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1312 --- 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摘自《求是》2001第3期）

(2001-08-22 11:26:48)
內容提要：
科技革命、自我調節和資本擴張，促成了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個背景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表明其緩解的餘地將達到極限。不管前麵的路還有多長，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

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算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360年的曆史。從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到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從生氣勃勃到危機、動蕩，資本主義經曆了由盛而衰的曆史轉變，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已經弄到了相當狼狽的地步。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又出現了新的轉機。它不僅沒有在世界上消失，而且有了很大的發展。目前，從經濟、科技發展和生活水平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我們這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要高得多。那麽，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已經克服？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基本曆史規律是否已不再成立？這是關係到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時代課題。毫無疑問，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人應當自覺地承擔起回答這一課題的莊嚴使命。

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及其主要原因
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首先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5％。到90年代末，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達30萬億美元，其中西方發達國家所占比例高達75％，而美國更是超群挺出，獨占26．6％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萬美元還多。隨著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進入以高消費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會”，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有所緩和，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具體演進中產生的一些繁榮現象。

那麽，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為什麽能夠得到如此快速的發展呢？
一是新科技革命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以計算機技術、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空間技術為標誌的第三次技術革命，造就了一批新興產業，帶動了原有產業部門的改造，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金融、信息和其他第三產業迅速崛起，目前在西方國民經濟中的平均比例已達到2／3左右。即以美國為例，其經濟增長約30％來自高新技術產業部門，信息技術產業已成為其最大產業之一。

二是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的自我調節，在一定程度上暫時緩解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對生產力發展的製約。自從社會主義以其巨大的優越性出現於世界，國際資本主義便一方麵千方百計地同社會主義進行鬥爭，一方麵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某些環節和經濟社會的運行、管理機製作了不少的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鑒社會主義的一些作法，從而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僅能夠容納現實的生產力，而且生產力還在發展。

三是在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繼續存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還沒有建立的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經濟、科技甚至軍事優勢，在世界市場上獲得了巨大利潤。二戰以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雖然獲得了獨立，但是在經濟、政治、軍事上仍然未能擺脫國際資本主義的控製和威脅。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恰好為壟斷資本的擴張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首先，它為壟斷資本提供了投資場所。1960—1980年間，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輸出累計達5500億美元。輸出的結果，是資本的迅速增殖。其次，它為西方產品提供了新興市場。80年代中期，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額占美國對外貿易額的35％，出口到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超過了對西歐、日本出口的總和，這對緩解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再次，它為西方提供了大量的廉價資源和初級產品。發展中國家約有2／3的出口產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初級產品）是麵向發達國家的。美國、歐共體、日本對13種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賴程度分別為60％、90％和92％。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以低價向西方出口，西方的工業製成品則以高價向發展中國家出口。這一低一高，決定了利潤的流向。

科技革命、自我調節和資本擴張，內外配合、互為補充，恰似三條竹篙，把資本主義的渡船暫時撐出了覆滅的漩渦，使它得以在喘息之後又一次意色揚揚地麵對世界。資本主義的這種新發展證明了什麽呢？不能證明資本主義製度的優越，也不能證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解決，而隻是證明：由於新的曆史機遇的產生和自身的消極揚棄，資本主義所容納的生產力還有一定的發揮餘地。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正是由於這一基本矛盾的運動，人類社會從低級形態發展到高級形態。資本主義生產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基本矛盾表現為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衝突。一方麵，個人的生產資料變成了由許多人共同使用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另一方麵，生產資料和產品卻由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斷擴大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化程度；而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之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卻像幽靈一樣橫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結合，不允許生產資料正常地發揮作用，不允許工人合乎人性地勞動和生活。大河奔流、壩壘橫截，不是大河被阻就是壩壘崩塌，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就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根源。

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暫時緩解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對生產力發展的製約，但是這個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如果從更廣闊的曆史視野來看，它非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其具體表現是：

資本更加集中。美國擁有10億美元以上資本的大工業公司，由1955年的22家發展到1992年的316家；擁有100億美元以上資本的特大公司，由1970年的2家發展到1992年的49家，分別增長了13．4倍和23．5倍。10億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擁有的資本在整個工業資產中所占比例，從1960年的23％增加到1990年的71．2％。30％的公司占據了製造業全部增加值的80％。由於資產增加，利潤大幅度增長。美國擁有10億美元以上資本的大公司所獲淨利潤在所有公司利潤中所占比例，從1960年的38％上升到1990年的73．2％。100家公司的利潤，超過了37萬家公司淨利潤的總和。英國、德國和日本擁有10億美元以上的大工業公司，由1965年的1家，發展為1991年的191家；擁有100億美元的特大工業公司，由1970年的1家發展為1991年的56家，分別增長了190倍和55倍。日本占0．9％的公司控製了86％的資本，德國109家大公司控製了64．7％的資本，英國42家公司中的3家最大公司控製了42．2％的資本。

少數大銀行幾乎控製著全社會的貨幣資本。在全世界最大的500家銀行中，美國銀行從1970年的185家減少為1980年的96家，存款卻從2960億美元上升為1．33萬億美元。10家最大商業銀行的存款，在整個銀行存款中所占比例，從1950年的15．5％上升為1982年的39％。日本5家商業銀行集中了全國存款的2／3，英國4家商業銀行則集中了全國存款的90％以上。少數壟斷寡頭牢牢控製著經濟命脈。美國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公司控製著美國汽車產量的90％，豐田、日產和本田控製著日本汽車產量的3／4，德國戴姆勒—奔馳、大眾和阿佩爾公司控製著德國汽車產量的3／4。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電話電報公司等壟斷集團大量兼並企業，資本擴張了幾百倍。原有的一些大財閥也不甘寂寞。如洛克菲勒集團從石油行業伸展到軍火、電子、化學、原子能、機器製造業及運輸業；摩根集團從鋼鐵工業擴張到石油、電子、汽車、原子能等行業；由製造軍火起家的三菱集團向銀行、保險、重工、化工、石油行業發展。一些家族式大資本家與大銀行、大財團相互持股，轉化為資本更加雄厚的壟斷財團，不僅壟斷生產，而且壟斷原料、設計、銷售網等各個環節。在分工和協作更加細密，生產、流通和交換連成一體，而且科研、文化教育、第三產業也廣泛社會化的今天，生產資料的這種高度私人占有，無疑對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構成了嚴重阻礙。 所有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問題在於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國有經濟的發展。不錯，戰後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建立了國有經濟，其產值曾經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0％。但是，隻要我們稍加留心，就可以發現，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有經濟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電力、交通運輸、港口、郵電等部門。這些部門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單個資本家不願投資，但又是所有資本家增殖資本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於是，資產階級國家跑出來，充當起協調者的角色。它在這些部門投資，其實是代表了資本家的總體利益。另一類是煤炭、鋼鐵等傳統工業部門。這些部門由於技術落後，出現巨額虧損。部分資本家承擔不起這份虧損，而這份虧損引發的社會問題又要嚴重危及所有資本家的利益，那就隻好由所有資本家共同承擔。於是，國家代表所有資本家把它收歸國有。為所有的壟斷資本服務，就是資產階級“國有”的實質。此外，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出於軍事和政治需要，在軍火、宇航、造幣及高技術研究等部門，也發展了一些國有企業，這更是為了所有資本家的整體利益特別是長遠利益。總之，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國有經濟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得不進行的一種調整。這樣的國有經濟，絕不會因為有了“國有”的字樣而歸全體人民所有，不過是由個別資本家占有變成一群資本家占有而已。它不僅沒有改變私有製，反而鞏固了私有製；不僅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的統治，反而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統治。正如恩格斯所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629頁）把資本主義的國有製看成公有製，並據此認為資本主義正在向社會主義“趨同”，難道不是十分荒唐的麽？

問題還在於如何看待西方發達國家股份製的發展。在戰後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居民入股人數增加，出現了所謂“股份分散化”趨勢。西方的一些論者稱之為“資本的民主化”，說什麽持股的工人和職員也成了公司財產的“共有人”即資本家，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人民的資本主義”。近些年來，這種論調在西方已經日漸式微，殊不料卻在中國的一些論者中間找到了新的市場。什麽“股份製的出現大大推動了所有製由私有製向公眾所有製的發展”，而公共所有製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公有製”，諸如此類的議論一時間成為不大不小的時髦。“股份分散化”改變了股份製的私有性質嗎？判斷股份製的性質，不能看多少人參了股，而要看參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的股份掌握在什麽人手裏。現在就讓我們來解剖一下美國這個麻雀。在這裏，10％的富裕家庭擁有全部股票的89．3％、債券的90．3％，更富的5％的家庭擁有全部股票的83％，最富的1％家庭則掌握全國股票的63％、國債的63％；而參與“員工持股計劃”的10％的職工擁有的股票僅占1‰。1‰算什麽呢！一根毫毛能成為大象麽？說這樣的持股者是資本家，簡直是天方夜譚。說到底，“股份分散化”不過是大亨寡頭們搜羅勞動者消費資金的一種巧妙形式，其用場在於支配和控製更多的資本，以降低自有資本的投資風險，加重對勞動者的剝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指出：“工人們持有幾張股票所帶來的變化，對於他們自己生活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經濟學》第66頁，麥格勞－希爾圖有限公司1980年版）事實正是如此，在大亨寡頭們坐收滾滾紅利的時候，工人、職員們依舊要靠出賣勞動力為生。這就是“股份分散化”的事實，任何人用任何美妙的言詞都無法掩蓋的事實。我們中國的這些論者硬將這樣的股份製說成是“公有製”，是出於什麽樣的一種動機呢？

實物經濟和符號經濟嚴重脫節。為了緩解生產不斷擴大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戰後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大大刺激了金融投機活動。大量資本從實物生產和貿易領域轉向金融和房地產投機場所，導致有價證券、存款貸款、外匯等無實物載體的虛擬資本劇增。1980—1997年底，世界股票市場上的資本額增加了1388％，而同期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僅增加了60％。90年代中期美國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平均指數年均增長超過20％，而其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隻有3％左右。目前，國際資本市場每天的外匯交易額高達2萬億美元，但其中用於生產的僅有10％。金融資本高度虛擬化，日益演化為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符號經濟係統。

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及其導致的金融擴張，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應當說，金融自由化的苦心沒有白費，金融擴張以及經濟泡沫化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掩蓋了生產過剩的矛盾，但是又在更大的時空範圍製造了新的矛盾。表麵的繁榮與過度消費是建立在西方所謂“信用”以及第三世界大量的廉價商品向西方發達國家的集中與轉移基礎上的。金融擴張使西方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透支經濟”，沒有實物經濟支撐的“透支經濟”遲早會發生信用危機，威脅到整個經濟的發展。

階級關係的實質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無論怎樣變化，資本家階級的本性都不會改變。他們擁有巨額資本，無償占有和共同瓜分勞動者的剩餘勞動，仍然是名符其實的剝削者。與過去相比，家庭式資本和個人資本家控製企業的方式有所變化，其中有些不再直接管理企業，而是采取控製股權和雇人管理企業的方法，由直接控製改為間接控製。經理資本家的人數和作用增大，但是家庭資本和個人資本家的作用並未消失。他們憑借巨額資本和廣泛的社會聯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繼續起著“大吸血鬼”的作用。不參加實際生產過程的資本家，則利用手中的巨額資本，從事證券投機活動，成為純粹的食利者和“真正的社會寄生蟲”。

與戰前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隊伍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體力勞動者減少，腦力勞動者增加，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藍領、白領的消長。目前，國內外都有這樣一種看法，即白領工人不再是工人，已經上升為“中產階級”，而這些工人人數的增加，則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差別越來越小。這如果不是沒有根據的妄說，就是為掩蓋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而對事實進行的有意歪曲。白領的收入確比藍領高些，但也僅能達到維持小康生活的水平，其實並不富有，而且隨時麵臨被解雇的威脅。一旦被解雇，生活同樣會陷入困境。當然，其中也有極少數人擔任了總經理、技術總監和主管之類的高級職務，收入豐厚，並持有一定數量的股票，但是這些白領已經不再是普通的白領，而是變成了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這個極少數怎麽能夠代表那個絕大多數呢？對絕大多數工人來說，不管領子的顏色發生怎樣的變化，都改變不了他們雇傭勞動的階級地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於它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因而也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說，把以腦力勞動為主或者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但是，這一點並不妨礙物質產品是所有這些人的共同勞動的產品，或者說，並不妨礙他們的共同勞動的產品體現在物質財富中；另一方麵，這一分離也絲毫不妨礙：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係是雇傭勞動者的關係，是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的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444頁）

人們看到，隨著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隨著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在美國，1980年時，大公司經理資本家的收入相當於普通員工的40倍，而今已上升到400多倍。1973—1993年，全國工人的實際工資以年均0．7％的速度下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億萬富翁的數目卻一路上升。據《福布斯》雜誌預測，在下一個美國富豪的排行榜上，400個中將有250個是億萬富豪。麵對這樣的現實，即使是美國的《1999年總統報告》，也不得不承認：“競爭性的市場力量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造成的工資分配日益不平等，致使某些人發現，即使努力工作，仍然難以養家糊口”。目前，沒有財產的家庭占40％以上，許多家庭的負債超過微薄的資產，約有20％的人生活在全國貧困線以下，2000多萬人缺乏足夠的食物，200多萬人露宿街頭。500個城市中，每6個人中就有1個貧困者。死亡人口中，有一半死於貧困。當年的紐約州州長馬裏奧·庫奧莫哀歎道：與其如裏根總統所說美國是“山頂上一座輝煌的城市”，毋寧說美國存在著“雙城”，一個富人的美國，一個窮人的美國。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全球化
如前所述，國際資本主義把資本的吸血管伸到全球，是為了緩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自己得免於死亡。吸血雖然見效，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畢竟是揚湯止沸的短期行為。它在創造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係的同時，也把資本主義的病灶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擴展到了全球。

眾所周知，所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係，就是以國際資本主義為中心、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外圍的不平等經濟結構。矛盾的雙方各以自己的對立麵為存在前提。國際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控製發展中國家的同時，肯定也要套住國際資本主義自己。伴隨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必然要越來越取決於第三世界的發展狀況。 半個多世紀以來，獨立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中國家，其工業化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為起步階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為快速發展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5％—6％），70年代後期以來為停滯—衰退階段（1980—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2．6％，1990—1994年為－0．1％）。這個曆程呈現出一條“增長—衰退”的鍾型曲線，極為鮮明地顯示了資本主義緩解自身基本矛盾的努力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國際資本主義為緩解基本矛盾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資本→刺激、推動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發展，為國際資本主義準備了新鮮血液→國際資本主義吸血緩解了基本矛盾，發展中國家卻因貧血甚至被榨幹而經濟陷於停滯甚至衰退。那麽，以後如何呢？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還怎麽緩解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看一下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現狀：
——產業結構內部，農業、農村衰退，造成工農業發展失調。戰後初期，多數發展中國家尚能維持糧食的自給自足；進入80年代以後，糧食緊缺日益加劇，並發展為糧食危機，非洲大陸甚至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大饑荒；90年代以來，糧食危機依然沒有明顯緩解，甚至範圍還有所擴大。聯合國糧農組織曾對9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表明有70個國家的糧食狀況趨於惡化。農業、農村的衰退，必然要導致國內市場發育緩慢，甚至出現萎縮，從而阻礙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

——工業體係內部出現了“雙重化”的結構分化。這種現象在以外向型經濟為主要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顯得尤為突出。“出口導向”是許多拉美國家和部分東亞國家采取的主要發展戰略。然而，過分依賴海外市場特別是西方市場，必然要使本國和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出現不均衡變動，導致出口型產業過度膨脹和內需產業的相對萎縮，從而為經濟波動埋下隱患。 ——處於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發展中國家是以所謂的“比較優勢”加入國際分工體係的。那麽，發展中國家究竟有什麽“比較優勢”呢？無非是廉價資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資源。這樣的“優勢”正好把發展中國家送入國際垂直分工的底部，造成“不發達的發展”。

——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在工業化初期，這些發展中國家以極其廉價的原材料及粗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交換，“經濟互補性”較強。但隨著部分發展中國家生產能力和產品檔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術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長，競爭性相對加強，南北經濟關係的互補性相對減弱。於是，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 農業衰退、工業結構“雙重化”、不利的國際分工地位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構成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的陷阱。國際資本主義也許不曾預料，它們給發展中國家挖了陷阱，結果自己也掉了下去，這就是資本國際循環的受阻。

首先是加劇了壟斷資本的過剩和“泡沫化”趨勢。自80年代以來，工業化初期大量流向第三世界的西方資本開始回流。發展中國家占西方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由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1984—1988年，發達國家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直接投資減少了50％。在國際貿易方麵，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大量剩餘資本回流西方，擴充了橫行於世的投機資本，使當代西方經濟的投機性與賭博性越來越強。80年代以來，為數眾多且規模巨大的資本投機集團，即所謂“對衝基金”的迅速湧現，是世界經濟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現象。資本過剩與貨幣資本投機，大大增加了西方乃至世界經濟體係的金融風險。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其次是抑製了西方產業資本的擴張。西方在能源、原材料及其他初級產品方麵進一步依賴發展中國家，而自身的實物經濟則進一步萎縮。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出口的相對下降和巨額的貿易逆差。目前，美國這個被認為是最發達的國家，卻是全球最大的貿易赤字國。1998年，它的貿易赤字高達2616億美元。造成美國外貿巨額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礦物燃料和製成品的入超。這充分反映了美國經濟中實物生產下降的事實。

其三是全球範圍的兩極分化。首先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兩極分化。江澤民同誌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的發言尖銳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至今仍舉步維艱，南北發展差距和貧富懸殊愈來愈大。一邊是北方發達國家財富的不斷積累，一邊是南方發展中國家貧困的不斷加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並沒有使世界各國都普遍受益，世界發展中的不平衡更趨嚴重。全世界有十三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日平均生活費用不足一美元。發達國家擁有全球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十六和出口市場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僅分別擁有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十八。”其次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兩極分化。一些發展中國家不顧國情，盲目認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紛紛建立私有製的經濟製度，讓資本向少數所謂投資意識強的富者那裏集中，其結果非但未能造就一批實業興國的誌士，反而孳生出一個買辦資產階級。他們一方麵幫助西方壟斷資本掠奪本國人民，一方麵極力仿效歐美的生活方式。由於國際壟斷資本的剝削，不可能積累很多的資本；即使有所積累，這班買辦也往往不是用來擴大再生產，而是用於窮奢極欲的享受。其結果是富者生活豪華，幾近歐美大亨；貧者生計艱難，甚至衣不遮體。如此全方位的兩極分化，必然要導致全球範圍的需求不足、經濟衰敗、環境破壞和社會動蕩，從根本上動搖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統治。 當代世界曆史的進程表明：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沒有也絕不可能在資本主義體係內部得以解決。經濟全球化將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達到極限，也將使緩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餘地達到極限。往者不可諫，來者不可追。完全可以肯定，而今而後，它緩解矛盾、延長壽命的手段將越來越少，麵臨的矛盾和危機將越來越多。不管前麵的路還有多長，資本主義必然要走向滅亡的深淵。對於世界曆史的這個大趨勢，資本主義世界的正直學者也許體會得更加深刻。美國研究世界體係的著名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就曾坦率指出：“資本主義將成為過去，它的特定的曆史體係將不再存在。”“它是人類曆史上的一次吸引人的演習——一次特殊和異常時期的演習，但可能是向更為平等的世界過渡的漫長曆史中的一個重要時刻；或者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人類剝削形式，在它後麵，世界便回複到較為穩定的形式。”（《曆史資本主義》第108、10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代替資本主義的那個“平等的世界”是什麽？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就作了石破天驚的回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摘自《求是》2001第3期）