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曆史上，周而複始地上演著這出鬧劇。整個曆史陷入一個怪圈，無論你如何掙紮，終究不能走出循環，就如齊天大聖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般。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了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個人素質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可用經濟理性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一些曆史現象，功臣與皇帝間的關係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盡管這不會是唯一的解釋。
在信息經濟學的委托—代理理論中，由於信息不對稱，代理人有多種類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屬於什麽類型，但委托人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類型，代理人選擇某種信號，委托人根據觀測到的信號來判斷代理人的類型，同代理人簽署合同。這就是所謂的信號傳遞模型。如企業雇主與雇員的關係：雇員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雇員選擇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據雇員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資。此外還有信號甄別模型，同信號傳遞模型一致，隻不過變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係列合同供理人選擇，代理人根據自己的類型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合同。無論那種方法，都在於使代理人有積極性使自己的類型暴露出來。
借用經濟理論，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係看作一種委托代理關係。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控製著帝國的產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必須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在這樣一個委托代理關係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為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功臣們是否勤奮工作，屬於激勵理論，此處暫不討論，我們集中焦點於造不造反的問題。
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確保江山萬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國家要麽有外患，要麽有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奸邪無狀）。一個奸邪無狀的自白道出了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麽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誰是忠臣。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功臣們必須發出一個信號或皇帝必須用一個信號來確定一個分離條件，來使忠臣、奸臣可以分離而不混同。在經濟學裏，由於每個類別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還可以根據一個信號製定出分離條件，使該信號能讓不同類型的人根據成本—收益比較自動現出原形，但對造反之類的事來說，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任何成本都相形見拙。隻要有些風險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難保有人不起歹心。麵對近乎有無限收益的皇帝寶座來說，不可能根據成本—收益情況確定出一個分離條件，皇帝們隻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本文不考慮人心會因為時間、情況的變化發生改變以致忠臣變奸臣的情況）。那有什麽信號又能讓皇帝識別出奸臣呢？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強懲罰威脅力度，諸如滅九族、淩遲等處罰手段，這樣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會選擇不造反。不過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有機會時總是會去嚐試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開國功臣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事後懲罰的威脅對以冒險為業的功臣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震懾意義。那麽以親戚關係來識別呢？從呂後到李世民，從多爾袞到雍正，親戚的血緣、親情約束對爭奪帝位來說隻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從不會將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據對皇帝是否恭順這個信號來識別奸臣呢？毫無疑問，真正要造反的人對皇帝也照樣會畢恭畢敬，安祿山對唐明皇的肚裏隻有一顆赤心的絕對服從令人記憶猶新，這個信號沒有任何意義。那能否逆向思維，認為敢和皇帝爭辯的就是忠臣，不敢爭的就是奸臣呢？可惜，曆史上的權臣是敢和皇帝爭辯的，不敢爭的依然是忠奸難辨。凡此種種，我們用盡心機也無法為皇帝們找到可從功臣中實施忠奸分離的合理信號，當然更不可能找到分離條件。
每個開國皇帝都麵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隻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隻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麵臨同樣的困境，麵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了見識了一幕幕鬧劇。
不要問你想做什麽，而要問你能做什麽，功臣們天然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學者們說中國是外儒內法，至少在對待功臣上這話是對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賊一樣的人性本惡的哲學思想。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時曾對秘書林克說朱德是個右派，但他組織不起人馬。真是一語道破千古玄機！或許我們可以明白為何朱德能安然過文革，彭德懷卻受盡折磨而死。餘英時等人總說毛澤東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他們這些新儒家學到的隻不過是皮毛，毛才掌握了中國文化的精隨。
筆者一位同學提出一個解決方案。他認為麵對皇帝必然選擇有能力造反和無能力造反這個信號進行清洗，功臣們僅作出不造反的承諾是不夠的。為了使自己的承諾可信，功臣們應該交出兵權，在這種行動的承諾下，功臣們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這樣皇帝們可安枕無憂，大家也就相安無事，曆史上“杯酒釋兵權”就是這一方案的經典案例。應該承認，這一方案是極好的，讓很大一部分功臣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但對一個掌握過權力的人來說，這種政治生命的自殺卻不是一件容易選擇的事情。而且，對那些有極高威望的開國功臣來說，隻是交出兵權仍然不可能讓上頭放心。比如韓信，漢朝建國之初他就被廢為淮陰侯，兵權盡無，呆在長安無所事事。即使這樣，韓信最後也被滅三族。又如李世民，由於唐朝實行府兵製，李世民平定天下後回到長安其實也沒有什麽兵權，他在長安的實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殺後，李建成的人馬差點把秦王府攻破，後來靠扔出李建成的人頭破壞對方的軍心才奠定勝局。但是，李建成可沒有因為這樣放鬆對李世民的警惕。為何功臣交出了兵權還要被清洗呢？
其實用經濟學理論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功臣們的資產除了官位、兵權這些有形資產外，還有不可與其肉體分離的威望、才幹、人際關係和勢力集團這些無形資產。功臣們交出了兵權，但這些無形資產卻無法一起上交。可口可樂的總裁宣稱，即使可口可樂的所有工廠被毀，可口可樂憑借其無形資產也能迅速東山再起。同樣，韓信、李世民等的無形資產足夠讓上頭睡不安枕了。比如韓信，雖然賦閑在家，類似軟禁，但他到劉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噲家作客時，樊噲還是畢恭畢敬，說“大王乃肯臨臣”。樊噲在劉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呂後的妹夫，劉邦的老相識，對韓信如此態度，足見韓信在劉邦集團中的威望了。在曆史上，交出兵權應該說抬高了造反的門檻，使皇帝們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號進行甄別時隻能分離出一小部分威望極高如韓信、李世民之類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沒有兵權後倒真的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劉邦，他殺的就是韓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經獨當一麵的功臣，還囚禁過獨自鎮守過後方的蕭何，而周勃等戰將就逃過了清洗，因為劉邦很明白沒有獨當過一麵是很難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對於韓信、李世民這類級別的開國功臣來說，沒有任何信號可以讓上頭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無形資產，當然這就意味著消滅自己的肉體。如果韓信自殺的話，相信劉邦不會滅他的三族，相反會到韓信的墓前掉下幾滴眼淚，說不定還會給韓信的兒子封官，並招為駙馬。李世民就很聰明，沒有任何幻想，果斷地發動了軍事政變，殺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親，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為中國曆史上開國功臣奪取天下的唯一例證（要嚴格按儒家的標準，被稱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絕對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人，儒家的雙重標準由此可見一斑）。不過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為他是皇族的緣故，遇到的反抗較小，異姓的開國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機會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敗了。
隻要是家天下，屠殺功臣是一個走不出的死結。隻有在現代民主製度下，一方麵通過各種製度限製私人勢力的發展，一方麵通過領導人的選舉，使將軍們可以合法競選最高領導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這死結。在選舉製度下，通過參選這個信號，有野心和沒野心的將軍們倒是可以分離出來了。--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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