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鄭香蘭,退休後積極參加老年活動中心開展的各項有益活動，還在老年大學學習舞蹈、音樂、電子琴等科目。那時候，我的生活無憂無慮，家庭充滿歡樂。
但自從一九九七年初我癡迷上“法輪功”後，這一切整個都變了樣。家庭被一層陰影籠罩著，失去了歡樂，朋友們也漸漸遠離了我。我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和簡單的家務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費在“法輪功”活動上，對父母、丈夫和孩子很少關心，隻想著快一點提高，有朝一日能“功德圓滿”。
九八年六月，我被任命為“法輪功”輔導站南片片長後，更是積極參加“弘法”活動。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發生萬人圍攻中南海事件之後，當地有關部門和單位領導都規勸我不要再外出練功和參與活動，希望我能夠轉變對“法輪功”的看法，脫離這個非法組織。而我隻搪塞表態“能夠把握自己”，但實際上照樣我行我素，思想徹底地被李洪誌的歪理邪說牢牢束縛著。
但是，黨和政府沒有嫌棄我，依然向我伸出溫暖的手，單位領導、同事和家人一次次地對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尤其是電視報道中一幕幕殘不忍睹的場麵，一個個幸福家庭因為“法輪功”而變得支離破碎的典型事例，使我觸目驚心。而李洪誌編造假出生日期、騙取錢財的醜惡行為，更令我十分氣憤。說心裏話，我也曾對“法輪功”活動產生過疑感，尤其是圍攻中南海事件發生後，更加不理解。難道這是修煉嗎？練功不好好在家練，還到處東跑西顛，一聽說誰反對“法輪功”，就立即群起攻之，圍攻黨政機關、新聞媒體，這還不叫參與政治？一有情況，自上而下，由北京研究會到各地輔導站，直至練功點，都能在很短時間內迅速傳達到每個學員，這還不叫有組織？可是，李洪誌五月份在悉尼對記者說：“中南海發生的事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聽了這句話，真是讓我一驚，這不是撒謊嗎？他說過：“我不在的情況下，一切由研究會做決定，而這些決定都是研究會在請示過我的情況下作出的。”他在“經文”中也說：“我有無數的法身，具備非常大的神通和法力，什麽我都能做，什麽我都知道，你想什麽我都知道，說白了，我的法身就是我。”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象一萬多人去中南海這麽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嗎？那麽既然知道又為什麽不敢承認呢？現在看來，李洪誌操縱“法輪功”組織到底是什麽用心，可想而知。
現在，我徹底醒悟了，上繳了所有“法輪功”的書籍、錄音錄像帶、掛圖、掛像、徽章等，家裏沒留一個聯絡電話號碼和聯係人姓名，從思想上清除“法輪功”的一切影響，再不用心情壓抑，徘徊在矛盾中，幹違背良心的事了，而且很快回到了朋友中間，參加中斷了兩年的中老年晨練活動，心情好輕鬆，家庭也恢複了往日的歡樂，找回了失去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