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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北京這一夜

(2012-08-02 13:28:17) 下一個




子夜:北京這一夜

38小時的掙紮——不是昨天的回憶 而是不滅的希望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個周末之夜,當北京複興門外木樨地響起第一排槍聲之後,寫曆史的中國人再也不會有昨天。無論是祭一周年,還是兩周年、三周年,血跡永遠鮮目,不會因時間而蒙汙塵埃。“淡化”,隻是少數幾個人的一廂情願。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報,其編輯和記者,因四二六社論忍辱負重,一些內情外人並不知詳。這種追憶當時三十八小時的心情,也許可應驗中共領導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頭禪:黨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淩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一張樣子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裏(編稱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麵如何安排。那天夜裏,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麵上沒什麽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係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麽。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淩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裏。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裏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麽,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裏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設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裏。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部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裏,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麽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麽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表,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裏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路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複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布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隻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的士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麵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裏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麽,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裏采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籲籲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了望了一會,不知怎麽,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麽?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裏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麵)。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致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後,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隻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臥,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裏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麵。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裏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裏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裏那麽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隻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誌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麵,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麵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係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曆史上第一次。

隻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鬆一直跟軍車推進,隻要一開槍,就立即臥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麵接著全副武裝的共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裏灑滿悲憤淚

淩晨一時後,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麵主編,其嶽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麵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麵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後,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裏。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拚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麵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嚐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麵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這時,有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裏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電話報告傷亡情況。他們並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大家把目光轉向陸超琪。事實上,他接替錢李仁臨時主持這段時間工作,本身說明他已作好各種思想準備,他決不會為個人患得患失。但是,畢竟這是中共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並考慮後果。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一些記者哭著向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曆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繼續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麽時候?

陸超琪眼含淚水,他說,記者可以把稿子先寫出來,如何安排,我們馬上商量決定。

這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裏脫胎換骨出來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總編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報紙用通欄黑框,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讚同,但有人問,郵局不發怎麽辦?大家商量,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後,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關鍵是核對數字。當兩位最先回來的動筆寫稿子的時候,大家分別通過電話采訪各醫院和紅十字會。

槍聲密集腥風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準備天亮以後分發報紙時當早餐。走出五號樓大門,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紅,槍聲密集,不但有初時感覺到的沉悶聲,也有清脆連擊的呼嘯聲。北邊,似乎也傳來了斷續的槍聲。唯報社所處的東邊,還沒有任何動靜。但,已感到是腥風血雨了。

在報社北門宿舍區,一位剛進報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記者匆匆從天安門回來。他告訴我說,軍隊已經開到天安門了,南河沿一帶軍民對峙嚴重。他說,從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與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東的路段,同軍隊相隔幾十米之距。互相對視。軍隊坐下,市民也坐下;軍隊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複多次,最後一次,軍隊在一聲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見軍隊平端衝鋒槍,那種異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懷疑開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話音未落,一排衝鋒槍子彈掃射過來。他眼見身旁幾位市民在血泊中,臨時找了輛自行車,回報杜報告。

他哭了。我讓他趕快到總編室去。我轉身進了自己家。妻子和兒子熟睡著。給北京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張結鳳仍然不在。我記得她同亞洲電視台的陳慧兒住在一起,都無回音。

我掩上門出來時,不知道天亮以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麽樣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會麵臨什麽樣的後果。

“北京這一夜”

前後不到半小時,我又回到總編室。這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記者自己查詢外,友誼醫院、紅十字急救中心、鐵道醫院、複興醫院、協和一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病人情況。有些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醫院後打的。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是邊哭邊說。記者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早已過了平常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加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等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裏,反複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戒嚴指揮部的通告,二是戒嚴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談話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下麵是孫巨的文章。然後,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後壓縮成一電訊新聞,言簡意賅,並告訴版麵編輯。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欄黑框的版麵了。但是,作為中共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新聞,仍然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稿子改完後,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鍾,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題目就是“北京這一夜”。

陸超琪仍然對裏麵含糊的數字不滿,要求記者繼續查核。這時,有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軍隊已進廣場。大家非常關心廣場上的大學生,迫切想知道確切數字。當時,許多人頭腦裏反應最敏捷的是,天安門廣場是這次學運的中心,那麽,廣場的傷亡也將是最嚴重的。事後,大家才知道,當時廣場上大部分學生趕赴長安街、前門等地,因此,軍隊對廣場的包圍,其順利超乎原來的估計。

接著,記者又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廣場突然全部熄燈,一片黑暗,不知出於什麽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陣恐懼而又悲憤的氣氛彌漫開來。幾位記者自告奮勇要去廣場,說那兒還有許多帳蓬,或許學生還睡在裏麵。但被大家苦苦勸住。

“紅機子”下令不準報導

大約在四時左右,陸超琪桌子上那個紅色電話機響了起來。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層。那位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喊陸超琪接電話,這是中宣部王唯純打來,他負責與人民報保持聯係。這是當夜人民日報聽到的唯一“中央聲音”。他告訴陸超琪,共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過去。陸超琪回答:新華社早已關機了。王竟蠻不講理:“不關你們的事”。然後,他又通知: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沒說什麽,把電話掛了。

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似開了鍋。編輯、記者,包括老總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兩位副總編商量了一下,決定稿子照上。但陸又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這時,共軍報社論傳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還在包圍之中,但社論已講了,軍報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的。(幾個月後,碰見共軍報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論已寫好,並且嚴令軍報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王唯純第二次打電話來問:軍報社論你們怎麽處理?陸答: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他問,放什麽位置?陸答:由於上麵有戒嚴指揮部通知和李鵬講話,社論隻能放下麵。王又問,你們如何報導清場?陸答,簡單講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這麽樣吧。

“這一夜”刪成200字的短訊

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共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也成為他後來的一條罪狀。)然後,他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稱軍隊已全部占領廣場。這時,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時正,於是,將電頭改為:“本報六月四日淩晨五時訊”,並在最後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嚴密控製下唯一以第一時間向外報導北京慘案的“黨報”。

但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文章僅成為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麵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麵固定後不易調整。陸超琪說,不管空多少地方,就這麽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於是,成了後來大家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大框,疏落幾行文字,唯“北京這一夜”標題醒目。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文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後,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為,乃無奈之為也。

輪印機裏轟然作響。編輯、記者不用去送報了。後來,大家評估:如果當夜用通欄黑框印報,然後由編輯記者發送,那麽,不出半小時,軍隊將抹平報社大院,人民日報將不複存在。

槍聲就是命令

總編室逐漸安靜下來,眾人離去。正是拂曉時分。五時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聽到有一種異常的聲音,側耳細聽,是從報社東邊傳過來的。外麵腳步聲很雜,有些人朝報社南門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燈熄滅,朝外大街全然無人,到處是公共汽車做的路障。一種地排山倒海的馬達轟隆聲繼續從東邊傳過來。

轟隆聲越來越近。紅廟路口的汽車障礙,轟的一下被衝開一個大缺口。透過缺口看,竟是一望無尾的坦克車隊,朝報社這邊駛來西去。

報社南門擠滿了人。我站在最外層默默看著。坦克車過來了,每輛車頂,各有三名士兵平端衝鋒槍,分別盯著三個方向。前麵數輛駛過,無甚反應。於是,一些編輯和記者,包括幾個老年女記者,開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這時,平端衝鋒槍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幾串子彈噴焰而出,從頭頂掠過。人群瞬時靜了下來,象死一樣。晨曦中,僅幾米遠的衝鋒槍火光耀眼刺目。我頓生恐懼,似乎第一次感到離死亡這麽近。我趕忙後撤,躲在人民日報大字招牌後麵的水泥柱旁。

從這時開始,似乎槍聲就是命令,每駛過三、五輛坦克,就會向報社發射幾排子彈。坦克車後麵是裝甲運兵車,然後是載滿士兵的卡車,足足開了二十幾分鍾,估計有三百多輛。

曆史鏡頭未來證據

軍車過完,大家又聚集到五號前。這時,還有不少記者徹夜不歸,下落不明。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和版麵主編,著急地探尋著自己轄下的記者。有些記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們,丈夫沒消息,我們隻能安慰。旁邊一位老太太開著袖珍收音機,正播送戒嚴指揮部通告,聽得人煩,大聲斥之,讓其關閉。

六時半,海外版二位記者從六部口打來電話。告之平安無事,但道路封鎖,無法脫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記者在廣場上和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撤退,但卻走散了。

他們和學生從廣場南口撤出拐向前門西大街,又至西單,六部口。盡管學生靠路邊走,他門仍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瘋狂朝人群壓來,由於躲避不及,一些人頓時倒下,一大片自行車也在劫難逃,被壓得稀爛。大家抱頭痛哭,和學生告別。

七時左右,五號樓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後才得知天下大變。一記者說,所有的殺人場麵,他都拍下來了。其實,並不止一位,據我所知,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曆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至八時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記者已安全返回。尋找丈夫的那幾個女人也放心了。這時,一個還未結婚的青年記者跌跌撞撞跑回來,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裏的一根木棍,全沾滿鮮血。他是整夜在長安街幫助救護人員抬運傷亡者。他站在五號樓前的台階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目睹的慘案。

陸超琪請辭語帶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給張結風打電話,沒人接。給王業隆打電話,也沒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麵還響著槍聲,遠處似有炮。

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簡單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麵處理情況。然後,他突然宣布:鑒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室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打報告,請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然後,他又請在座各位編輯主任、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采訪任務,盡量不要出門,安全為要。說到此處,老人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餘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

從昨天淩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曆史上掙紮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麵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報改組殺盡做絕

六四晚上,與王業隆的電話接通了,但他已判若兩人,話不連氣,語不成句,情緒明顯反常,我知道事態對他的刺激,勸他及早坐飛機離京,並祝他旅途平安。張結鳳還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拿起一聽,正是她。原來,六月三日淩晨接我電話後,她一整天在街上,夜裏在天安門被子彈擊中額頭,幸好是橡皮子彈,被人送進一般是高幹看病的北京醫院。她剛從醫院出來,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機回家。她聽上去情緒極不穩定。驚訝之餘,我告訴她,已無法請她吃飯了。她說,這時候還請什麽客呀。她很耽心我幾位朋友以後的命運。

以後幾天,在高層批來的“指令性”稿件中,時而發現有江澤民的簽字或批語,大家估計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的角色。但在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總書記。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改組,高狄從黨校調任人民日報社長。開始了新一輪整肅,美其名曰“不留隱患”,其實是“殺盡做絕”,其手段之殘忍,甚至超過文革。畢竟,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終因姓社姓資問題向鄧小平發難而遭廢黜,狼狽離開報社。

一九八九,對人民日報來說,絕不會成為昨天,他蘊蓄著一代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和不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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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梁山 回複 悄悄話 本文提到的負責聯係人民日報的副部長似為王維澄,周恩來時代曾在國務院工作,六四後也被發現有經濟問題,秘書也栽了。
河濱 回複 悄悄話 大多時是沒有良知的。他們自己很明白。
(晨曦) 回複 悄悄話 人民日報今天還有良知嗎?99%的時候不以良知做事。
八斐 回複 悄悄話 回複julienmum的評論:
為你感到可悲。你應該在天朝喝血,不要跑這來拉屎撒尿。
julienmum 回複 悄悄話 今天啥日子,又踩著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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