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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我做了兩件事。一件是企圖促成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來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另一件是企圖勸說學生適時離開廣場。
下麵是關於這兩件事情的陳述：
（一）人大常委簽名事件
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匯報》的頭版頭條消息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書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在幕後運作這件事的，是以曹思源為首的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
八九年四月下旬以來，我們和全北京、乃至全國的老百姓一樣，密切關注著北京的學生運動。戒嚴以後，北京的局勢已極為複雜，曹思源按照他一貫要讓人大這顆橡皮圖章逐漸硬起來的思路，建議草擬一份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的《建議書》，希望通過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來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我同意曹的想法，並且認為，”人大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在這個時候，召開緊急會議，是完全符合憲法原則的，也是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必要措施。”曹在《建議書》中寫道，“在此緊急關頭，應通過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誌，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
在我的支持下,由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全力進行院外活動。曹思源首先找到時任人大常委的胡績偉。胡老審閱了《建議書》後，表示明確支持，並在《建議書》上加了一句話：“如果暫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召開在京常委委員非正式緊急會議。”胡簽名後，表示願意以他的名義，委托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員辦理征集簽名事宜，並正式寫了委托書。從五月二十一日晚開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各方聯係，或登門拜訪，或打電話，或發加急電報，要求同意這一主張的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在《建議書》上簽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員見了《建議書》，在上麵簽了名；有的委員沒有見到《建議書》，在聽了內容後委托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代為簽名。
最後，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員或直接簽名或電話委托簽名。有的回電話表示讚成開會，有的回電報表示讚成開會。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員也呼籲從速召開一次緊急會議，來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謀求問題的解決。先後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員讚成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超過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達到了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的提案人數。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將關於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員的意見材料交給了胡績偉。胡老又分別給萬裏委員長、習仲勳副委員長、彭衝副委員長寫了親筆信。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於二十四日下午一時半將這些材料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收發室。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據此發了第二天的頭條消息。
李鵬對此進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顧明、劉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員發表聲明，聲稱自己沒有同意簽名，是造謠，要求追究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法律責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員對簽名沒有提出異議。
未及六四開槍，曹思源在自己家門口被秘密綁架；我的座車被明顯跟蹤；公司氣氛彌漫著緊張和不安。公司內部開始有人責怪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活動，並建議與之作某種切割。我在公司召開的大會上明確表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進行的活動我知情，也讚同。我鼓勵四通同人：我們的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
（二）勸說學生適時離開廣場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許，我在國際飯店彩虹中餐廳，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靜坐學生負責人開會。在會上，我首先肯定了學生們的行動，讚揚他們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做了貢獻，也告誡他們：民主不是一天可以達成的。提醒他們凡事必須考慮到社會承受力。再在廣場上僵持下去，會造成群眾社會生活的不安定，也會成為軍隊鎮壓的理由。
我說，“同學們，如果把你們的行動比作一部作品，那將會是一部傑作。這部傑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經寫完了。如果寫好下篇，寫好結尾，那就更加傑出偉大了。”“現在，你們應該不失時機地撤離廣場，主動地撤回學校，再堅持校園鬥爭。這樣，你們就會受到整個社會的讚揚。”
我提醒他們：“你們應當知道，軍隊進城意味著什麽？如果學生回學校了，廣場上沒有學生了，部隊進城就沒有理由了。”“當然，撤退，你們可以提出自己的條件。第一，就是軍隊回去，學生回校；第二，取消戒嚴，秩序正常；第三條，要有策略，我建議他們要尊鄧、打李、擁趙。對鄧小平和楊尚昆，可以請他們光榮退修；對李鵬，可以要他下台；對趙紫陽關於要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要擁護。
我建議把撤離廣場的行動稱為“凱旋在子夜”，是進軍，是為了新的目標的進軍，不是灰溜溜的退卻。我還直接找了王丹，告訴他情況的緊急和麵臨的風險。那是在北京飯店的咖啡廳，王丹處在極度疲勞的半昏睡狀態，聽不進、也聽不懂我在說什麽。
五月二十三日，四通公司的曹務奇根據我與學生對話的內容，起草了一份《倡議書》，由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倡議書》要求“撤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複秩序”。要求新聞單位對此進行公開報道。《倡議書》寫道：“我們鄭重倡議：撤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複秩序。我們呼籲：迅速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按照民主和法製的程序討論並接受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如果軍隊回去，撤消戒嚴，我們相信在運動中一直保持理智、克製、秩序的廣大同學會同意撤離。我們的撤離不是退卻，而是把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我們認為，我們的合理要求沒有理由得不到滿足，如果要求不能實現，我們不答應，人民不答應。”
主張撤退的學生領袖回到廣場大多被罷免，左右廣場的，永遠是最激進的主張。
這兩件事，留下了兩份白紙黑字的文字材料，一是《建議書》；二是《倡議書》。請有辦法的網友，找出來貼到網上，以為佐證。
（6/3/2006）
一個小孩子自己的組織，很有架勢地開展活動。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樣子。我不懂政治，但是，我想公民社會的到來在中國還是需要時間的，即使有了成型的民主製度。
六四絕對是中國的悲哀，它是中國學生一次幼稚的演出，但對於共產黨確是一件好事，它迫使共產黨開始反省，進一步與時俱進的提高了執政能力。
現在再想組織那樣的運動，不要說兩三個月，就是兩三天就給你搞熄火了。
是否有其它的政治企圖（倒鄧？），其實並不重要， 而且讓鄧在當時退休現在看來也是正確的。 搞政治的都希望有更大的權力，這很正常， 在西方這也是公開的。隻要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就應讓存在。評價一個人不要泛道德化。我們對趙實在是不公平。 追悼會的同時還廣播他犯了嚴重錯誤（實際上應是鄧和李鵬犯了嚴重錯誤）。 李鵬這個民族的罪人（推動六四，三峽），無所貢獻， 卻享受高官厚祿。 真是很不公平。
六三當晚一王姓職員被射殺於長安街上,這似乎是四通人感受最直接的震撼吧?!
當時謠傳如運動朝另一麵發展,您可能會出任商務部長甚至更高,不知是否屬實?
總之,都過去了,曆史有一天會有明確結論的.
祝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