我很少聽到汽笛聲突然響起,所有人都沉默著,除去不遠處一個正在打電話的年輕人,他似乎對突然到來的聲響和人群的沉靜不知所以,尷尬的站在那裏,電話還放在耳邊。
3分鍾比我想象得更漫長,而且我感覺得到內心的某根神經被觸動。但坦白而言,它不是來自於對災難現場的記憶,而是來自於現場的儀式感——人們都安靜和猶豫,汽笛聲響又是那麽淒厲。我們是個喜好形式感、卻很少有儀式感的社會。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別人一致,你根據別人而調整自己,而儀式則試圖喚醒個人內心沉睡的一些情緒,你自發調整自己。
在5月19日—21日這三天的全國哀悼日,我心痛、無奈、幾乎有些憤怒的看著,這些人類的悲劇、很多人在麵對悲劇時被喚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開始被濫用與利用。
如果你打開電視機,會發現幾乎所有電視台——不管是中央台還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樣的地震新聞節目,所有的報紙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麵都是“國殤”、“天堂”這樣的詞語。而在人們的談話裏,“高尚情感”中開始不斷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萬美元,美國的50萬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國公司的“鐵公雞排行榜”、馮鞏比薑昆更慷慨——於是,那個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夠被悲劇蕩滌掉的無比簡單、功利與庸俗的價值觀,頑強的再次出現了。
與此同時,另一些亟待需要展開的事情卻遲緩未動。距離災難發生已經10天了,但政府與公眾的情感與理智似乎停留在災難的最初階段,甚至有一種更為集中和一致的趨向。
最初,我理解並深切的感受到這種情緒。一場重大災難,就像一場戰爭一樣,能有力的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突然之間,所有的階級、財富、性別、職業、智力、性格的差異都暫時消失了,人們感覺到空前的平等,也覺得自己是更大群體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找到了明確的歸屬感。人們拋棄掉日常的庸常、斤斤計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獲得了更大的意義。就像一位年輕記者在綿陽欣喜的發現了“災時的共產主義”。這種熱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難以長久,這並非令人歎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類特性。
而真正讓我憂慮的是,事情已持續至今,但所有的媒體卻開始用同一個口徑說話,而且所有的私人記憶都變得一樣,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國家真偉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動都可能變成了被形式化的集體行為時,所有對災難更寬廣和更深入的探討都缺席、隻有一種單一的悲痛,這樣的複雜的人群、複雜的社會麵對這樣一種複雜的情況時,所有人卻是“萬眾一心”……
這些傾向蘊涵著我們時代另一場嚴重的危機——我們情感與理智上的雙重匱乏。
我們都記得王小波關於芭蕾舞“天鵝湖”的例證,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複讓你觀看200遍,最初的美感會迅速淡化。同樣的,那些悲痛的災難畫麵、感人故事,經過60個電視台不間斷、不斷重複的播放,它也會讓人產生異樣的感覺。更何況,那些故事與情感的維度又是那樣的單一——總是悲痛感激與高尚,仿佛一個個豐富的個體,都被抽象成某種精神。
這種個人故事與記憶的被抽象有著顯而易見的後果——每個人、每種感情都是可以被輕易替換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種“勇敢”,那麽你可以尋找這個例證;那一刻需要的是“慘烈”,你可以尋找到那一幅畫麵……至於,這些具體的人是誰,意味著什麽,則反而可能被忘記。
這種抽象與被替換感,在普遍的公眾情緒中也是如此強烈。對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換成愛國主義,對於西方的蔑視,可以立刻變成“為祖國的崛起而讀書”,對於災難的悲傷,也同樣如此。在5月19日的默哀中,超過一萬名人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國!”,不是說,為我們的地區與國家打氣不對,而是對於死者的悼念與對國家的擁護不應該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對生命本身的敬意,它與其他因素無關。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既沒有尊重遇難者,也沒有尊重我們自己的內心。
如果這種替換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難以相信任何東西。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難以誠實的麵對自身是最初的肇始原因。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是一棵大樹上的樹葉,我們具有相似性,卻永遠不會出現兩片相同的葉子。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方式來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對於某一個媽媽來說,繁華的王府井是商業中心,而對於他的3歲小女兒來說,那裏則是一個到處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隻能看見好多大人的腿。
同樣,對於一個人的祖國,每個人感受也不同,表達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鴻銘通過褒揚孔子哲學、女人小腳和嘲笑歐洲人來證明中國的優越性,表達自己對中國的情感;而魯迅則是通過不間斷的批評,你能說前者比後者的更愛國,情感更深沉嗎?當中日戰爭陷入膠著時,你不能要求沈從文、林語堂,或是西南聯大校園裏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都到前線去;而今天風靡一時的作品《未央歌》,誰也想不到那是烽火歲月的記錄,對於鹿橋來說,年輕人的友誼、愛情和幻想,更重要……
這些感受與思想的不同,使我們的國家保持了豐富性,它既為現實生活提供了多種可能,也為未來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參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十年後(或許隻要一年後),倘若人們想要更多的了解2008年5月12日這場地震,他們能找到什麽資料——那浩如煙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淺層反應,普遍缺乏個體的獨特性與生動性……因為,人們不敢於、或經常忘記了誠實的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一個人對於別人的悲痛無動於衷,令人心痛,甚至可恥,因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個人假裝別人的悲劇就是自己的悲劇,用和別人一樣的話來表達自己的痛苦,那麽他同樣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虛偽又內心蒼白……
四
我不知道這些質疑是否不合時宜,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與感受。阿爾伯特·加繆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裏曾寫道:“如果一個人寫作隻是為了證明一切都搞砸了,那麽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寫作,就像其他藝術與思想活動一樣,應該給予人們以希望。但是,同樣警惕的是,我們該給予的希望,而不是幻像,前者激勵人們,後者麻痹人們。
這場地震既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但它同樣給予我們一次重新審視我們自身、我們的社會與國家的機會。人們對這場災難做出的反應,像是這個國家的巨大的橫切麵,從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們的麵臨的巨大問題,這些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這場悲劇也賦予了我們的國家、每個個人以某種新的情感資源,借助這種資源,我們可能打破昔日頭腦的禁錮,或是進行某種新的探索。
一個國家勇氣不是表現在,當他跌到時,立刻爬起來拍著胸口說——我沒事,我很堅強。而是他會思考,為何我會摔倒,如何能夠避免下一次,不因為同樣的問題再摔倒。這種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為正視的自己的弱點總是讓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作者的電子郵件:edmund.z.xu(at)gmail.com
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不過倒是聯想起早上看了文學城的這個新聞:四川省教育廳:初步調查校舍倒塌有五點原因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05/news-gb2312-614023.html
為什麽不對比一下沒有倒的牛校。俺不懂建築,不過這裏麵肯定有偷工減料的問題,可這裏麵根本沒有提到。
借你的寶地發發牢騷。
紅茶,嗯,親臨現場就是難做到冷靜。
歌兒,乖,你回去等哪天我有空寵幸你一回。目前打算寵幸punny了,她已經急哭了。
南山鬆,你別客氣。貼別人的文章最容易啦。:)
酷斃了
感覺到一種亢奮後的歎息
也許正像阿小名說的:“新聞是亢奮的,曆史是憂傷的”
我同意阿小名說的。
謝謝明亮的推薦.
明亮最差勁了,哪有自己把沙發坐了也不吱一聲的?害得我今天沒有承蒙‘雨露’。:D
看這篇文章有點看無聲電影的感覺。緩慢,安靜,沉重,遙遠。
好啊,隻要有餅吃,有歌兒唱,擠擠就擠擠,嘻嘻:)
這次我們義演,我寫的文案當中有這樣一段話:
“四川大地震之後,全世界都在關注著中國。而中國,也在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以及人道主義的光芒感動著整個世界。同時,在浮躁的商業大潮當中,大家也開始重新端詳我們自身的脆弱以及生命的真正價值所在。
然而,當救援結束以後,家園重建和心靈修葺的道路,還將更加艱難更加漫長。熱情和喧囂日漸平息,人們終將默默麵對各自的失喪之苦。到那時候,我們的同胞,將如何安放自己的孤獨無助?如何擺脫無盡的憂傷?”
我總覺得新聞是亢奮的,曆史是憂傷的。
歌兒,PUNNY發小,我們有沙發坐了,快來,快來
我們大家把那大一點兒的餅擠到地上去,哈哈
在沙發上窩著,嘖嘖嘖
我睡覺去了。大家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