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孫立平：你們假裝申報，我們認真監督

“你們假裝申報，我們認真監督”

——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問題的贅言

孫立平

接連寫了兩篇關於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短文，似乎該說的話已經都說了。但總還是有一種言猶未盡的感覺。其實，早在我寫這兩篇短文之前，各種媒體上無計其數的相關文章，可以說就已經把這個問題的方方麵麵都說到了。因為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是一件多麽複雜多麽困難的事情，俄羅斯說搞就搞了，阿富汗這樣落後的國家也說搞就搞了，就更不用說許多國家是在技術條件更差的沒有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時代就建立了這項製度。而這裏言猶未盡的感覺，其實並不是關於這個製度本身的，而是與這個製度的出台相關聯的那些事情。

盡管參與這項討論的人們對這項製度能夠在短期內出台幾乎都不抱樂觀的期望，但我們還是要說，事情已經到了需要做一個抉擇的時候了。近年來，對於腐敗可以說是越反越腐，說明沒有根本性的製度措施是不行了。而國內近幾年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也表明，民眾對腐敗的忍耐，已經接近極限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腐敗已經明顯在侵蝕著我們這個社會的肌體，瓦解著權威和社會秩序的基礎，在諸多的所謂群體性事件中彌漫的對腐敗的憤怒、對公權力的不信任，不但表明造成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正在形成，而且我們體製解決問題和維護秩序的效能在不斷喪失。在這樣的情況下，是犧牲一些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將真正有效的反腐敗的措施和製度加以實施，從而為社會的長治久安奠定一個基礎；還是仍然在這個問題上打太極拳，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將真正有效的反腐敗措施無限拖延，最後可能造成我們的體製甚至整個社會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這無疑是我們必須做的一個抉擇，也是一個我們繞不過去的坎兒。

應當說，無論有關部門如何的言之鑿鑿，關於條件和配套製度的說法已經不被人們所接受，問題的症結在哪裏人們心知肚明。如果繼續重複這些理由和論證，結果隻能是政府公信力和威望進一步受到損害。而這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體製來說，顯然是一個過於沉重的代價。有網友在相關的留言中稱，“什麽都不要說了，根本不是條件的問題，這個製度能不能出台，是檢驗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是否是真的執政為民的試金石”。試金石雖然是個老話了，但用在這裏卻是非常妥切的。其實也不僅僅是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是這樣的試金石，公車改革等其實也都是這樣的試金石。這塊試金石能夠試出的，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反腐敗的問題，甚至也不是改革能不能在碰到既得利益阻礙時能不能推進的問題，這塊試金石能夠試出的實際上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某種狀態：人們通常所說的利益集團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某些“阻力”是不是已經到了能夠阻礙必需的社會變革的程度，我們這個社會還有沒有克服這種“阻力”的能力。或者換句話來說，這塊試金石檢驗的是民眾對政府和體製的信心，檢驗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會不會左右這個社會的進退取舍。

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我這裏說的是公開申報，其實質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於社會。這些年來我們社會中的反腐敗的力度不能說不大，領導層對腐敗危害的認識不可謂不足，甚至一些反腐敗的製度也不可謂不細，但盡管如此，這些措施和製度卻收效甚微，其根本的原因是將反腐敗設定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民眾和社會不能介入，要靠“內部人”來解決。而在“我們”的框架內，反腐敗就不能不受到多方麵的掣肘，一些根本性的反腐敗措施就會因不合時宜而被束之高閣，對一些大案要案的查處就不得不出於某種考慮而虎頭蛇尾。因此可以說，如果不能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反腐敗的路就會越走越窄，就是一些看起來嚴密的製度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當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的時候，很多的事情就會簡單得多，就是一些看起來簡陋的製度，也會有效發揮作用。在這次關於財產申報製度的討論中，有人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你們假裝申報，我們認真監督。盡管這句話中也透露出某種無奈，但可以說也觸及了事情的關鍵之處。一些人總是將製度的完善作為推遲製度出台的理由，其實包括像財產申報製度，關鍵的問題不是完善不完善，而是有沒有公開和外部的監督。

之所以要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是因為沒有來自社會對權力的監督，反腐敗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對此，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任何一個社會，如果還能有基本的秩序的話，都必須有對權力的監督與約束。不過，權力製約實現的機製是不一樣的。一種是外部的約束，主要來自於社會，一種是內部的約束，主要是來自權力係統本身。有效的約束當然是兩者的結合。在我們過去的傳統中，盡管外部約束是缺乏的，但由於權力的集中，內部約束是相對有效的。然而，近些年來，在外部約束無法形成的情況下，內部約束的效力卻在明顯下降。這不僅僅是權力係統本身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於市場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社會生活的複雜化，使得許多過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已經變得蒼白無力。其結果就是權力的失控。我這裏所說的權力失控是指，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權威基礎削弱，前幾年就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說，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麵約束，又無下麵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製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升官不惜犧牲體製利益（不要說社會利益了）；在一些地方權力演變為驕橫跋扈甚至恣意妄為的力量。而腐敗不過是失控的權力的外在表現。從最近這些年的情況看，在我們的社會中，可以說，反腐敗的措施製度化進展緩慢，而腐敗卻在開始製度化。如前一段披露出來的遼寧省遼陽市宏偉區天價車補的方案，書記、區長每年補貼高達7.6萬元，最近更披露出，該市弓長嶺區委書記和區長從2008年4月開始,就已經開始享受一年8萬元的車補待遇了。有人將其稱之為腐敗的製度化。而在對這種天價車補的所有論證中，似乎隻有一個理由，即相關的經費減少了節約了。減少了相關經費就可以成為坐地分錢的理由，隻有權力已經由於不受約束而恣意妄為的情況下才能說得出口，一個保姆能夠說我為你買菜省了錢就可以將錢裝進自己的口袋嗎？

可以說，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靈魂是在於公開。然而，在一些地方開始進行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試點中，人們卻發現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即公示範圍出現越來越小的趨勢。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全國最早實施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新疆阿勒泰地區，公示的範圍是最大的，當地1054名幹部的財產申報狀況，被放在阿勒泰地區廉政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全國第二個實施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試點城市浙江慈溪市，在公開的範圍上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官員申報的內容，被張貼在各單位的公告欄上公示3天，公示範圍基本是本單位的人。而不久前開始進行試點的四川高縣，則基本取消了公開的內容。“填好的表格，將由專人收集並送達縣紀委，最後放入專櫃保管。整個過程中，公眾根本無從參與了解”。但據媒體透露，湖南瀏陽市擬議中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則可能是申報和公開得最徹底的。這個方案擬將申報者的工資收入以及大宗財產實行徹底公開，並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網站等媒體進行公示，接受群眾監督。然而這個方案最終是否能夠不打折扣地得以通過，還是一個未知數。但無論這個方案的結果如何，財產申報結果的公示，都應當是堅定不移推進的方向。

這些年財產申報製度醞釀和爭論的過程告訴我們，這項製度的出台，不是取決於製度製定的技術性過程，而是取決於社會力量的博弈，取決於社會對於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而這項博弈的結果對中國的社會發展將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人們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即在這次關於官員財產申報的討論中，特別是網絡上那些隨意的跟貼中，對不久的將來能夠出台這項製度，大多不抱希望。換句話來說，就是人們很失望。這種失望，實際上是一種不信任感。而對於這種不信任感，我們決不能繼續掉以輕心了。如前所述，最近發生的一係列群體性事件表明，民眾對公權力的不信任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這種不信任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使正常的社會秩序失去了基礎。因為在一個社會中，沒有一種對公權力的基本信任，社會的秩序就失去了基礎。但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將公信力的喪失與社會中的信任危機混為一談，將前者作為後者的一種特殊表現。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