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上個世紀發生在中國國土上的文化大革命到今年五日十六日,巳經整整四十周年了。文化大革命發生,不是中共曆史上偶然的一幕,它是一係列政治運動的延續和發展,其根源在於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製度本身。
在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它打著民主的旗幟,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把一大批向往民主的知識份子都吸引和團結在它的周圍,象聞一多等許多知識分子,雖不是共產黨員,在麵對死亡的威脅下,都毫不畏懼地選擇站在共產黨一邊。知識份子天真地認為,一旦共產黨取得勝利,它會象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對黃炎培所說的那樣,用找到的新出路—民主來克服曆代政權更替都走不出的舊循環軌跡。不幸的很,事實很快就給了天真的中國知識分子嚴厲的教訓。
毛澤東取得政權後，立即馬不停蹄地開始清理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思想。一九五一年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並把這一批判推向社會科學,文化教育。從此,文學藝術和學術理論失去了獨立的地位。隨後,又借批判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進一步開展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如果說這幾次運動還僅僅停留在清理思想的層麵的話,毛澤東很快發現,思想的批判必須結合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才能使知識份子俯首貼耳的聽話。一九五五年二月正式在全國範圍展開的批判胡風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的運動,就是毛澤東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批判和專政結合的先聲。這次運動的結局,是由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簽發逮捕令,將胡風反黨集團逮捕法辦。胡風本人被判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六年。二千多人受牽連,七十八人被定為胡風反黨集團成員,被送勞改,勞教或開除工職,遣送農村勞動。反胡風運動之後,接著而來的是肅反運動,先後有幾千萬人被卷入,幾十萬人被定為反革命,遭到逮捕,批鬥。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發了反共產黨的大規模流血事件,毛澤東在收拾了知識子之後,把他警覺的目光投向了共產黨內。為了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國發生,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他一反常態,號召知識份子幫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完全沒有料到,被他接二連三修理過的知識份子和奄奄一息的民主黨,競然敢不按他的思路走,向他提出什麽民主,法製,輪流執政等等動搖共產黨政權根基的要求。這簡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版。他立即調轉方向,在全國範圍反擊右派的進攻。這場運動,打了五十五萬個右派,幾百萬人受牽聯。這些人被開除工職或學籍,有的送去勞改,勞教,有的被發配到農場或農村,在隨後而來的大饑荒中,不少人被活活餓死。
除了整治知識份子外,毛澤東進行了剝奪農民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共產黨奪取政的鬥爭中,分得土地的農民曾幫了大忙。但要建立政治上高度集權的統治,他不得不剝奪農民分得的土地私有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製，從而把經濟大權也牢牢控製在自己的手中。接著進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試圖把農村公有製和生產經營權推向更高和更集中的程度，結果導致了全國性的饑荒。被餓死的人有幾千萬之多。
人民公社化後，不論在共產黨內和農村，毛澤東的這套做法都開始遭到反對或抵製。毛澤東在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罷了公開反對他的彭德懷的官。一九六三年底又利用“四清”和“社教”運動，在全國農村開展清除農民要求分田單幹的資本主義思想。由於對農村經濟和政治的不同看法和主張，導致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
運動一個接一個，規模越來越大，問題越來越多。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使他進一步感到，黨內和黨外，農村和城市，反對他的人越來越多。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我們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中，掌握在敵人手中。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毛澤東試圖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上全麵清除反對勢力的總攻擊，是曆次政治運動的延伸和總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神運動，使毛澤東的獨裁地位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成了中國革命的上帝。瘋狂的群眾運動，使毛澤東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上的各種狂想都得到迅速的貫徹。國家陷入了長達十多年的浩劫，國民經濟臨於崩潰。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殘。
現在反思文革，值得關注的是，為什麽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毛澤東要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地搞下去？毛澤東死後，以不同名稱，不同內容，但性質相同的類似運動還會不會出現呢？
社會主義的製度，是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建立起來的。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所有的生產資料都屬於公有，社會的經濟運作，完全依靠國家的計劃和指令。經濟上的高度集中，要求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和壟斷，即無產階級一黨專政。
社會主義是典型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社會製度。在這個社會中，主導的政治和經濟思想，是獨裁的，不充許其他思想的存在和爭鳴，對它而言，沒有任何風險製約，不論行不行得通，會不會給人民帶來災難，它還是唯一的真理。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一黨專政。在這裏，黨掌握了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一切領域的權力。其他政黨是不允許存在的，即使允許在在，也是按照共產黨劃定的範圍活動，決不允許與執政黨競爭。共產黨沒有競爭，不受約束，沒有政治風險的製約。即使它濫用權力，腐化墮落，把人民帶入貧困和死亡，也不會有被取代，沒有下台的風險。在共產黨內，領袖是至高無尚的，共產黨內部絕對不允許真正的民主，它所強調的是絕對的集中。任何形式的黨內民主，都有可能動搖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基礎。所以，共產黨的領袖要麽就是獨裁者，要麽就會被趕下台。象前蘇聯的赫魯曉夫和中國的胡耀邦試圖把民主引入共產黨內部，結果都在很短的時間被趕下台了。黨內沒有競爭的後果，是獨裁的領袖無法無天，個人不受製約，無須承擔任何政治風險。從而不斷給人民帶來災難，而不必引咎下台。
毛澤東其所以要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地搞下去，以至最後發動一場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無法收場的文化大革命，除去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枝枝蔓蔓，本質上都是要維護這種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三位一體的獨裁統治。盡管每一次運動都禍國殃民，但他都可以擊敗對手，穩坐江山，這都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的。廬山會議上，真理明明在彭德懷一邊，但最後他不得不認錯，其理由是要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維護黨的團結。說穿了，也就是要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毛澤東就是人格化的共產黨。
有人把文革以及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各種運動，歸結為毛澤東的個人品質，這未免過於簡單。社會主義製度要存在下去，這些運動就不可避免。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是這種社會製度的產物。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來看，任何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最高領袖都是獨裁者，如前蘇聯的列寧，斯大林和北韓的金日成。中國如果當時不出個毛澤東，也會出個李澤東或王澤東，來搞毛澤東一樣的運動。事實上，前蘇聯和北韓也是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也是不斷地在精神和肉體上消滅反對者來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
毛澤東死後，粉粹了“四人幫”，中國較為成功地進行了經濟改革。人們更為關注的是經濟問題，似乎有了以住的教訓，不用再耽心任何運動了。經濟改革，改變了所有製單一的公有製形式，聯產承包製在農村和城市企業的推廣，削弱了執政黨對經濟的具體運作過程的控製，從客觀上為經濟和政治體製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一個起點。但是，如果到此止步，仍然走不出毛澤東時代的循環。
其實，在粉粹“四人幫”不久，中國開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六四“對天安門學潮的鎮壓，就是曆次運動和文革的繼續或循環。鄧小平雖然對經濟改革有重大貢獻，但當黨內和社會上的民主思潮，危及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框架時，他也不比毛澤東心慈手軟。胡耀邦，趙紫陽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試圖走出獨裁的軌跡，結果導改了自我政治生命的毀滅。
要想徹底走出文革這類勞命傷財的運動的循環，必須借助於經濟革，逐步實現生產資料的私有化。使執政黨逐步失去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製。經濟私有化可以為不同的政黨的出現提供經濟層麵的支撐。政治也是個市場，不同政黨的出現，使每一政黨在執政時，要受到製衡和競爭，使之難以形成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壟斷政權的局麵。軍隊在多黨並存的情況下，將脫離政黨的支配，歸國家所有。也就是說，要想走循環，必須走出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或社會主義的框架，任何指導國家走向的主義，執政黨和執政的領袖都要受到風險機製。否則，象毛澤東說所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並非不可能，雖然形式和內容會有所不同，但性質卻不會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