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MAN

自幼愛胡思亂想,因此被懲教多年。幾乎改邪歸正,適逢大赦自由。前功盡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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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學英語的故事(ZT) (圖)

(2008-01-11 01:43:05) 下一個

在這裏我一直就是潛水,學習。時間不長,受益匪淺。轉一篇李陽先生的文章,也順便向這裏的英文高手致謝!共勉2008!

在許多關於老一代領導人的回憶錄中,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毛澤東刻苦自學英語,甚至還有好幾個人都自稱當過毛澤東的英語老師。然而,我至今沒有看到任何一篇會議文章談到周恩來自學英語,當然也沒有任何人自稱當過周恩來的英語老師。我曾經考證過毛澤東的英語水平,今天就來探討一下周恩來的英語水平。

1913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賡搬到天津,在大澤英文補習學校學習了三個多月的英文,此後考取南開學校。南開學校是仿照歐美近代教育製度開辦的,學製四年,相當於中等學校。主科有國文、英文、數學(包括代數、幾何、三角)三門,每年都有,英文課每周都有十小時。從二年級起,除國文和中國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課本;三年級起,就要求學生閱讀英文原著小說。1917年周恩來自南開學校畢業,獲國文最佳獎,並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以平均分數八十九點七二的成績畢業。《畢業同學錄》中對評價周恩來:“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善演說,能文章,工行書”,“長於數學”,“畢業成績仍屬最優”。雖然評語中沒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畢業成績“最優”,可以說周恩來的英文底子是相當紮實的。後來周恩來留日期間1918年4月3日的日記寫道:“閱英文報,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條於中國矣!”在日本不閱讀日本報紙,卻閱讀英文報紙,可見其英語水平高於日語(關於周恩來的日語水平,陳明遠先生已經考證過——關於周恩來的法語水平我另文考證)。1921年底周恩來抵達法國以後,卻一度專門跑到英國打算報考英國學校,也證明他對自己的英語水平相當自信。周恩來閱讀英文報紙的習慣一直到解放以後,《百年恩來》這部紀錄片中就有周恩來在工作之餘閱讀英文報紙的鏡頭。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陝北第一次見到了已經是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周恩來。斯諾在《西行漫記》第二篇“去紅都的道路”這樣記述了他與周恩來的會麵:

……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著一臉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囉,你想找什麽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盡管胡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周恩來為什麽說自己“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呢?周恩來1928年周恩來在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以後,回國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在這個當年遠東最國際化的大城市還是有許多機會說英語的,直到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到1936年見到美國記者斯諾,周恩來的確五年沒有機會說英語。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鐵摩爾受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委派,前往戰時中國首都重慶,被任命為蔣介石的私人顧問。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國共兩黨的許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來。拉鐵摩爾在《中國回憶錄》一書中也談到了周恩來的英語。他這樣寫道:

……周恩來第一次到我這裏來,是隻身一人,連個翻譯都沒帶。而由官方派給我的翻譯兼秘書薛保橋(音)先生也很得體地離開客廳,留下我們兩人單獨談話。我們憶起1937年在延安的會麵。當時,周給我留下與眾不同的印象,他對外部世界的理解相當透徹。忽然間我想起周一直在學習英語,並且我還知道他年輕的時候曾在法國住過一段時間。於是我問:“我們能用英語或法語交談嗎?”“噢,對不起”,他說,“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語也差不多忘光了,還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講的也不怎麽好,有些困難的地方請給幫助。”他說那沒有問題。於是我們一直用中文交談……

1936年周恩來與斯諾交談時還是使用的英語,到了1941年卻因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與美國人交談,說明周恩來的英語確實有所退步,但還沒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哈裏森·索爾茲伯裏(Harrison Salisbury)記述了他1954年親眼目睹的一件軼事。那是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之後經過莫斯科,參加蘇聯人舉辦的一個酒會。參加酒會的有赫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等蘇共政治局成員,以及當時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外國使節,包括英國和印度。當周恩來致辭時,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語。他這樣做是很不尋常的,因為除了那幾個國家的外交官,酒會上的蘇聯權貴完全不懂英語,所以還要翻譯把他的英語致辭翻譯為俄語。索爾茲伯裏親眼看到,當周恩來用英語向米高揚祝酒時,米高揚以不滿的口氣對周恩來說:“周,你為什麽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流利嘛!”周恩來的回答是:“你怎麽不說中文呢?”

1972年尼克鬆訪華又給了美國記者近距離觀察周恩來的機會。在隨同尼克鬆訪華的記者中有一位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個世紀30-40年代美國《時代》雜誌駐華記者,與周恩來相識。在周恩來總理為尼克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當尼克鬆離席祝酒致辭時,白修德試圖接近周恩來,卻被中美雙方的保安人員攔下。當時周恩來看見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讓白修德靠近,在周恩來身邊尼克鬆的座位上坐了幾分鍾,但是周恩來的英語口語已經很有限,隻是一再說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盡管周恩來的英語口語水平不彰,但是聽力水平相當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宮歲月》這本回憶錄這樣描寫周恩來: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聽的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到就感覺得到……

周恩來的英語聽力和警覺性在1972年1月美國總統特使亞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將軍為尼克鬆訪華打前站時表現的淋漓盡致。當時黑格在會談中提到蘇聯威脅的時候說“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譯為“美國政府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過去後,周恩來沒說話,但顯然皺了下眉頭。黑格走了以後,周恩來立即要求章含之找來各種版本的韋伯斯特、牛津大辭典查viability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麽。查了之後確實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來再次會見黑格時,周恩來就當麵指黑格上次用詞不當,用這種詞中國不能接受,因為中國不需要別人關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盡管發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鬆總統順利訪華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在公報簽字後尼克鬆舉行答謝宴會,最後特別讚揚中方的翻譯,並且拿出美國人的幽默感對當章含之說她很出色,“翻譯我全聽到了,一個字也沒錯過”。尼克鬆當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會上,章含之在翻譯尼克鬆的致辭時翻譯錯了一個詞,尼克鬆當時說中美之間的距離很近,才1.7萬英裏,當時他說的1.7萬英文表達就是17個千,當時章含之翻譯成1700英裏。在場沒有一個中方人員聽得出來,因為那時沒有中國人去過美國,也沒有一個美方人員聽得出來,因為他們也搞不清中國到美國有多遠,隻有周恩來聽出來了。他抬起頭來說:“含之,太近了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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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li 回複 悄悄話 你好,我是加拿大中文電台主持人. 在每個星期五晚上我的節目裏麵有一個博客世界專欄,專門介紹各種有意思的博客.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請給我回複. 我的郵箱是MAGGIELI@FM961.COM.
謝謝
李曉燕
小8毛 回複 悄悄話 我也是很崇拜周總理。
風中秋葉 回複 悄悄話 讀此文,更懷念偉人周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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