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並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灣當局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給軍人家屬安排的居住地，有點類似現在的社區。不了解眷村，就難以了解台灣的今天。
特殊背景下的“竹籬笆”
台灣眷村的形成，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1949年，大約120萬大陸人背井離鄉跑到台灣，其中60萬是軍人，他們隨即進駐台灣各大軍事要地。這些逃難的人幾乎沒帶什麽錢，家屬當然也沒地方住。為了免除軍人的後顧之憂，台當局於是動用從大陸帶來的黃金對他們進行了有計劃的安置，無法安置在營房或隨軍移動的眷屬，就暫住在學校、寺廟、農舍或牛棚裏，有的還自行搭建了簡陋的臨時住所。這就是眷村，也是台灣最早的社區。據統計，當時全台灣共有眷村763個，眷戶96082家。
來自台灣的薑先生告訴記者，眷村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裏麵住的基本都是外省人，隻有極少數本省姑娘，她們是在和父母決裂後嫁給國民黨軍人的。眷村分好幾種，如果按級別劃分，可分為普通軍人村和將軍村，後者的條件要好一些，而像“郵電新村”等是給軍中文職人員住的。如果按軍種分，就包括陸、海、空3類眷村，“像空基村和大鵬村，一聽就知道是空軍家屬住的眷村”。
國民黨當局隻是把眷村作為一個臨時居住地，搭建的房子極其簡陋。最初隻是以茅草和竹子為主要材料，因此眷村又被稱為“竹籬笆”。一來台風，房子就被吹得東倒西歪，再加上沒有下水道係統，一下雨就淹，竹籬笆逐漸變成了磚牆。台灣著名演員李立群回憶說：“當時大家都沒什麽家具，五口之家住個20坪（1坪約合3.3平方米）的房子，已經綽綽有餘。”
山東大饅頭讓人印象最深刻
出生在眷村的楊先生向記者講述了他的童年生活。他說，當時做一頓飯相當不容易，眷村婦女得共同請求部隊派交通工具運送生煤。記者問他，當時覺得什麽飯菜最好吃，他的臉上立即漾出一絲微笑：“是水餃。政府雖然給眷村發放麵粉，但量很少，所以能吃到水餃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至於水餃餡，好的時候就用豬肉拌酸菜，差的時候也隻能用豆腐幹代替豬肉了。”洗澡也是一大難題，在自來水還沒有普及的20世紀50年代，很多眷村隻有一口深井，需要用水的人得自己去打，因此在井邊排長龍洗澡是常事。
眷村生活苦，眷村的婦女更苦，男人成天在外麵跑，逼得她們萬事隻能靠自己，很多人甚至生孩子的時候都是自己剪的臍帶。隨著子女一天天長大，生活壓力也日益沉重，有些人家就開始“搞活經濟”了：早上賣些豆漿、油條和燒餅；黃昏時分再推著自行車，走街串巷兜售自己親手做的饅頭和花卷。由於眷村裏的外省人來自不同的省份，每人拿手的小吃都不同，久而久之，眷村外的人們也開始喜歡品嚐這些南北風味了。在采訪過程中，記者問了3位台灣朋友同一個問題：“什麽食品在眷村最受歡迎”。沒想到，他們不約而同地脫口而出：山東大饅頭和四川牛肉麵。台灣小吃天下聞名，眷村的功勞真是不小。
孩子的教育更讓眷村人操心。楊先生告訴記者，由於當時每家都有五六個孩子，教育開銷很大，無奈的父母隻好手把手地教孩子用樹枝在沙子上寫字，省下紙筆錢用來交學費。講到這裏，楊先生不無感慨地說：“在眷村，我接觸到不同省籍的文化。大陸講艱苦奮鬥，實際上這也是我們眷村的精神。”
眷村徹底豐富並改變了台灣
這麽多年過去了，眷村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正日益引起關注。學者認為，一方麵，早期眷村被稱為“竹籬笆”，多少意味著它是一個與外界鮮少溝通的世界。眷村人以一種難民的心態到了台灣，當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比例接近於8.5∶1.5。在陌生環境的包圍下，眷村人選擇了自我偏愛，這種強烈的“外省人意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他們與本省人的融合。當時每個眷村隻有一部對外聯絡的軍用電話，全村與外界互通信息全靠它。另一方麵，眷村內部又是不同地域文化的匯集處，這裏的人們大多適應性很強。台灣朋友李先生告訴記者，當時眷村沒有誰家是關著門的，都是前窗挨後院，一家出了事，大夥都會去幫忙。小朋友之間就更是如此，李先生得意地說，當時眷村光是和他同歲的就有二 十幾個孩子，大家每天一起上下學，如果和本省同學打架，大夥都一起上，“團結、有情有義”也是眷村的特色之一。
台灣著名演員劉德凱曾說：“我在眷村生活了近20年，和所有的孩子一樣上學、考試、打架、談戀愛……這裏麵還有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李立群和胡慧中。”
眷村子弟就是在這種有些自相矛盾的環境中生活著，到了20世紀70年代，他們開始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在父母望子成龍的教育下，考上了大學；一部分人成績不好，選擇了軍旅生涯；還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據統計，台灣現存大型有組織幫派幾乎都與眷村有關，最有名的如“竹聯幫”、“四海幫”等都是從眷村發展起來的。
眷村對政治的影響也顯而易見。當時的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他們服從效忠於國民黨，是其最忠實的擁護者，幾乎家家門口都插著一麵“青天白日旗”。因此在台灣，“眷村”一詞原先曾有著特殊的政治含義，幾乎等同於“反台獨”。國民黨執政時期，往往隻要黨部一個電話，眷村人就會按照指示投票給國民黨所支持的候選人，為此還贏得了“鐵票部隊”的稱號。但隨著國民黨的分裂，眷村後代也不再聽從它的指揮，尤其在2000年選舉時，眷村人一邊倒地支持宋楚瑜。李立群曾這樣總結說：“在政治、教育、經濟和軍事上，這批眷村人帶過來的文化徹底影響了台灣，豐富了台灣，也改變了台灣。”
眷村出了不少台灣名人
談到眷村，就不能不提從這裏走出來的名人。一說起這個問題，台灣朋友往往會列舉出一長串名單。政治人物中，宋楚瑜是最出名的一個。他當時住在士林眷村，童年生活和其他孩子沒什麽兩樣，除了蹲在地上打紙牌、玩彈珠外，就是到地裏挖番薯。另據了解，璩美鳳當時還和鳳凰衛視知名主持人吳小莉住在同一個眷村，兩人是同學。
眷村出來的演藝界人士就更多了，除了前麵提到的李立群、劉德凱和胡慧中外，鄧麗君、楊德昌、林青霞和任賢齊等都在眷村生活過。鄧麗君父親在軍中工作，剛到台灣時隨著部隊到處遷移，後來搬到屏東眷村，鄧麗君就是在那裏度過童年時光的。任賢齊幾年前還創作了一首《老張的歌》，獻給父親和台灣老兵們。
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寫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說裏經常出現眷村。此外，朱天心、苦苓等台灣文人也紛紛發表作品，描寫眷村人在“原鄉”與“現實”之間的掙紮。
今日眷村，“鬧市裏的貧民窟”
隨著後代紛紛走出眷村，如今這裏隻剩下年邁的“榮民”（指1949年後隨國民黨到台的退伍軍人）了。在台北市愛國東路鬧市區的眷村，150多戶“榮民”至今仍住在陰暗、擁擠的房子裏，全村共用一個公廁，每人每月隻有一萬多元新台幣，僅能維持生活。“榮民”已成為台灣最貧困的階層，眷村也被稱為“鬧市裏的貧民窟”。50多年來，不少“榮民”仍幻想著“反攻大陸”，因此一直未婚，到70多歲還是孤身一人。為了排解寂寞，他們往往養幾隻小雞，每天就帶著它們捉迷藏。也有一些“榮民”娶了大陸新娘。但她們沒有身份證，不能工作，生活很艱難。
近些年，台灣當局大麵積拆除了眷村。極少數“台獨”分子甚至叫囂，眷村是大陸人攻打台灣的基地，必須廢除。好在大多數台灣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眷村的曆史價值，在他們的呼籲下，各地陸續興建了眷村博物館。當年因為特殊的環境，造就了台灣的眷村，如今隨著老“榮民”逐漸凋零，其重要性也慢慢淡去。但眷村裏發生的一切，那些交織著老邁與新生、過去與未來的故事，卻將伴隨著台灣人的記憶，曆久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