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童大林（右）、吳明瑜（左）和我在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上
山雨欲來（13）南北對話
在躁動不安的1989年春天，一年一度，兩會——政協和人大——又在北京開會了。這次兩會的主題，是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知識分子之所以紛紛“上書”，就是希望兩會的代表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很顯然，這些代表和當局都是聾子的耳朵。
3月14日，袁木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談到這些“上書”中“釋放政治犯”的要求時，很“袁木”地表示：“中國沒有政治犯，因此不存在釋放政治犯的問題。”
當時，還有另外一種聲音，就是在改革中異軍突起的企業家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1989年3月29日至4月2日，“南北企業家對話會”在廣東番禹召開，我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到會的企業家有120多人。童大林、吳明瑜、於光遠、試驗區的胡昭廣、廣東省的一位副省長，也到會講了話。
南北企業家的風格大不一樣，從北方來的，多是大型國企的代表，企業的經濟效益乏善可陳，說起話來卻頭頭是道。南方（主要是廣東）的企業家悶聲大發財，卻訥於言辭。所以當場有記者評論說：“南方企業家會下蛋不會打鳴，北方企業家會打鳴卻不會下蛋”。但也有例外，就是來自北方的民營企業四通，被認為“既會下蛋，又會打鳴”。
3月31日，我在會上有一個即席講話，後來根據錄音整理出了一篇文章《對治理、整頓的十點希望——萬潤南在“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上的發言》，上了新華社的《內參》。
這是我在四通期間的經典講話之一。以下是其中的部分內容：
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治理、如何整頓，這個問題更重要。我們有過許多教訓，就是目標提得很好，但是采用的辦法不對頭，結果與目標偏差很大，甚至南轅而北轍。當然，如何治理、如何整頓，這不取決於我們。人大代表們正在北京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們南、北企業家在這裏聚會，可以發表點我們的看法，講講我們所希望的治理、整頓是什麽樣的，並希望就此在我們之間達成一種共識，可以向決策部門呼籲一下。這也是一種南北對話：企業家和政治家的對話。
我們對“治理整頓”，有如下十點希望：
一、“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社會環境的穩定．而不是破壞這種穩定。
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首先政策要有連續性和穩定性。如果政策說變就變，怎麽可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 一位觀察家說中國的政策沒有能持續五年以上的。“七、八年來一次，來一次七、八年”，實際上政策的多變要更頻繁一些，社會環境怎麽能穩定得下來？有關政策一緊縮，造成了上千萬民工的大流動。你們廣州首當其衝，造成了政治、社會環境極大的不安定。一方麵，“治理整頓”需要一個良好的、穩定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麵，如果“治理整頓”不考慮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會造成社會環境的不安定。
二、“治理整頓”要有整體配套，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更不能頭疼醫腳。
政策之所以多變，是因為許多重大政策的出台沒有整體規劃、係統配套。稅種說加就加，稅率說變就變，隨意性太大。一些政策不僅沒有可操作性，而且違反常識。剛才廣東省經委的同誌講易拉罐的生產問題，在當時政策許可的情況下上了馬，現在一聲令下要下馬，設備投資，銀行貸款誰來還？ 這不僅是不合常識，而且是不講道理。這好比在原來政策允許的時候生了三個孩子，現在要實行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政策，因此要把那兩個掐死，這合適嗎？不根據常識製定政策，我們吃的虧太多了，甚至給我們帶來的是災難。如果說經濟體製改革是腳，政治體製改革是頭，現在的許多毛病出在這兩個改革不配套，不同步。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落後於經濟體製改革。是頭有毛病，卻去整治腳，這是頭疼醫腳。開錯了方、吃錯了藥。
三、“治理整頓”要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
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政策就是區別不同情況。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行業、不同的情況，怎麽能一刀切？ 說不許上就都不許上，這樣會造成重大問題。剛才有同誌說要網開一麵，我覺得這也有問題，網開在哪一麵，開多大？都不好辦。問題是不該拉網的地方不要拉網，不該切的地方不要切。在重大的經濟政策上要統一比賽規則，在許多細節上，不要一刀切。這才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什麽該生產，什麽該買，什麽該賣，國家管這些幹什麽？市場會選擇，市場會調節。如果易拉罐沒有市場，企業還生產什麽？有需求還不許生產，投資和銀行貸款收不回來，受損失的還是國家。我們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打字機說要控購，你說不許買，市場上緊俏得不得了。用戶想方設法要買，北京市控辦自己就買，他工作需要嘛。一個國家的政府要管到易拉罐、打字機、甚至連複印紙張都要管，太辛苦了。而且不區別具體情況一刀切，怎麽能管好？ 過去說設計人員脫離實際，劃錯一條線，工人一身汗，浪費國家幾百萬。現在我們的政策製定也是一樣，什麽都一刀切，切錯一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得了。
四、“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破壞生產力。
一個政策的出台要考慮到許多方麵。特別是可能引起的消極麵，影響不好的那一麵，而不能一廂情願，光想有利的一麵。整個經濟是一個龐大的係統工程，調整一個地方會引起一係列連鎖反應。而我們的治理、整頓對生產力的影響考慮很少，有的甚至是破壞生產力。這樣的政策，下麵怎麽好執行。因此是逼得下麵搞對策。這又要影響中央權威。我們很願意維護中央權威。這麽大的國家，搞改革和建設，中央沒有權威怎麽得了。但是權威們製定的政策要符合實際，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破壞生產力。
五、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完善，而不是破壞市場的發育。
經濟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通過宏觀調控和企業的創新，共同創造出市場來。十年改革的一個重大成果就是初步培育起來了一些市場的雛形。而治理、整頓的許多措施，又回到控購、統購統銷、專營專賣這樣一些老辦法，這不利於市場的完善和發育生長，而是破壞了市場。
六、“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發揮企業活力、企業家精神和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不是抑製這種積極性。
我遇到一位長期在國營企業工作的同誌，他說實事求是地講，現在許多企業的領導和職工的積極性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了。這個問題很嚴重。經濟學家把一個國家的經濟比作一條帆船，企業和人的活力好比是風，政府的調控好比是舵。中國改革以後，有點風了，但風來自四麵八方，有點亂，所以合力還不大。治理、整頓應該是想辦法把風向順一順，這樣合力就大了。現在治理整頓的一些政策光想把舵加大，不去理順這些風，甚至要取消這些風，這樣的話，我們剛剛啟動的帆船又會停滯下來。
七、“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理順財產關係，即有利於多種形式的公有製的發展，而不是一種單一的國有製。
堅持公有製很對，但是公有製不等於國有製。國有製隻是公有製的一種形式。公有製可以有許多形式。我們這樣的民辦企業也是公有製的一種形式。它不是個人或幾個人所有，它是集體所有，真正的集體所有製。股份化以後，更是一種社會的共有製。這種共有製要比那種單一國有製有活力得多。十年改革的一個成果，是非國有的共有製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是市場經濟的一些幼苗，是中國經濟的一點希望。如果把這一部分也當作整頓的對象，企圖回到八個樣板或那種僵化的一種模式，我們的經濟不會有出路。
八、“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不是恢複計劃經濟的老秩序。
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這是對十三大路線最準確的概括。我們不能從十三大製定的路線後退半步。現在的一些做法，不是真正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而是把老一套辦法拿出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是恢複計劃經濟的老辦法。當然，要退回去也不容易。第一、八億農民退不回去了；第二、廣東等沿海地區退不回去；第三、在座的各位退不回去了。
九、“治理整頓”要有利於政企分開，而不能再強化政企不分。
許多人說，當前一大問題是通貨膨脹。從經濟學角度看，通脹隻有一個原因，就是鈔票印得太多。為什麽控製不住？關鍵是政企不分。我們的政府很辛苦，他要扮演好幾種角色，既是投資者，又是補貼者，還是購買者，同時也是印鈔票者。左手印錢，右手花錢，怎麽能控製得了。誰投資誰是老板，購買者是顧客，而顧客是上帝，補貼者是慈父。一個人要扮演這麽多的角色，既是老板，又是上帝，又是慈父，自己還要印鈔票，當然控製不住。如果政企不分開，通貨膨脹的根子解決不了，還可能進一步引發通脹，這是最可怕的。
十、“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廉政建設，而不能導致更多的腐敗行為。
廉政建設很重要的一條是防止把權力轉化為私利。政企不分。國家管得越多，越是增加了腐敗的機會。凡是用權力控製的地方，就有把權利轉化為私利的機會。專賣，那麽誰賣？誰有了專賣權，誰就可以賺錢。為了取得這種權，就帶來了腐敗的可能。現在好多作法。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這種機會，這對廉政建設不利，給腐敗風氣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溫床。
總的講，治理整頓是需要的，但是怎麽治理，怎麽整頓，問題很大。我們提出一些希望，供決策者參考。最後我提一個建議，可不可以把這一次會稱為第一屆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以後一年一次，使這樣的對話會成為慣例。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希望能在北京接待南方的各位企業家。
但沒有“明年”了，因為“明年這個時候”，我已經流亡到海外了。
“理論不能違反常識”這句話，估計百分之百文科學生會讚成，但是如果你問問理工科學生，他們肯定告訴你，這句話在多數情況下是正確的，但在某些情況下錯的離譜。比如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很多人反對，就是因為它很背離人們的常識，但卻是正確的。
俺無意爭論這句話的對錯，因為離開了具體問題討論這句話，沒什麽意義。
你這個評論有點不顧時空環境。 在中國那幾年， 政府不僅在企業經營環境上是時鬆時緊， 而且時有意識形態的大帽子準備著。 中國還是個人治的國家， 你說企業家不努力“對話”， 行麽？ 相反， 美國是以法治國的國家， 企業家用“政治獻金”影響國家的法律政策。 老萬這十點， 看來都是常識， 但老共的意識形態影響常識，不是很常見？
謝謝老萬的回複，考慮到是即時講話和當時的時空環境，可以理解。
你沒有仔細讀我的回憶，這十條是我在會上的“即席講話”，怎麽可能是別人的東西？而且，我當時講話從來不用講稿，更不會讓人準備講稿。秀才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講話錄音作文字整理。你不了解當時的情況，當時我講這十條時，引起的是一片讚同，甚至是震撼，否則新華社的《內參》不會轉載。《內參》的讀者是中共的最高層。後來台灣的《天下》叢書也收錄了這篇東西，認為是了解大陸經濟的必讀文章。你喜歡發表不同意見，這很好，說明你有獨立思考，但不要不了解當時的時空環境就想當然。
出國後才真正理解為什麽美國一個總統說“美國的事業是企業”（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 才理解中國美國對於政府職能的認識、認定差別極大。
中國的政權，如果按林彪的說法，那就是鎮壓之權。不知道生產問題。這個思維根深蒂固，雖然現在應該是在轉變，但是要從內心深處有意識地把政府職能轉到服務於生產，多少大小官員都要改變思想啊。
而美國的政權，從建國之初，就是一批企業家（包括華盛頓都是有自己的莊園企業）商量怎麽樣的政府職能才能服務於我們的企業、生產。政府的根本目的就是為社會生產的良好運作服務的。不是為了在生活平穩後搞革命的，七八年來一次折騰。
實際上Steve Jobs 和幾個總統關係都很近。
Steve Jobs, Mark Zuckerberg Flank Obama At Tech Titan Dinner (PHOTOS)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2/18/steve-jobs-mark-zuckerberg-obama_n_825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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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目的如果不為服務於生產，那還能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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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和政治家對話的動機是好的，但想法和做法是幼稚的。即使在美國，成功的企業家如比爾.蓋茨和斯蒂夫.喬布斯也不會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指手畫腳，雖然他們心裏可能把政府的愚蠢早就罵了一千遍了。為什麽呢？
第一，一個政策成功與否很多不在政策條款本身，而在執行。猶太人有一條格言，大意是猶太人能在任何法律下做買賣，並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事實也確實如此，別管歐洲各國製定出怎樣的歧視性的法律，猶太人最終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
第二，任何政策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和遺漏，沒有完美的萬全之策。老萬的提的十條建議有的是泛泛而談很空洞的東西，屬於百分之百正確的空話；有的本身細琢磨一下，道理上也不一定成立。
第三，企業指點政府，基本上等於自殺。所以沒有哪個美國大企業家敢對政府指指點點。倒是俄國有這樣的企業家，和政府唱對台戲，最後被普京送進了監獄。
感覺老萬的十條建議，是個文科書呆子寫的，不是老萬的主意。
{但沒有“明年”了，因為“明年這個時候”，我已經流亡到海外了。} -- S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