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1341 --- 美國與金融新世界

美國與金融新世界 2008年10月09日10:14 Zachary Karabell 很 快，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會告一段落──這可能需要一個月，也可能需要一年。然而，不管何時結束，這場危機對美國而言都標誌著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從1945年二戰結束到現在的這六十多年來，美國一直是全球資本和資本主義的中心。今後，美國仍將是一個重要的中心，但不再是唯一的中心。 1945年，經過與德國三十年的艱難對抗，英國在軍事上凱旋而歸，但在經濟方麵卻變得山窮水盡。一年以後，英國垮了，找不到資本，經濟也瀕臨崩潰邊緣。除了向美國求助，英國別無他法。美國於是開出了那些最終令英國退出世界舞台的條件。美國現在還沒有淪落到英國的境地，而作為美國債權人的中國也還沒有我們當年的實力。不過，由於美國政府對待資本缺少一種更為謙卑和現實的態度，我們正走向英國當年的老路。 Corbis 當前金融業的景況與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製造業的情況類似。在此之前，美國製造業的產量占到了全球總產量的一半。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和日本開始成為製造業巨頭。台灣、新加坡、韓國以及其他得益於美國援助的國家也後來居上。製造業的全球化不斷發展，九十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更是加快了這一勢頭。雖然美國如今仍然在全球的製成品市場占據可觀的份額，但卻絕非獨占鼇頭。美國現在製造業的從業人員有1,300萬（占美國勞動力的10%），而在二十世紀中葉，美國製造業創造了全國三分之一的就業機會。金融業眼下正經曆著類似的情況。 在過去的五年裏，數萬億美元的財富從美國和歐洲轉移到亞洲、中東和俄羅斯，為美歐換回了石油、原材料和廉價的製成品。這些財富的轉移對美國經濟而言究竟是利是弊廣受關注──就這一問題還有許許多多的爭論──但財富的流出卻是不爭的事實。 你可以說，向產品生產國──尤其是中國──的財富轉移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那些否則將難以負擔的商品，但對美國勞動力市場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向盛產石油以及賤金屬的國家的財富轉移造成了美國的經濟消耗，尤其是當這些資源價格高企，成本上升的時候。 這種財富轉移發生之時正值美國的金融係統開始更多地介入住房市場。美國的資本外流是如饑似渴的各家銀行轉而尋求更為怪誕的杠杆融資方式的一個原因。這掩蓋了實際資本的流失。 然而，即便如此，美國的金融機構依然擺出全球領袖的架勢。中國、海灣地區、印度、巴西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變得日益富足起來，它們依賴著華爾街的專業知識、敏銳視角和建議。去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都會在那裏的央行和投資銀行裏發現畢業於美國商學院、曾在華爾街重要金融機構工作過的員工。幾乎沒有哪個大筆交易能和美國銀行或者華爾街融資脫得了幹係。現在，這種情況一去不複返了。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結構性原因。現在出現了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它們不依賴於美國，沒有那麽高的杠杆，而且充滿自信和雄心壯誌的中產階級也正在那裏蓬勃興起。其次，美國金融機構一統天下的局麵之所以終結，還因為這些新發展起來的地區並不認為美國是資本的好去處。 奉行國家主導資本主義的地方──比如波斯灣地區和中國──覺得美國有太多的限製，這簡直是天大的諷刺。主權財富基金一年前還在美國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它們擁有的現金足以拯救華爾街和美國房市好幾次，而現在居然說“不”。 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朗是原因之一，但美國監管製度的特性也難脫罪名。《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和《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中的反洗錢條款無意間讓合法的投資商望而卻步。此外，美國的稅收製度也給在美經營的企業造成了沉重的負擔。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當財富轉移發生之時，越來越少的國際機構願意把資本投放到美國。 無論你認為企業稅的高稅率在道義上或財政上講合理與否，這都是事實。實際上，由於美國的高企業稅和歐洲（低）及亞洲（在一些地方根本不征收）企業稅率的差別，即使是在美國上市的跨國公司也把利潤置於美國之外，從而避免繳納高額的稅款。 此外，監管體製對在美國上市公司的要求迫使許多公司轉向其他市場和交易所融資。這推動了香港、迪拜、甚至倫敦等金融中心的蓬勃發展。 這不應該是一場黨派之爭。讓富有的美國公司──而非為生計操勞的中產階級──承擔更大一部分的稅基當然是言之有理。有道理，但卻不現實。美國政府再也無法對全球資本指手畫腳。曾幾何時，當美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當世界需要華爾街的資金時，美國政府可以用自己製定的規則對資本征稅，並進行控製。現在情況不同了。美國可能有這樣的願望，但已經沒有這樣的能力了。 眼下華盛頓的辯論表明他們還沒有看清楚這個現實。辯論雙方都容易陷入美國經濟主權的錯覺。手握大量現金的公司和國家越來越將美國的法律、規定和態度視為不必要的負擔。隨著消費活動在美國和歐洲以外地區日益活躍，以及其他金融中心蓬勃發展，全球資本投放到華爾街或美國實體經濟的意願和需求都變得越來越小。 眼下，即便華爾街分崩離析，美國對全球經濟來說依然至關重要。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充滿生機的消費文化，致力於創新的公司，而且還緊密地融入到了國際體係之中。但美國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的中心。而且華爾街遭受的金融危機正在促使其他國家結成繞開美國的聯盟。 所有這些並不都是完全負麵的。在一個真正相互依存的世界裏，更多的財富和全球性的活動都可能成為全人類的福祉。在美國和歐洲以外運營的美國公司已經從中獲益。但是如果不能接受新的現實，那麽結局將不堪設想。 隨著美國政府注資救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試圖憑借一己之力強留資本的做法隻會導致更多的資本流失。我們現在是眾多市場中的一個，當然美國市場仍然龐大而富足，不過一個明智的國家不僅僅會看到自己的優勢，也會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一個更為可靠的國內資金基礎依賴於美國被視為理想的投資目的地，而不是像李爾王(King Lear)那樣獨鬥風雨，被蒙蔽、被拋棄。 （編者注：本文作者是River Twice Research總裁。他所撰寫的《美國與中國如何合二為一》(Chimerica: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came One)明年將由Simon & Schuster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