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張宏傑：《乖戾的“祖父” 》—從乾隆的帝王心術說起

【萬家按語】張宏傑的《乖戾的“祖父” 》，說了大清朝的一段往事，對乾隆的帝王心術，有細致入微的觀察和分析，對中國專製政治的問題和前途，有發人深省的啟示。文末引用了馬爾戛尼使團成員根據自己的見聞所發表的意見，是畫龍點睛之筆：
　　
使團成員巴羅在目睹多次官員隨便鞭打民眾和下級的暴行之後，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中國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規矩的影響之下所受到的扭曲幾乎是徹頭徹尾的。……雖然他們生性和平、順從和膽小，社會狀況以及法律的濫用把他們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殘酷。”
　　
馬爾戛尼說：“中國政治製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製或監督皇權”；“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曆史的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論，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最後一定導致犯上作亂”。
　　
張宏傑說：

幾千年來，中國的統治者對於底層民眾的維權行動，永遠就是絕不認錯、從不退讓一種態度。百姓麵對官府，永遠隻有不斷退卻，無限度忍讓這一種選擇。一方過於蠻橫、缺乏約束，一方過於懦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由兩個階級組成的國家裏，兩個階級沒有博弈的平台，於是隻能不可逆轉地走向社會分裂。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社會裏，當矛盾和危機達到極點時，隻剩下起義這一種可能。


乖戾的“祖父”

張宏傑
　　

一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開轎簾的大轎裏，四十七歲的乾隆心情不錯。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雲籠罩的遠樹平林，他在心中醞釀著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麵傳來了喧嘩聲。
　　
新修好的禦路旁邊的散水溝裏，跪著兩個鳩形鵠麵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他們高舉著兩張紙，顯然是告禦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麵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別叫張欽和艾鶴年。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隱瞞災情。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大著膽子來告禦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怎麽又是夏邑?
　　
　　
二
　　
乾隆是中國曆史上最愛民的皇帝之一。
　　
乾隆的天性中，有繼承自母親的善良。小時候宮中小動物死亡，他經常會淚流不止。雍正在遺詔中稱乾隆“秉性仁慈”，並非虛譽。雍正甚至因此擔心乾隆是否過於仁柔，以至於不能勝任皇帝這個職務。
　　
從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農”、“憫農”思想牢牢地刻進了乾隆的腦海裏。雖然生長在深宮之中，他卻對農民生計之艱辛頗多了解。學生時代，他寫過許多首以“愛民”為主題的詩歌。嚴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閣的爐火邊。聽著窗外北風呼嘯，驀然想起城外茅屋裏的窮人會怎麽熬過這個寒夜：
　　
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饑寒人，茅屋欷噓愁未了。
　　
隨父親外出謁陵打獵時，他看到農民正在地裏秋收，揮汗如雨，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有年穀價低，歉年委溝壑。即今豐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為政者，仁民最先著。
　　
這些詩歌中的拳拳之意。較以寫憫農詩著名的李紳等並不多讓。雖然在學生期間形成的許多政治理念，在後來漫長的政治實踐中被大幅修正；但憫農重農思想，卻始終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年逾古稀的皇帝還親筆臨摹了南宋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然後命刻印多份，發給各地官員，讓他們“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為對民生的關切，所以乾隆對水旱災荒特別關注。各地的天氣和收成時時牽係著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為災情而流淚。有一次，聽到湖北大水的匯報之後，皇帝寫以這樣一首詩：
　　
嗟嗟災餘我赤子，元氣未複將何如，
倉粟庫帑爾莫惜，溝壑待救難蹉跎。
眷焉顧之潸焉涕，我政有失乖天和。
　　
有一年，安徽太湖縣受災，災民在野外掘野菜時掘得一種“黑米”，數量甚大。攙在其他糧食中，可以用來充饑。乾隆得知後，命地方官把這種黑米呈上一些，自己親口嚐試後，不禁潸然淚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並呈其米樣，煮食親嚐試。
嗟我民食茲，我食先墜淚。……
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這些“黑米”分別寄給幾位皇子，讓他們了解民間疾苦。
　　
乾隆多次說，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賑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務”，告誡地方官員“第一應戒諱災之念”。他當政幾十年間，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向來督撫中失察掛誤處分。朕常加寬免。或有諱災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乾隆元年即位不久他就因隱匿災情不報，而罷了甘肅巡撫許容的官。乾隆七年，兩江總督那蘇圖也因匯報災情不實而受到皇帝的嚴厲申飭。
乾隆二十六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大雨一連下了七晝夜，德州居民扶老攜幼，紛紛攀登城樓，在城牆上生活多日。由於城中乏糧，百姓饑困，哭聲震天。
　　
其時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山東督糧道顏希深出差到省城辦事，城中沒有主事之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麽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後奏請上級批準之後才行。否則擅動倉穀，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有可能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複，那麽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也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於打開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消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穀、蔑視國家體製，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麽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穀，準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升到督撫之高位。
　　
　　
三
　　
關於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禦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於衷。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綰。
　　
對於彭家屏的舉報，乾隆並不很相信。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幹預地方公務。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討厭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夥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曆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機誇大其辭，進行傾陷。作為一個皇帝。乾隆每一分鍾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
　　
現在的問題是首先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匯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采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隨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禦狀事件。
　　
　　
四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禦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麵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他認為，小民們的話並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升。那麽假造民意，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麽，這些愚民不很容易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嗎?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製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並命加以賞賜。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裏。“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對於這些告禦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睛裏燃燒的卻都是強勁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禦前判案為民伸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確信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麵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禦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九日。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禦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褸，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裏，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禦狀事件。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麵，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麽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禦狀演變成了地方縉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如果真的這樣，那這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鏟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
　　
乾隆性格向來十分自信，而與官僚係統周旋日久，他對官員們的心理也了如指掌，因此對自己的判斷堅信不疑。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防止各地再出現此類事件。大清天下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因為皇帝預感到。大清王朝已經危機四伏。
　　
　　
五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愛民”、“養民”的一大成績。乾隆皇帝可以說是中國曆代帝王中對農業最重視，也最有辦法和成績的帝王。他在減免農業稅、全力救災、鼓勵墾荒、興修水利工程等方麵都采取了相當卓有成效的措施。他減免了大量農業稅，使農民負擔大為降低；他不惜救災投入，救活災民無數。除此之外，他是曆史上興修水利最多的皇帝之一，由於乾隆年間皇帝的重視以及執政能力的強大，黃、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同時，他還是曆史上推廣作物成效最高的皇帝，他在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為農業的超常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推動。
　　
乾隆朝農業發展的標誌性成績是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曆代口糧總量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並達到曆史最高水平。乾隆盛世之稱所來有自。
　　
但與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
　　
乾隆晚年，英國馬爾戛尼使團對中國進行了一次訪問。英國人抵達中國後的第一印象就是貧困。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裏，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裏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不僅西方人以西方標準判定了乾隆盛世的貧窮，事實上，當時的中國人也屢屢不經意間記錄下一個個困窘的片斷。《興國縣誌》載，乾隆年間，陝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麽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曆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於曆史落後水平。
　　
傳統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盡可能多地養育人口，即使這種增加的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換取，中國人也心甘情願。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的速度往往高於糧食生產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間這一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隻有少數幾個曆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經過康熙雍正兩個承平時代，中國人口已經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乾隆進行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億。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2.9696億，五十年裏翻了一番。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跡”。
　　
正是這樣的人口奇跡造成了乾隆朝的尷尬。一方麵，人口繁庶曆來是統治成績和國家實力的最有力證明，另一方麵，人口增長也帶來了方方麵麵的問題。同樣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曆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處於秦始皇以來曆代最低水平。
　　
人口壓力導致了空前的生存競爭。
　　
由於人口的增長，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地主不斷提高要價，增長地租。貧民越來越無法承受。有案例記載，乾隆初年：四川瀘州的一塊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八石五鬥。僅僅過了四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二十四石。另一個案例顯示，湖北黃岡的一塊土地，原本收租三石，兩年後，租價就上升到了六石。地租如此直線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佃戶忍無可忍，不得不起來抗爭。
　　
乾隆六年，江蘇崇明等地因風災減產，佃戶老施二帶頭不交地主的田租。還組織周圍的佃戶，驅逐前來收租的地主。地主在保正的幫助下，逮捕了幾名動手的佃戶關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組織民眾，“將業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燒毀”，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縣也發生要求減租、抗租的風潮。乾隆六年八月，靖江縣貧民沙九成等人“糾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罷市，希圖挾官報災，免糧賴租”。
　　
由於抗租事件普遍發生。許多地方，地主和佃戶之間的矛盾已經激化到這樣的地步，地主必須依靠官府的武力幫助才能維持對佃戶的重租剝削。乾隆時巡撫陳大受稱：“吳中佃戶抗租，久成錮習”。地方政府和業主為獲取足額賦稅和地租，不得不在各城市設收租局，各鎮市設押佃公所，嚴懲欠租抗租，百計追比，私刑拷打，以致“歲以一縣計，為賦受刑者無幾人，為租受刑者奚斥數千百人，至收禁處有不能容者”。地主們越是這樣嚴厲鎮壓，佃戶的鬥爭越是如火如荼。各地多次發生佃戶聯合起來與官府衙役發生武裝衝突的事件，讓乾隆不能安枕。
　　
除了抗租之外，抗稅鬥爭也越來越普遍。由於農民普遍貧困化，越來越多的人種不起地。乾隆十二年，河南羅山縣農民集體抗稅，乾隆三十二年。江蘇江陰縣也出現大規模的抗稅鬥爭。
　　
至於福建惠安的抗稅鬥爭已經成為地方官無法應付的政治頑疾。乾隆十八年，據該知縣邵應龍稱，“糧戶疲頑，每年秋成後，縣令赴鄉親懲方納。十月內循例赴鄉，玉山鋪，山尾村莊，頑抗不理：嗣複親往催征，詎糧戶不服拘比，爭持棍石，毆傷差役三名，並向轎內擲石，抗糧拒捕，聚眾毆差，強悍已極”。(《清高宗實錄》)
　　
　　
六
　　
作為一個統治者，乾隆是慷慨的，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最慷慨的。他是中國曆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
　　
乾隆登上皇位後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二十天，皇帝再次頒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沉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後漫長的六十多年統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他在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嘉慶元年，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一億四千萬兩，糧食一千二百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沉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本來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闊大。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二億零二百七十五萬兩白銀，是中國曆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兩白銀折人民幣二百元計算，可合今天幣值四百零五億人民幣。如果說這個數字仍不夠直觀，那麽我們再用另一個數字來表述一下：乾隆減免的農業稅占乾隆朝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七點五七，占乾隆朝所應收的農業稅總額的百分之十一點四。而我國於二○○五年宣布免除全部農業稅，其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例不過是百分之一點七。
　　
乾隆深深懂得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動亂的源頭，所以他采取了許多照顧最底層民眾的措施。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餘的弘曆，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
　　
“我減免農業稅，地主所得到的好處居多，那些無業的貧民，租種別人土地，終歲勤勞，但是卻得不到我的恩澤，還是要按原來的比例交納地租。這無疑不合適。如果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讓一半給佃戶，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經常命令各地官員勸諭地主減輕田租，對那些讓租者，加以鼓勵。他認為，這樣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盛世。“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
　　
雖然在經濟上對農民，特別貧民如此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權力上，乾隆卻是有史以來最為吝嗇嚴苛的皇帝。他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一點點政治表達權。他作為統治者，自上而下為農民采取種種措施皆可，但是作為農民，如果挑戰綱常秩序，不服從官府管理，自己起來維護權利則萬萬不可。
　　
因為統治者最熱愛的是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最核心手段則是維護綱常。一旦綱常紊亂，則統治者必然受到威脅。
　　
所以，乾隆對於老百姓，有著對比鮮明的兩副麵孔：
　　
對於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他能克製自己的胃口，恪守永不加賦的原則；他能殫精竭慮，為小民的生活問題操勞不已，遇到處理水旱災荒，每天工作可達十七八個小時。
　　
對於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應該說，民眾鬥爭的風起雲湧是清王朝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表現。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造成經濟衝突和經濟糾紛日益增多。在經濟騰飛的同時，民眾的政治意識、權利意識也同步覺醒，社會上出現一些自發的維權組織，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契機。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衝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係，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鬥爭。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乾隆十三年，禦史陸秩奏稱：“福建汀州、興化等府，民風刁悍，寧化縣地方有所謂鐵尺會，又有十三太保。鐵尺會者，咱寧化、上杭、清流等縣，以至汀州府治，所在多有，一味行凶為事，欺侮善良藐視王治。”乾隆十八年，福建邵武佃農杜正祈等“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搏難。恃拳勇，入市強橫，久之黨漸眾，遂陰蓄異謀，人給一鐵尺，號鐵尺會”。有的地方則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麵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他一切政治思維的出發點是保證政權世世代代在愛新覺羅手中。而他所有政治智慧的背景都是中國數千年的專製統治。中國政治史上有一句名言，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經濟上勉強能夠維持溫飽，同時在政治上又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之時。農民們是皇權最有力的支持者。在被饑荒和剝削推到死亡邊緣，同時又有人敢於振臂一呼，把他們聯合起來時。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推翻一個王朝。
　　
所以，乾隆皇帝治國，依靠的是兩手。一手是為了江山萬代，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另一手則是千方百計防止老百姓聯合起來，特別是要消滅老百姓中那些膽大妄為、敢於鬧事者，使老百姓知道“尊卑之分決不可逾，法度之嚴決不可犯”。
　　
這兩手他抓得都很硬。
　　
因此，麵對風起雲湧的民間社會覺醒。他的一貫措施是嚴厲鎮壓，把一切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
　　
在乾隆看來，“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萌芽不剪，將尋斧柯。”在乾隆時代，一切民眾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餘凶”。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麽“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戶部寶泉局，也就是相當於今天財政部印鈔廠的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克扣工資，停爐罷工。步軍統領衙門出兵彈壓，工人們“俱登廠內土堆，拋磚擲瓦喊叫”，官兵竟向手無寸鐵的工匠施放鳥槍。事後。乾隆帝還因為沒有殺幾個人而嫌官兵鎮壓不力，朱批道：“辦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此等刁風，甚屬可惡。……著舒赫德等嚴訪為首之人，務必重處，以警其餘。”
　　
對於“刁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稅抗租行為，他更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江蘇崇明老施二抗稅事件報聞之後。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務獲實犯奏聞。”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老施二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乾隆十一年，皇帝普免銀糧。福建上杭羅日光等人認為，既然皇帝免除了地主上繳的錢糧，並且勸諭地主也減收佃戶之租，那麽地主就應該按皇帝的旨意執行。遂要求“將納業戶田租，四、六均分”。也就是少交百分之四十的地租。地主堅決反對，要求政府鎮壓，羅日光組織佃戶，痛打了下鄉查辦此事的典史。
　　
乾隆皇帝聞訊大發雷霆：頒下“命督撫訓飭刁風”之諭。其諭說：
　　
“羅日光等借減租起釁，逞凶不法，此風漸不可長，著嚴拿從重究處，以懲凶頑，毋得疏縱。……各該督撫，遵奉此諭，通行出示曉諭之。”
　　
羅日光鬥爭遭殘酷鎮壓，包括羅在內的多人被處死。
　　
乾隆十三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製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麵前。然而稟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寸步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到乾隆，奏折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於大堂之上。
　　
乾隆年間，凡是發生抗租鬥爭，他的處理方式總是不管有理沒理，“必應嚴加懲治，以儆刁風”，“嚴行究治，以懲刁風，勿得稍存姑息。”他一再強調“此等刁風，不可長也，當嚴拿務獲首犯奏聞”；“嚴行究治，以懲刁風，毋得稍存姑息”，“刁風由茲斯長，不可不為遠憂也”，“必應嚴加懲治，以儆刁風……”
　　
　　
七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在乾隆眼中就成了階級鬥爭的新方式，是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待，他來告禦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並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幹係，而且隻有把彭家屏牽係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製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這個人是皇帝最信任的親信之一。他事上忠誠，為人敏捷，辦事周密。聽到他回來，皇帝連忙召見。
　　
幾天不見，觀音保模樣大變。微服出行時新換上的湖綢長衫已經蒙上一層塵土，臉龐也比出行時消瘦了許多。
　　
他搶步上前，請了個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災，並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匯報說，夏邑和附近的永城縣遭災已經兩年了，由於連歲未登，積水未涸。今年仍無法下種，百姓對於縣令和巡撫極度不滿，咒罵之聲充滿城鄉。由於多年重災。窮民景況不堪入目。縣城裏乞丐遍地，鄉間則餓殍滿眼。全縣物價奇高，隻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他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花了多少錢?皇帝問道。
　　
“四百八十文。”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九十六元錢。大約是兩隻烤鴨的價格。
　　
“什麽?兩個孩子加在一起?”
　　
“對。”觀音保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語，良久，一揮手：“你先出去吧。”
　　
觀音保悄無聲息地退步，轉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尷尬。看來，地方官確實罪不可綰。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發指。必須嚴肅處理，才能平民憤而肅官箴。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禦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內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本來，大清帝國如今的政治形勢就不穩，各地抗稅抗租鬥爭此起彼伏。如果這事再傳開。那麽無異於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地助長民眾的自發鬥爭?
　　
深思熟慮之後，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裏雅蘇台充軍。夏邑縣、永城縣兩縣知縣也被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以此儆戒其他諱災官員。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縉紳幹預公務。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給河南老百姓，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並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禦狀。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麽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諭，體現了皇帝在麵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八
　　
麵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築壩壘，將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內。
　　
那麽，在底層的民眾受到冤屈，就隻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眾有權利上訪。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內，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采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眾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對付貪官汙吏的唯一辦法。就是說，你必須在體製內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製內的申訴機製常常是失效的。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那麽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發還原縣，又怎麽辦?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湖南新寧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寧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將案子發回新寧縣處理。新寧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複，把劉周佑關押在監。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匯報給了皇帝。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於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麽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將使刁風益熾矣”，“將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製官長，殊非整傷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麵之詞。開挾製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麽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麽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隻能含冤忍受，等著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麵前，來說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隱”。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麽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九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賑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裏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丟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非常清楚，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內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麽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臥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八十年後，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麽?
　　
孫默如獲至寶，他飛馬把這一“成果”匯報給圖勒炳阿，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裏加急的文件報給皇帝。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一方麵，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麵，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後，他感覺十分不妥。因為各地秘報已經傳上來，說雖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撫”的消息仍然像長了翅膀一樣，立刻傳遍了大清各省，這件事已經成了全國街談巷議的新聞，那幾個敢於告禦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消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於是斷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諱災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別是要查清這個檄文到底從哪裏抄來，背後有沒有其他組織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諭中還莫名其妙地著重說了這麽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偽檄。”並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顯然，皇帝一定要將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進案子中，才算罷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迭起的南巡。他召來彭家屏。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待出自己家中確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誌》、《南遷錄》等數種。
　　
然而，方觀承與圖勒炳阿抄家的結果卻與彭氏交待大相徑庭，原來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聞聽抄家之信後，已經把家中所有這些“禁書”一把火燒了。
　　
但方觀承也有成果。他說，經過審訊，劉元德交待，他的禦狀狀子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過，這從側麵證明，彭家屏與這個告禦狀事件確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確的。另，段昌緒的檄文，是從一個叫司存存的人那裏抄來的，司存存又得自於司淑信。
　　
皇帝對這個結果基本滿意，他知道，一個大案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了。
　　
　　
十
　　
經過會商之後，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所以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淩遲處死。因為段昌緒並沒有孩子，隻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陳氏，發給功臣之家為奴。司存存、司淑信一見逆書即行抄錄，應擬斬立決。
　　
皇帝畢竟仁慈，宣布對段氏“從寬”斬立決，妻子免於入官。司存存、司淑信則秋後處決。
　　
對於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書，“從寬賜令自盡”。彭氏之子彭傳笏斬監候，秋後處決。沒收家產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人官。據河南布政使匯報，彭家屏的家產有玉玩器等一百九十餘件，綢緞、氈褐衣服等七百餘件，字畫手卷八十餘件，俱解送進京。“至於箱內止存銀一千餘兩，殊難憑信。隨喚伊管事家人範祥等逐加研訊。雖據堅供實止此數，但有無隱匿寄頓，仍飭該府縣再加確查嚴審。”
　　
至於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麽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願吧!
　　
皇帝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對退休官員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強出頭的憤怒，他相信，這樣的處理結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撫巡”事件的不良影響。
　　
皇帝還特別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了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據河南布政使匯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致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確。“跪聽宣揚，踴躍叩頭，歡聲動地，稱此千古未有之鴻仁，天高地厚，無與倫比，惟有頂祝國祚億萬斯年，還祈代為轉奏”等語。
　　
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則匯報說，這個案子處理之後，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聖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對彭家屏等人無比痛恨，並紛紛表示，以後一定遵紀守法，絕不再越級上訪。
　　
方承觀還說：“臣等觀其情詞懇切，老民等皆叩頭嗚咽，災係出於衷誠，並無偽飾。”
　　
看到這裏，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
　　
在強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後，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他命令，夏邑縣等豫西四縣曆年所欠的農業稅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稅收也一並免除。皇帝還派出能員，深入豫西，調查此地連續多年受災嚴重的原因，準備通過興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時，立刻調圖勒炳阿入京，體麵地解除了他的巡撫之職。夏邑、永城兩個縣令仍然被革職按問，以為其他官員之戒。
　　
這就是乾隆皇帝處理地方矛盾的一貫方式，那就是，既處理帶頭鬧事者，以做百姓，又全力解決百姓實際問題，以防造反。乾隆十六年、湯溪、江山兩地饑民“哄鬧米鋪”，他就一方麵嚴厲處理帶頭鬧事的饑民，另一方麵，迅速從各省截漕糧一百四十六萬石，發給這兩個縣救災。
　　
他通過這樣的手段，明確告誡百姓。一定要安分守己，逆來順受，頂頭上司再貪虐，也一定要在政策和法律的範圍通過“正確途徑”解決問題，萬萬不可強出頭。
　　
　　
十一
　　
關於中國的政治文明，歐洲根據流傳到西方的中國經典，曾經有過美好的想像。耶穌會士、萊布尼茨和伏爾泰都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神奇的帝國，由歐洲人應該羨慕的“開明君主”極好地統治著。
　　
萊布尼茨說，中國人“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
　　
伏爾泰對中國政治文明的評價更高，他說：“當人口眾多而廣袤的中華帝國作為一個家族出現於世時，我們還隻是三三五五流浪於阿爾登森林中的野人呢。”他在劇本《中國孤兒》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說：“我們中華民族從古以來有的是高尚的藝術，有的是威嚴的法律，還有清淨的宗教。這些都是世世代代可以誇耀於世界的立國之寶。”她還說：“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
　　
在馬爾戛尼使團到中國前，歐洲人對中國一直充滿好感。中國政治經典是歐洲政治家靈感的一個重要來源。然而，馬爾戛尼使團的親眼所見所聞，卻無情地打破了歐洲人的幻想。
　　
使團成員巴羅在目睹多次官員隨便鞭打民眾和下級的暴行之後，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中國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規矩的影響之下所受到的扭曲幾乎是徹頭徹尾的。……雖然他們生性和平、順從和膽小，社會狀況以及法律的濫用把他們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殘酷。”
　　
來自政治文明已經相當發達的英國的使臣們一眼就看穿了乾隆朝政治上的漏洞。馬爾戛尼說：“中國政治製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製或監督皇權”；“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曆史的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論，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最後一定導致犯上作亂”。
　　
幾千年來，中國的統治者對於底層民眾的維權行動，永遠就是絕不認錯、從不退讓一種態度。百姓麵對官府，永遠隻有不斷退卻，無限度忍讓這一種選擇。一方過於蠻橫、缺乏約束，一方過於懦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由兩個階級組成的國家裏，兩個階級沒有博弈的平台，於是隻能不可逆轉地走向社會分裂。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社會裏，當矛盾和危機達到極點時，隻剩下起義這一種可能。
　　
透過緊張的民族關係和階級對立的種種跡象，英國使節敏銳地覺察出中國正處於發生劇烈政治動亂的前夜，馬爾戛尼甚至作出預計：“這種叛亂或瓦解即使於我死前出現，亦不足為奇”。但他憂慮發動暴亂的奴隸們將遭到滿洲統治者殘酷鎮壓而處境更加惡劣，因而這位英國勳爵斷言：“如不引導中國人以漸進方式。而是使之狂熱地追求解放，則是愚蠢的，隻能使他們陷於周期性的發作中，從而與法國人、黑人一樣，都不能享有自由。”
　　
幾十年後，白蓮教起義宣布了乾隆一味鎮壓政策的破產，而更晚些的太平天國起義更有力地證明了馬爾戛尼預言的驚人準確。
　　
　　
責任編輯：洪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