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六個不搞”究竟是何道理？
——國事大家談
吳邦國同誌今年三月十日在人大會上所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六個不搞”，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製，不搞聯邦製，不搞私有化”。作為一個公民，我反複閱讀，覺得問題嚴重，事關黨和國家的安危，涉及普世價值，不能不進行一番商榷。
一、 靠什麽來保證黨的執政地位
吳邦國同誌，您說“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那麽您要搞的是什麽呢？當然是一黨執政了。如何實現一黨執政？您在同一個報告中說了，要從法律上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國的領導核心。這裏就暴露出問題來了。眾所周知，法律是強製性的規範。您要用法律的強製力來確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或曰領導地位實際上靠的是民心，即選民發自內心對共產黨的擁護來實現。對於共產黨所提的候選人，選民有權投讚成票，也有權投反對票，即使投反對票也不會受到法律懲罰；在這種條件下，大多數選民投了讚成票，使大多數候選人有了法定的多數票，光榮當選，這才使得共產黨享有了執政權或曰領導權。每一張反對票對於執政黨的執政地位無疑都是一個負麵因素；但是，反對票同樣受到法律保護，選舉製度才是民主的，獲勝者的執政地位才是合法的。這就是相反相成啊！如果要以法律的強製力來確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那就要對每一位敢對共產黨投反對票的人予以法律製裁，那就等於剝奪選民的自由投票權，那就意味著把共產黨推到反民主、反曆史的地位上去了。
想當年國民黨就是以強權暴力維持其政權，最後卻沒能確保其執政地位，而是被趕到一群海島上去了。殷鑒不遠啊！
應該說，共產黨並不害怕批評者，因為共產黨向稱隨時準備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可怕的倒是以維護黨的名義，製造黨與人民群眾的對立。這是最值得警惕的。
二、 思想豈能壟斷
吳邦國同誌宣布“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其意是說，指導思想隻能是唯一的。其實這個意思並非今天的新發明，遠的不說，至少林彪就有這個意思。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業交通戰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寫的一封信中說：我國有七億人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有了這個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幹勁，才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間風行“七億人口隻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成為國際大笑話。那時無數“造反兵團”、“戰鬥隊”都不敢搞指導思想多元化，打的旗號一律都是毛澤東思想。雖然那時毛澤東本人還健在，但是誰也判斷不了究竟誰的指導思想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事過境遷，人們終於知道了，這種“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帶給神州大地的悲劇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慘烈！
其實，思想不能搞壟斷，思想發展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常識告訴我們：存在決定意識，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狀況。一個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另一個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強迫另一個人接受其“指導”，改變其思想，則不可能。不但革命領袖做不到，警察對囚犯做不到，父親對兒子也常常自歎“做不到”！不同思想觀點相處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討論、充分說理、求同存異。如果需要作出決定的話，那就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三、誰能對抗世界憲政潮流？
在被輿論稱作所謂“五個不搞”的指示中，您宣布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製”。這裏已經包括了兩個不搞，此前此後分別還有兩個不搞，算起來一共有六個不搞了。
當今世界94%以上的國家的憲法都規定：代表人民行使主權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權力機構。三權不得集中於同一個機構。三權分立，相互協調又相互製衡，這就是民主憲政的世界潮流。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誰也不例外。
權力需要製約，任何權力不受製約都不得了。人類反封建、反獨裁的曆史經驗已經反複證明，任何國家都應當分權製衡，而不能高度集權。不能允許有一個至高無上、統帥一切、不受其他權力機構製約的權力中心。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後，經過痛定思痛，也早已認識到：“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
此外，為什麽不能搞兩院製？令人不解。
據統計，如今全球議會中，實行一院製的占55%，兩院製的占45%。顯然，這與姓“資”姓“社”無關。仔細考察，世界上中小國家大都采用一院製，大國大都實行兩院製，而中國則宣稱堅持一院製。
不過，中國每年都要興師動眾召開兩會，即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請問，每年兩會是不是可以改為隻開一會呢？我想那恐怕做不到。兩會都要開，一個不能少。既然如此，為什麽就偏偏不能搞兩院製呢？這兩會與兩院製有什麽本質區別？我倒是想，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不妨出份材料，講講一院製、兩院製的來龍去脈，分析它們究竟有何優劣，讓天下人獨立思考，進行權衡比較。
四、 聯邦製問題不妨研究之
吳邦國同誌在不講明理由的情況下，突然宣布“不搞聯邦製”，確實讓天下人大吃一驚，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味道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至今在國家結構上一直是個單一製的國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從來也沒有提出討論要不要搞聯邦製的問題。就我所知，倒是中國共產黨1922年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本黨任務和奮鬥目標，其中之一就是“用自由聯邦製，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七個國家中，有印度、美國、巴西、俄羅斯、巴基斯坦等5國實行聯邦製，所占比例為71%；而在國土麵積最大的七個國家中，除了中國以外，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巴西、澳大利亞、印度等6國全部實行聯邦製。因此，如果說聯邦製比較適合大國的發展，應當說是有根據的。中國既是人口眾多，又是幅員遼闊的大國，對聯邦製的經驗，很有認真了解和借鑒的必要。
1960年毛澤東主席就曾對到訪的日本友人木村一三先生說過：我們從中國自己的角度出發，研究了美利堅合眾國在短時間內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秘密。從結論上講，就在於“合眾國”。美國這個秘密，對我們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經驗。（新華社《參考消息》2003年12月9日第九版）
吳邦國同誌，您看看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有何感想？看來無論搞不搞聯邦製，都大可不必把聯邦製一棍子打死。從國家長遠利益考慮，對聯邦製問題不妨多多研究、集思廣益，最後按程序辦事，慎重決策。
五、 不搞私有化是什麽概念？
吳邦國同誌要求不搞私有化的這句話很含糊。簡單地說，至少有兩個問題：
第一，您所說的私有化是什麽概念？用什麽統計口徑計算？譬如說，如果在中國工業經濟總產值中，國有經濟降為零，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上升到100%，就是私有化，那請您放心，這種單一所有製經濟誰也辦不到，因而永遠不可能出現。
如果說，中國工業經濟總產值的所有製結構中，國有經濟總產值降到50%以下，非國有經濟總產值上升到50%以上算是私有化的話，那麽，中國工業經濟早已私有化了。據《中國統計年鑒》係列數據，中國非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在1998年便已達到50.4%，爾後各年的此項比重依次是：1999年為51.1%，2000年為52.7%，2001年為55.6%，2002年為59.2%，2003年為62.5%，2004年為65.2%，2005年66.7%••••••
第二，如果按上述標準判定經濟私有化，中國經濟早已私有化了。這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33年我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之一。現在再要求“不搞私有化”，恐怕為時已晚。如果現在您還要力挽狂瀾，恐怕得發出以下號召：“必須降低私有經濟發展速度，降低私有經濟的比重”、“堅決打退私有化浪潮”……
真要照此邏輯搞下去，那豈不是極左路線大回潮？那還不把中國經濟搞亂、把大好形勢搞亂？我想您的本意恐怕也不至於如此吧。
六、 國家大事要讓天下人共議
“六個不搞”給讀者的印象是不講道理，或不屑於講道理， 甚至概念不清、不知所雲。這“六個不搞”的文風，倒有點像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不過這種文風已經吃不開了。21世紀的中國老百姓已經敢於向領導幹部問問“這究竟是何道理？”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包括常務委員和委員長）的工作職責和權限由憲法和人大議事規則等法律予以規定。根據這些文件規定，全國人大的基本工作方式不是一言堂而是共同議事、表決，即逐項審議和表決通過具體的議案和法律案，形成有約束力的法律規範。沒有任何法律授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以任何名義對重大政治、經濟、法律製度做什麽報告，要求全國公民和全國各單位遵循。對事關國家全局的重大製度問題的決策，遠遠超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的職權範圍。
吳邦國同誌，您這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隻用一句話（總共50個漢字加5個逗號和一個句號）就做了“六個不搞”這樣的“指示”，您不覺得太匆忙了麽？您心裏就那麽踏實嗎？您不覺得這樣講“六個不搞”是違反法律程序的越權行為嗎？
如果換一種現代政治家演說方式，把“六個不搞” 改成“六個搞不搞”，把相關概念交代清楚，把您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個人意見講出來，征求各位人民代表和全國公民的意見，鼓勵天下人各抒己見、熱議國事，或許效果要好得多。
以上意見僅供讀者朋友參考。不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此文積極表現以天下為己任的實際行動，又不顯示得理不饒的灼灼逼人的鋒芒。網上寫家應該多以此文為榜樣，做一個負責任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