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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小說的時候，時常會有像是在讀詩的感覺。比如讀沈從文的《邊城》：
“……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隻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 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遊魚來去皆可以計數。”“ 翠翠在風日裏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
這些文字，詩境純淨，詩意盎然。
許多人都說蕭紅的小說散文化意味濃，我也有這感覺。從散文過渡到詩，就很自然了。事實上我讀魯迅的《傷逝》，也有一種讀詩的感覺。讀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裏第二章《好友之死》，我會想起海子的詩。村上寫道：
然而自從木月自殺的那個晚上開始，我無法再把死（還有生）看得那麽單純了。死已不再是生的對立。死早已存在於我的體內，任你一再努力，你還是無法忘掉的。因為在五月的那個夜裏箍住木月的死，也同時箍住了我。
我就這樣一麵感受那空氣的凝塊，一麵度過我十八歲那年的春天。但同時，我也努力不讓自己變得深刻。我漸漸能意會到，深刻並不等於接近事實。不過，左思右想，死仍舊是一種深刻的事實。我便在這幾乎令人窒息的矛盾中，來回地兜著圈子。如今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日子。在生的正中央，一切事物都以死為中心，不停地旋轉著。
似乎是，村上從死的窒息中活過來了，而海子沒有。
甚至讀雨果《悲慘世界》那麽厚重的長篇，我也從中體驗到詩心：一種頑強的、浪漫的仁愛。
說到自己的作品，我寫第一部小說《不能講的故事》時，就有讀者評說我的小說有些詩化。最近文友秦無衣寫道：“…… 虔謙的性格中，無疑具有惠安女性的這些特性。不過，在閱讀過她的作品之後，我發現，她的身上，更多的似乎是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鋒芒閃現的、光澤熠熠的詩人氣質。”
今年感恩節前，中國大陸發生了五個男孩因尋暖出意外不幸死於垃圾箱裏的悲劇。受到這個哀痛的震撼，我難以遏製地寫下了《天天和五個男孩》。我自己這樣描述這部小說：慘淡的現實，倔強的浪漫，詩一般的語言，融現實和童話為一體……
小說是細膩（或者說瑣碎）實在的，詩歌是空靈的。惠安女的辛勞是實在的，蘆花一生的悲歡離合是實在的，五個男孩的悲劇是實在的；而惠安女辛勞人生中的堅韌和期盼，蘆花與命運抗衡的溫柔和信念，五個男孩身後的火花…… 這一切，似一派無盡的留白，讓靈魂去尋覓，讓良心去觸摸，讓情愛去擁抱。小說中不僅蘊藏著詩意，小說語言本身就可以是很詩化的。比如《天天和五個男孩》中的這一段：
天天後來再也沒見過後老師。有人說，她搬回北京，又從北京搬到美國，就是她那個收養小狗的朋友住的地方。每天早晨，天天會習慣性地走到桐河邊，仿佛後老師還會劃著竹筏來接她過河。河水緩緩流著，天上的雲靜靜地倒映河水中。在這極靜中，天天意識到，後老師也已經離她很遠很遠了，雖然不像陶一然他們離得那麽遠，可是美國，它遠過桐河，遠過桐山，甚至遠過那北京城。偶爾有水鳥掠過水麵，飛向桐河對岸。天天看著那鳥兒的背影，它們遠去的鳴叫在她耳邊留下一串曲聲……
雖然詩歌是我接觸文學的第一步，但是我開始寫詩的時候，隻是喜歡和盡情，並不知道文學是什麽。由詩歌轉入散文，最後步入小說，我的終極感受：詩歌、散文和小說，雖然從語言技術上講各有特征，但是從它們內在的靈韻上看，它們之間真的並沒有太大的界限。前麵說到我從小說裏讀出詩的意味，其實詩歌散文也可承載小說般厚實的內容。古代的史詩也敘事，讀翻譯過來的荷馬史詩，除了感覺到語言的韻律外，實在很像在讀小說。我自己也寫過一部長篇敘事詩《劫後之魂》，寫的是一位在911中舍身救人的女子的前世人生。知名散文作家邱俊偉的獲獎作品《老嚴頭》，它的細節刻畫和對人事的描寫和小說不分上下。作者寫道：
老嚴頭個子很矮，當然矮決不是他的錯，但是他的胖就顯得太瘮人。別看我們幾個夥伴學習不怎麽樣，但是起外號絕對是一流。栓子眉頭一皺說：以後就管老嚴頭叫“武大郎”，我想了想說還是叫“矮冬瓜”更合適。三娃子的鼻涕眼看就要流過嘴巴，他狠狠猛吸了兩口，把兩條鼻涕收回去，說該叫“嚴矬子”。最後鐵蛋把我們全部否定，鐵蛋起的外號，我們一致讚成，從此稱呼老嚴頭為“鐵公雞”，就是小氣的意思。
正因為小說、散文和詩歌之間有著相通的文學靈性內核，所以看到一位三棲作家我不會吃驚，但是假如看到一位小說家寫不好散文，我會。
中國畫講求虛實相間。一個完滿的人和人生也一樣有實有虛。而作為生活映像的文學，詩歌、散文、小說，以相同的虛實內涵，不同的虛實層級度數，共同構架了和諧完整的文學華屋。
謝謝貝卡欣賞厚愛，很受鼓舞！
謝謝飄俠，好久沒見，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