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與我 （《東鳥西飛》文集代序）

祖國與我 （《東鳥西飛》文集代序）

我是出生在柬埔寨農村的一個貧苦孩子，生活很不如意，對前途失去信心，未屆弱冠，曾欲尋短見。一九五六年中柬建交後，我才知道自己有個偉大的祖國。從此，我有了新的希望，決心投奔祖國懷抱。

一九六 0年六月,我終於回到祖國，受到祖國無微不至的關懷，還免費讓我上學。從此，“祖國”這個至高無上的稱號，永遠深藏在我心中，“祖國需要，就是我的第一誌願！”我隨時聽候祖國的召喚。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正在“華僑大學”讀書，真想不到國家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嚴格挑選，要我“投筆從戎”。 “文革”一開始，就把我調離班級，到部隊去參加“援越抗美”戰爭。我知道這是千中挑一、百載難逢、國家考驗和培養我的好時機，因而毫不畏懼，愉快地接受了挑戰。

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我先後隨沈陽軍區空軍高炮第一師（ 31支隊）、廣州軍區陸軍高炮第七十師(170支隊)兩度秘密入越，保衛諒山省與太原市，與美國空中強盜一決雌雄。當時，我有幸被分配到師政治部群眾科工作。此科入越後是“廟小神靈大”：對外，代表我師與越方會談，安排接待、宴會、群眾到訪、為當地民眾看病等工作；對內，製定外事規章，指導各團、營、連的外事活動，檢查紀律，寫月結上報中央軍委等，可說是師的“外交部”。當時科裏人手少，大量工作都落在我身上。這些工作政策性很強，特別是同越方打交道，每句話、每個舉動都與祖國的聲譽關聯，因而“祖國與我”的概念常記心中。經過不懈的努力，群眾科終於順利地完成任務，使我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越南戰場上發揚光大。因此，越南民眾以崇敬的心情感慨地說：“中國軍隊為越南流血犧牲，但他們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隻喝越南的水！”

那時，美機天天來轟炸，除核子彈外，什麽定時炸彈、子母彈、燃燒彈、磁性炸彈、氣浪彈等新式武器都用上，戰鬥非常激烈。而我們這些搞外事工作的人，經常要在路上跑來跑去，比起有戰壕保護的炮手，其危險性更大。但是，一唱起《英雄兒女》中的“地陷下去獨身擋，天塌下來隻手擎。英雄戰士驅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時，我就渾身是膽，毫不畏懼地穿過定時炸彈區，衝過美機的封鎖線，去執行任務。經過三年漫長的歲月，終於勝利地完成了祖國交給我的任務，與大軍一道凱旋回國。

七十年代初期，印支動亂，不少親朋將財產轉移到香港，要我去接收代保管。經國家批準，我隻好率領妻兒，灑淚向深圳橋頭堡上的五星紅旗告別，心中默默誓言：無論走到哪裏，我都與祖國連在一起，祖國的榮譽高於一切，我將畢生捍衛它。

抵港定居不久，因內子為教會一位負責人醫好病，可能出於感恩，此負責人願為我們擔保赴美定居。他說隻要你們寫一封在中國受迫害的信，騙騙美國佬，通過他的關係，保證半年左右就能以難民身份成行。但我堅決不肯寫，因為我在國內沒有受到迫害，生活一帆風順，退一步來說，就算有受到迫害我亦不寫，因為隻是政策失誤的問題，不關國家之事，不能因為達到個人目的而損害國家聲譽，此事隻好作罷。親友們知道後，都罵我是笨蛋！笨蛋就笨蛋，反正有損害國家聲譽的事，我是絕對不做的。

一九八三年我定居巴黎後，先在一間教會學校工作。校內有部分是亞裔工人，他們不管來自何方，都一律說自己是印支難民，因為這樣可以博得同情，而若說自己是中國移民則怕被歧視。我是真的印支難民，但我不認，堅持說自己是中國人。我知道這平凡的工作關係到國家的榮辱，故把中國人勤勞耐苦的美德貫徹到工作中，事事起主動帶頭作用，以改變西人對中國人的看法。經過一兩年時間的努力，果然產生成效，學校領導除不斷給我加薪，與我簽訂永久雇用合同外，還把聘請工人的事交我去辦，叫我去找中國工人，他們說中國人老實、勤勞、可靠。而我在物色工人時，亦十分慎重，挑選勤勞、老實的，因為這關係到祖國的聲譽問題。

在工作之餘，我進行業餘創作。我的宗旨是：“寫詩要寫愛國詩，作文要作頌僑文。”並立下一條原則：誰敢辱罵祖國，我一定要和他筆戰到底！

“六·四”期間，一些從大陸逃到巴黎、自封為“精英”的人胡作非為，在巴黎出版假《人民日報》（海外版）；派“女神號”輪船到中國沿海的公海廣播，反對中國政府。我氣憤地寫了一首七律詩諷刺他們，詩曰：

精英料子沒三斤，分裂國家靠外人。

江子才窮出假報，黔驢技劣求女神。

海洋禁令無知曉，主子心思不會跟。

失道行為人共逐，女神玉殞化煙塵！

吾爾開希大叫“新疆地位仍未定”；柴玲乞求外國政府製裁中國，但未成功。我寫了如下的一首七絕詩罵他們：

“新疆地位仍未定”，遊說製裁事不成。

開希早應名該死，柴玲此後叫才零。

有一個自詡中國學者，一到巴黎就在報上發表題為《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文章，把中國四十年來的建設說得一無是處，把中國罵得狗血淋頭。我以他的題目《不堪回首月明中》做一首七律詩反擊之：

曾因勤奮著書豐，又得關懷獎譽隆。

本應忠誠揚國粹，奈何叛逆作爬蟲。

陰溝閃縮哀情冷，卵下苟延哭路窮。

此後茫茫何處去？“不堪回首月明中！”

在此，特別感謝《歐洲時報》撥出寶貴篇幅，給我發表上述兩詩，以抒發心中的怒氣。

第二首詩刊出不久，就看到《歐洲時報》上登出越南胡誌明市 林琅 先生如下的七律和詩：

作家無行詭謀豐，卑鄙沽名騙譽隆。

有辱炎黃非好漢，甘為涼血可憐蟲。

航天建樹聲聳世，異地造謠術告窮。

斯文敗類遭眾棄，“不堪回首月明中”。

可見辱罵祖國者，遭舉世愛國華僑華人聲討也！

中國 40周年大慶，法國僑領組成龐大的代表團回國參加。我冒著被法國學校“炒魷魚”的危險，硬要請假一個月隨團回國。可是有些人在報上公開咒罵回國的僑領為“嘲領”，我仿李白詩回答這些“猿猴”：

朝辭法地彩雲間，萬裏唐山一日還。

市麵猿聲啼不住，飛機已過昆侖山。

在國慶遊頤和園活動時，我寫了下麵的一首七律以明誌：

湖水粼粼泛彩霞，滿園笑臉賽鮮花。

少先擂鼓催歡樂，老婦扭腰助喧嘩。

各族人民歌黨偉，五洲龍裔誇國華。

諷嘲辱罵難攔住，遊子天生愛祖家。

在京期間，我寫了《北京沒有戒嚴氣氛》、《人民大會堂國宴》、《北京清潔工人的偉大》，還獨家采訪了李鵬總理和在巴黎傳說是被打倒了的國防部長秦基偉將軍，寫成《與李鵬和秦基偉交談》等近三十篇文章，及時寄回巴黎刊在《歐洲時報》我的專欄內，使世人明白真相。

《巴黎龍吟詩社》本來是個愛國詩社，但在 1994年換屆選舉時，有人企圖將它拉向右轉。當時，我剛做完心髒搭橋手術，極需要靜養休息，而且忙於餐館事務，但得知此企圖後，我不顧生命危險，決定同意籌選會提名我參加社長競選的決定，終於把詩社的領導權奪回來，繼續沿著愛國主義的方向走下去。

我在凡爾賽市開了一間餐館，名曰“金荷酒家”，是用黃庭堅“共倒金荷家萬裏”詩句，以示思鄉念國。十年來，餐館接待過除西藏以外的各省中國賓客。每當有中國團到來，我都在門前貼上“熱烈歡迎祖國親人蒞臨本酒家”的標語！ 吳儀 女士來就餐時，看到這條標語非常高興。席間，她知道我們曾在國內受過教育，就開玩笑地問內子；“你是湘雅醫學院畢業的，現在做廚師，後悔嗎？”我們回答說：“絕不後悔，無論走到哪裏，不論淪落到什麽地步，我們的心總是和祖國相連的！”她聽後，滿意地點頭，並送了一份珍貴的紀念品給我們。凡有中國團到來，我都與他們講述三年災害和“文革”時期的苦楚，改革開放後的新麵貌，以使這些年輕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個湖南水利考察團到來時，剛好是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日，我與他們舉杯共祝，大唱抗日歌曲，把餐館作為紀念場地；銀川一個自費旅行團到來時，剛巧是中國國慶，我特地送了葡萄美酒並與他們共度節日，使他們非常高興。在中國旅行團中，絕大多數是好的，內中有不少是廉潔高官，但個別人有點不像樣，飯後叫我在發票上開大數，有的還要求我給數張蓋了酒家印章的空白發票，以便拿回國內作弊。對這些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我一概宛然謝絕。

總之，今生今世，無論我飄流到哪裏，無論做什麽事，我都把國家的聲譽、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祖國與我”這個概念早已深藏在我的心中，它已成了我做人的最高準則。

（ 1999年9月15日 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